在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中，邏輯素養的培植往往受到高度重視。根本原因，就在于邏輯是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東西，它既是“有理說理”的理性生活的重要基礎，也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思維工具。不過，人們對于邏輯的理解，通常停留在亞裡士多德以來所發展起來的形式邏輯層面，而很少關注由黑格爾所創立的辯證邏輯，似乎後者并非邏輯的合法形态。但事實上，辯證邏輯是邏輯發展的一個“高階”，也是人類思維的一個“進階”，對于思維空間的拓展和創新意識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李佃來，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哲學。

文章來源：《探索與争鳴》2023年第1期

形式邏輯的有限性

邏輯學是研究人類思維規律的科學，而邏輯表征的是人類思維的法則和定律。這裡所謂的形式邏輯，指的是由大前提、小前提以及結論所組成的“三段論”邏輯，其創立者是亞裡士多德。邏輯學家今天對于邏輯的研究，雖然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形式邏輯的領域，但形式邏輯無疑是兩千多年來人類對于思維規律的最基本的把握方式，也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中通常會運用到的最主要的邏輯。

形式邏輯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青睐，主要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有理據、正确的、理性的思考方式和思維模式。通過這種邏輯，人們不僅可以将自己的思考、說話、推理、論證牢牢建立在既定的前提之上，而且可以從既定的前提，順理成章地推導出确定無疑的結論。理性生活世界的構建和科學知識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種形式邏輯的自覺運用。

形式邏輯盡管在指導人們正确思維上有重要意義，但也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局限性。這不僅是因為形式邏輯無法解決包括人的情感、意志在内的存在問題，同時還因為它在促成知識之形成的同時，也阻滞了思維的創新。要對後一種情況予以充分審視，則要看到形式邏輯作為知性邏輯的本質。衆所周知，知性是與感性和理性相區别的人類思維形式，其标志性思維路線，是遵照“是什麼”的問題意識，對事物的性狀、類别等加以明确界定，從而在确證事物的存在中形成科學知識。形式邏輯之所以是一種知性邏輯，原因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形式邏輯是通過建立用于界定和述說事物的範疇來形成判斷和推理的，而範疇恰恰是知性思維之網的“網上紐結”（列甯語）；二是形式邏輯所遵守的同一律（無矛盾律），正是知性的最重要定律。在對世界萬物的認識和研究上，知性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将感性認識升華為科學知識的關鍵一環，也是人類擺脫蒙昧無知的狀态并由此走向啟蒙的重要思維前提。用黑格爾的話說，“認識起始于理解當前的對象而得到其特定的區别。例如，在自然研究裡，我們必須區别質料、力量、類别等，将每一類孤立起來，而固定其特性”。知性的這種重要地位，也彰顯了形式邏輯的意義。

然而，知性思維是一種有邊界的有限思維，其所把握的對象，是既定的、非此即彼的有限事物。同理，作為知性邏輯的形式邏輯，是一種關于有限事物和有限關系的邏輯，充當的是有限科學的方法。這也是黑格爾對形式邏輯的基本判斷和界定。形式邏輯的有限性，不僅在于它隻能從知性思維層面，根據同一律來認識有限事物和有限關系，同時也在于與此相關的另一個方面，即它所執行的推理并不可能超出既定的認知框架。後一個方面不難理解：“三段論”式的形式邏輯是一種由前提到結論的演繹邏輯。演繹所依賴的前提，是一些固定為公理的認知框架，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一種“舊”知識。由前提所演繹、推導出的結論固然也代表着一種新認識和新知識，但這種新認識和新知識必定無法形成對原有認知框架的根本性突破。由此來看，形式邏輯盡管可以形成無限延展的邏輯鍊條，但其所表征的思維空間必定會局限在既定的認知框架和邊界内。這個邊界之内的事物和關系，可以通過形式邏輯和知性，按照同一律來加以确證。這個邊界之外的事物和關系，則是原有的認知框架和形式邏輯所難以達及的東西。形式邏輯的有限性由此可見一斑。之所以說它會阻滞思維創新，原因是一目了然的。

辯證邏輯的思維特質

在哲學史上，康德對現象和物自體的區分，間接地提出了傳統形式邏輯的有限性問題，因為按他的觀點，通過這種知性邏輯所得到的知識，并不能反映事物本身和本質世界，即物自體是不可通過知性範疇得到把握的。不過，康德并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而是把“任務”留給了黑格爾。在康德的基礎上，黑格爾系統地研究了邏輯學，并創立了辯證邏輯，從而為解決傳統形式邏輯的有限性問題，提供了一個根本方案。

顧名思義，辯證邏輯的靈魂就是辯證法。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經将辯證法概括為三大規律，即質量互變規律、對立統一規律以及否定之否定規律。這三大規律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承認矛盾的存在。因為對立統一規律本身就被稱為矛盾規律，而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也都突破了形式邏輯和知性的同一律，從而深刻體現了矛盾思維。在此意義上，辯證邏輯就是一種容納了矛盾律的邏輯。按照通行的理解，人們不會把辯證邏輯歸在邏輯的譜系中，原因是在人們看來，邏輯是無矛盾的、自洽的，自相矛盾的說法和論證的一大通病，就是與邏輯思維相違背。但在黑格爾看來，不承認矛盾的邏輯歸根到底隻是知性邏輯，而知性邏輯并不能涵蓋人類思維的全部，或者它隻是人類思維的基礎環節和位階。要全面地把握邏輯，并用邏輯來反映人類思維規律，就必須要在知性邏輯的基礎上發展出處在更高位階的理性邏輯。理性邏輯本質上是思辨的，它必定不會滿足于推理和判斷上的抽象同一性，而是要以矛盾為根本中介來把握人類思維活動以及事物的存在。所以，理性邏輯實質上就是辯證邏輯，而辯證邏輯也應當被認定為邏輯的合法形态。

與傳統形式邏輯相對照，容納矛盾律的辯證邏輯所開啟和展現的思維，是一種顯而易見的“跨界”思維。因為按照辯證邏輯，矛盾不是制造混亂、無法化解的“死結”，而是新的東西之生成和出現的根本前提。新的東西的生成和出現，就代表着一種“跨界”。這個情況，鮮明地體現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例如，質量互變規律中從量到質的轉變，對立統一規律中對立面的相互轉化與統一，以及否定之否定規律中在更高意義上的重新肯定，都可被視為一種以新的東西的生成和出現為标志的“跨界”。與此相反，傳統形式邏輯默認的是一種量化思維，它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推理模式，隻包含是與非、肯定與否定這兩種類型的判斷，所以與其在思維上的有限性相對應，它并不承認任何意義上的“跨界”。有趣的是，形式邏輯的創立者亞裡士多德在用“四因說”以及“潛能與現實”來說明實體和形而上學時，恰恰向人們展現了一種與形式邏輯不相容的“跨界”思維，因為不管是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目的因，還是潛能與現實，都是處在不同思維和認知界面上的東西。就此而論，黑格爾的如下評論是中肯的：亞裡士多德并不是依照其所創立的形式邏輯來進行思維的，“如果亞裡士多德是這樣做的話，那他就不會是我們所認識的這個思辨的哲學家了；如果他是依據這些普通邏輯的形式的話，他的命題、觀念就沒有一個能夠被建立、被斷言、被主張”。

對于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的差異以及前者的“跨界”思維，恩格斯曾作過深刻闡釋。他指出：“辯證邏輯和舊的純粹的形式邏輯相反，不像後者那樣隻滿足于把思維運動的各種形式，即各種不同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列舉出來并且毫無聯系地并列起來。相反，辯證邏輯由此及彼地推導出這些形式，不是把它們并列起來，而是使它們互相從屬，從低級形式發展出高級形式。”形式邏輯之所以把不同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毫無聯系地并列起來，是因為根據這種邏輯，不同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之上，從屬于不同的認知框架，相互之間并不可能形成内在打通和跨界。而如果辯證邏輯的情況正如恩格斯所指，從低級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發展出高級的判斷形式和推理形式，那麼，這自然就表征着一種将不同形式予以内在打通之後所形成的跨界。

辯證邏輯對思維創新的意義

不容否認，辯證邏輯的“跨界”思維對于解決形式邏輯的有限性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隻有通過這種“跨界”，才能夠形成對單純知性思維和既定認知框架的實質性突破。這也告訴我們，與阻滞思維創新的形式邏輯相比，辯證邏輯在開拓思維空間、形成思維創新上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是遠遠超出人們通常想象的。不過，人們可能會認為，借助于經驗歸納，同樣可以解決以演繹為根本方法的形式邏輯的有限性問題。比如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和研究人員要通過大量的實驗來取得新數據，以此推進先前的結論。這個看法自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更要看到，以經驗歸納為基礎所形成的新結論，如果沒有根本性地擺脫先前的知識框架，那麼也就沒有解決形式邏輯的有限性問題，而隻有在經驗歸納的基礎上形成思維“跨界”，即用全然不同于先前知識框架的新範式來思考和推理，才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真正的突破。而這依然證明了辯證邏輯的意義。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獨具慧眼地指出過這一點：“隻要自然科學運用思維，它的發展形式就是假說。一個新的事實一旦被觀察到，先前對同一類事實采用的說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從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說明方式——最初僅僅以有限數量的事實和觀察為基礎。進一步的觀察材料會使這些假說純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後以純粹的形态形成定律。”

辯證邏輯帶來思維創新的例子，在自然科學以及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上比比皆是。就自然科學的發展來說，衆所周知，在物理學領域，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提出，是對伽利略和牛頓等人創立的經典物理學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在化學領域，拉瓦錫對于氧氣的發現，則是對燃素說的一次革命性推進。這些革命性突破和推進的最重要前提，就是思維上的“跨界”和創新。試想，如果停留在原有的科學認知框架内，怎麼可能形成這些突破和推進呢？由此可見，雖然形式邏輯在自然科學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科學革命和科學發展的最根本驅動力，來自辯證邏輯。恩格斯極為深刻地看到了這個問題，由此強調：“對于現今的自然科學來說，辯證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因為隻有辯證法才為自然界中出現的發展過程，為各種普遍的聯系，為一個研究領域向另一個研究領域過渡提供類比，從而提供說明方法。”他同時還強調，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通過辯證邏輯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思維。

就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而言，辯證邏輯帶來思維創新和理論進展的範例，以黑格爾和馬克思最為典型。黑格爾不僅在邏輯學領域，用辯證邏輯取代了傳統的形式邏輯，而且運用辯證邏輯，在政治哲學層面研究了法、國家等重大現實問題。黑格爾的這項工作，大尺度地推進了近代以來建基于自然法的政治哲學理論，使後者在社會和曆史的支點上，獲得了新的理論奠基。馬克思在創作《資本論》時，也以批判性地繼承黑格爾為前提，明确地将辯證邏輯運用到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剖析中。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獲得了成功，以緻德國現代的經濟學派隻是由于借口批判馬克思而抄襲馬克思（還常常抄襲錯），才勝過了庸俗的自由貿易派”。馬克思的成功之處，集中地說，就在于跳出了由亞當·斯密等人所确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框架，發現了以剩餘價值的生産為代表的新事物和新關系，從而在範式上革新了政治經濟學，并為解釋人類曆史和改變世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理論基礎。

在日常生活中，由辯證邏輯的“跨界”思維所形成的思維創新，亦即換一個角度來靈活地看問題的生活意識，往往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比如說，可以讓生活中看似無法破解的矛盾和困頓迎刃而解，為新生活的開啟打開一扇窗戶、找到一種可能性。這個情況在黑格爾那裡則被提升到了一個思想的高度。具體一點說，黑格爾不但把辯證邏輯活化為人的生活和生命之生生不息的源泉，而且由此建立起了在螺旋式上升中來把握人的生命創造活動的存在論哲學。

進而言之，不管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科學研究中，任何思維上的“跨界”和創新，都不能淪為詭辯邏輯的外衣。詭辯邏輯與辯證邏輯看似隻有一步之遙，但兩者實質有天壤之别。如果說前者隻會制造出漏洞百出、無法自圓其說的謬誤，那麼後者則引導人們進入理性的思維和認知界面。對于理性的守護與捍衛，是人類的永恒追求。而這一追求，不僅意味着對于常識和知識的守護與捍衛，而且意味着對于真理的揭示與把握。在守護與捍衛常識和知識上，形式邏輯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其有限性決定了它在把握真理上是“捉襟見肘”的。辯證邏輯在守護與捍衛理性上的價值，則來自它在把握真理上的重要地位。簡言之，辯證邏輯在思維上的“跨界”和創新，既不會将不同的東西混雜在一起，“制造”出不倫不類的怪物，也不會構成對常識和底線的刻意非難與挑戰，相反會打開通向真理的大門。情形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為黑格爾在建立辯證邏輯時，将之人為地命定為關于真理的思維方法，而是因為這種邏輯反映了世界萬物真實的存在狀态以及生活的真谛。世界萬物是發展的，也是處在聯系中的，而複雜性往往也構成自然世界以及社會生活世界的常态。這決定了那些善于自覺運用辯證邏輯，亦即善于本着矛盾思維和“跨界”意識辯證地審視、分析和把握問題的人，更容易在錯綜複雜的關系中看到事物和事情的本質，更容易把關聯于本質的真理揭示出來。相反，那些固守形式邏輯的人，可能更容易犯把現象當本質的錯誤以及教條主義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