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認識史的角度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對全球風險社會的認識有三個界标：第一個界标是20世紀70年代羅馬俱樂部發布了有關“全球問題”的十個報告，分别從人類生存方式的改變、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斷裂和人類思維方式的變革三個層面說明風險社會的特征，建構了風險社會的研究範式；第二個界标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通過研究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說明全球風險社會是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應用于人們的生産活動、政治活動、科學技術發明和日常生活等領域的結果，于是，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和思維方式就成為全球風險社會的内在機制；第三個界标是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抗疫的狀況挑戰了人們在全球金融風險研究中形成的風險社會觀念與福柯的生命政治學。這一挑戰表明，人們至今還沒有真正把握全球風險社會的底層邏輯。因此，反思20世紀70年代以來風險社會觀念的變化，聯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生命救治難題來研究今天的生命政治學，建構融生命治理、經濟治理、政治治理于一體的治理觀，應成為當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共同研究的重大課題。

【關鍵詞】全球風險 風險社會 風險思維 生命政治學 金融資本 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簡介：何萍，湖北武漢人，哲學博士，（武漢430072）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院駐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3年第1期

早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學家就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他們提出這個概念，是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種種危機狀态的一種理性反思，亦即對後工業社會道路的探索，而并非對我們今天正在經曆的全球風險的預言。這就提出了如下問題：我們正在經曆的全球風險與20世紀80年代西方社會學家眼中的風險社會有什麼區别？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說明我們今天正在經曆的全球風險？是在已有的理論框架下對其展開認識和說明，還是要建構新的理論框架？如果選擇後者，那麼我們需要建構一個什麼樣的理論框架以及應該通過什麼路徑來建構新的理論框架？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問題。對此，本文的觀點是，我們正在經曆的全球風險是在2007—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以來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形成的，國際思想界對全球風險的反思也是以這兩個事件為根據的，但在解釋模式上采用的是羅馬俱樂部分析“全球問題”的理論框架。因此，我們要研究全球風險，要準确地把握今天全球風險研究的思想脈絡，從中建構起新的理論框架，就需要從羅馬俱樂部的思想家所建構的關于“全球問題”的解釋模式講起。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70年代“全球問題”的提出與闡釋、對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和2020年開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提出的生命治理難題實際上構成了人們認識全球風險社會的三個界标。本文将通過考察這三個界标來勾勒全球風險社會的認識史，分析21世紀全球治理框架的變革與前景。

一、“全球問題”的闡釋與風險社會解釋模式的變換

從現有的文獻看，人們研究風險社會都是從風險社會這個概念講起，如此一來，其提出者的解釋模式自然就成為人們研究風險社會的理論框架。這樣一種研究思路在表面上是合邏輯的，但是，如果對風險社會的概念作一深度剖析，我們立即就會發現，它是不合邏輯的。因為風險社會在不同的解釋模式中具有非常不同的含義：在風險社會概念提出者的解釋模式中，風險社會是一個用于探索新的現代化道路的概念，而在“全球問題”提出者的解釋模式中，風險社會是一個用于說明當下人類生存困境的概念。那麼，我們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解釋模式呢？其實，對于我們的研究來說，選擇哪一種解釋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确：風險社會概念本身是尚存疑問的，充滿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确認的概念。既然如此，那麼風險社會的研究就不應該從其概念本身而應該從風險社會的解釋模式講起。基于此，本文将通過對比“全球問題”提出者的解釋模式和風險社會概念提出者的解釋模式，來确定風險社會的内涵和特點，建構風險社會的研究範式。

風險社會概念是西方社會學家于20世紀80年代明确提出來的，而“全球問題”是羅馬俱樂部成員于20世紀70年代明确提出來的。從時間上看，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晚于“全球問題”的提出，應該比“全球問題”更切合時代。其實不然，西方社會學家在提出風險社會概念時，的确吸收了“全球問題”中的有關内容，把全球環境危機、資源危機視為現代化的消極後果的重要方面，以此說明風險社會。但是，在這些西方社會學家眼裡，全球環境危機、資源危機是工業社會的生産模式和分配模式造成的，因此，隻要改變工業社會的分配模式，就能克服這些危機，從而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風險社會概念的提出者烏爾裡希·貝克就是這樣來解釋風險社會的。他在《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一書中寫道：“風險社會根本不是階級社會，風險處境或風險沖突也不能理解為階級處境或階級沖突。隻要我們仔細審視現代化風險的特殊樣式或特殊分配模式，這一點就會變得更加清楚：現代化風險具備一種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趨勢。與工業生産緊密相伴的是危險的普世主義，這些危險已經脫離它誕生的場所。事實上，食物鍊把地球上的每個人都串聯起來了。遇到邊界，風險下潛而過。空氣中的酸性物質不僅侵蝕雕塑和藝術珍品，也早就打破了現代的關稅壁壘，以至于連加拿大的湖水也開始酸化，連斯堪的納維亞北端的森林也瀕臨消失。”在這段話中，貝克所說的“階級社會”就是工業社會。他提出“風險處境或風險沖突也不能理解為階級處境或階級沖突”，旨在強調風險社會是一個不同于工業社會的新社會，因此，這個社會的處境和沖突是不能用工業社會的階級處境和階級沖突來說明的。他所說的“風險的特殊樣式或特殊分配模式”，是把全球性危機歸結為工業生産和分配模式，誠如他在談到現代化的風險時所強調的，“今天，危害的根源在于工業生産的過剩”，現代化風險“是工業化先進設備的批量産品，并将随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而系統地增加”。他所說的“與工業生産緊密相伴的是危險的普世主義”和“現代化風險具備一種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趨勢”，明顯是把全球環境危機歸于工業社會的消極後果。我們從這一剖析中可以看到，貝克的解釋模式具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風險社會即是後工業社會。貝克提出風險社會概念，是将其作為“後工業社會”的替代詞，目的是為了說明“現代化的自我轉型與變形”的問題，并不是要否定後工業社會的生産模式和分配模式，他所否定的是工業社會的生産模式和分配模式。這說明，他所說的風險社會是相對于工業社會而言的，其實指的就是西方的後工業社會。不過，他不是像後工業社會概念提出者那樣，從社會結構的變化來描述後工業社會，而是從現代化的消極後果來講後工業社會的問題，力圖探尋新的現代化道路。第二，其解釋模式旨在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層面來看待當下的種種危機，力圖通過完善民主制度和分配制度來消除種種危機及其帶來的社會危害。應該承認，貝克從現代化的消極後果來講後工業社會的問題，确實抓住了當代社會的危機問題，但他并沒有看到當代危機的特點，更沒有看到危機對人的生存方式的影響，而是依然沿着理性進步的思路來講危機，把危機看作需要消除并且可以消除的因素，而且把消除危機的有效路徑歸于分配制度的改良。由此可見，無論是對危機的說明，還是對消除危機的路徑的說明，貝克都沒有超出後工業社會的框架，沒能從危機中看到一個不同于後工業社會的新社會的來臨。這就意味着，風險社會的概念并沒有讓他在認識當下的社會危機方面走得更遠。這一點不能不歸咎于他狹隘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眼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其概念所指的風險社會定義為後工業社會，把他的解釋模式定義為後工業社會的解釋模式。

與風險社會概念提出者的解釋模式不同，“全球問題”提出者是從文化的斷裂點來解釋“全球問題”的。他們公開宣布，“全球問題”的出現标志人類已經處在轉折點上。這個轉折點既是人類生存方式的轉折點，也是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轉折點，更是人類思維方式的轉折點。米哈伊洛·梅薩羅維克和愛德華·佩斯特爾在他們提交給羅馬俱樂部的第二份報告《人類處于轉折點》中，就是在這三個層面上闡釋“全球問題”的内容和意義的。

在論述人類生存方式的轉折點時，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區分了個别的、偶然的危機與普遍性的危機。在他們看來，人類社會的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危機，但這些危機都不過是個别的、偶然的危機，即便是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發生的震蕩性危機，也都是單個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可以從容地一次對付一種危機。與之不同，“全球問題”發生在一個“地球上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不隻是相互發生影響，而且是相依為命”的世界系統中。在這個世界系統中，任何危機的發生都不可能是個别的、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同時并存的，相互之間有着牢固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危機。人們不可能再用老一套的辦法來解決這種普遍性的危機，而必須通過世界各國的合作，共同解決當前的危機。由此可見，“全球問題”的出現标志着人類社會已經從以往那種以彼此獨立的民族和國家為存在單位的世界體系轉變成以國際社會為存在單位的世界體系，從人的生存方式的層面來講，它把人從理性的生存狀态抛到了危機的生存狀态。在這種生存狀态下，人們不再以物質财富的日益豐富和理性的進步作為活動的目的，而是以如何維持人的生命生存、如何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作為活動的目的。這就構成了人類生存方式的轉折點。

在論述現代社會價值體系的轉折點時，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分析了造成重大危機的根源的性質。他們認為，造成重大危機的根源有兩類。一類是消極的根源，即一些主觀的因素和外在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比如，“奉行侵略政策的統治者或政府的罪惡企圖，或者從人類立場來看是十足壞事的自然災害——瘟疫、洪水、地震，等等”。這些因素隻能造成偶然的、個别的和局部的危機，對于這些危機，人們隻需作政策上的調整和憑借科學技術的進步就能加以克服。另一類是積極的根源，即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指人們堅信人類能夠征服自然，可以無限制地開發自然，使自然服務于人的那種信念。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認為，這個信念是人類最善良的願望，然而，正是這個善良的願望造成了今天的全球問題。比如，“為減輕人類的勞動而利用自然界的非人力能源本來是一項不容争辯的目标，然而它卻導緻了目前的能源危機。為加強群體——不論是家庭、社區或國家——的力量而多子多孫本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它卻導緻了人口危機。為了減輕人類痛苦、延長人類壽命而征服疾病，無疑是一個高尚的目标，然而它卻導緻了人口的大量增長。大規模的建設活動，例如修建公路、水壩和運河，發展農業、砍伐森林、打獵和畜牧、開礦和工業工程等等——換言之，人類為了自身利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自然環境——是人類‘馴服’自然界的方式，但卻導緻了環境危機”。人類最善良的願望所帶來的這一切消極後果表明，人類社會陷入今天的普遍性危機不是由某些主觀的或外在的因素引發的，而是由我們先前崇信的價值觀導緻的。這就是說，我們先前崇信的價值觀使得這場危機的到來具有了内在必然性。既然如此，那麼，人類要走出今天的危機，就需要抛棄以往的價值觀念，創造新的價值觀念。說到底，這種新舊價值觀念的轉換是一種文化的轉換，亦是文明觀念的轉換。這種轉換便是人類價值體系的轉折點。

在論述人類思維方式的轉折點時，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指出，由于全球問題的出現，人們已經不能再用以前的眼光來看待危機，更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來解決危機，而必須用新的眼光來看待危機，即用人的生命生存的眼光來看待危機，把危機看作我們當下的生存狀态，把改善人與環境的關系、人們獲得安全和健康的生活作為生産和生活的目标，在思維方式上，應該建構人與自然之間生态關系的觀念，而這個觀念的自然科學基礎就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定律。

當時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并沒有對新的思維方式作更詳盡的說明，更沒有明确地提出風險思維這個概念。但是，他們提出建構人與自然之間生态關系的觀念，并引入熱力學第二定律予以論證，就已經隐含了風險思維的兩個基本規定：其一，風險思維是危機思維，在這一思維中，危機不是研究的對象，而是思維的内在機制；其二，風險思維是從人類生存極限的向度來思考人的生存的問題，因而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思維。風險思維的這兩個規定不僅是對工業社會的内在邏輯的否定，也是對後工業社會的内在邏輯的否定，因為無論是工業社會，還是後工業社會，都是在沿着理性進步的思路來講危機，把危機看作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素，兩者的區别不過是工業社會建構的是科學理性，後工業社會建構的是文化理性。但是，這兩種理性都不是風險思維的理性。那麼，風險思維的理性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在全球風險社會真正到來之前是無法解答的。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在談到如何認識全球發展的普遍危機時指出，其所講的普遍危機隻具有預測性，而對普遍危機的真正認識可能要等到20世紀末全球危機充分暴露出來之時。聯系21世紀以來接連不斷爆發的各種各樣的危機來看，不能不說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的預言是較為準确的，因此，我們要真正了解今天正在經曆的風險社會，要建構風險思維方式，就必須以危機的普遍性作為理論框架來審視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風險社會論題。

二、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與風險思維的建構

2007—2008年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究竟是個别的、偶然的危機現象，還是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必然結果？人們在此次危機爆發之初并沒有提出這個問題。當時，大多數人都秉承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危機觀念，把這場危機看作個别的、偶然的現象，以為隻要對金融政策稍作調整，就可以渡過這場危機。但是，到了2010年，當全球金融危機遲遲沒有消退的迹象時，西方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危機觀念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把這次危機當作個别的、偶然的現象，而開始從資本結構的變化來重新思考這場危機的性質和特點。美國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肯尼斯·羅格夫出版了《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一書，考察了14世紀以來的金融危機史。他們指出，以往的金融危機都是以相對獨立的地區或各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因而都具有局部的、個别的性質和特點，與之不同，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以全球化為基礎的，是20—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特征的綜合表現，因而具有整體性和全球性的性質和特點。這一分析啟示我們要把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置于長時段和大空間中加以考察，以揭示全球風險社會與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之間的内在關聯，認識和把握風險社會的本質和特點。

其實，我們要認識和把握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性質和特點，弄清全球風險社會與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間的内在關聯，并不需要考察14世紀以來的每一次金融震蕩，隻需考察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金融資本的變化就足夠了。因為金融資本雖然早在14世紀資本主義興起之時就已經出現，但它真正走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前台，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經濟形式，主導現代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曆史進程，則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的。因此，我們要破解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種種難題，要認識全球風險社會的本質和特點，應着重研究金融資本在19世紀末的崛起及其一個世紀以來的曆史演變。

從總體上看，金融資本興起于資本主義走向壟斷的時代，也是資本主義第一次建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時代，由于這一特點，金融資本一開始就被看作全球性的。但實際上，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金融資本并沒有真正地獲得它的全球性。這是由金融資本興起和發展的曆史條件決定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金融資本是以銀行業的興起為基礎的，是銀行壟斷與企業壟斷的聯盟，因此，它的規模僅限于資本家壟斷組織之間的聯盟，并不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恢複了自由貿易、國際貨币體系和國際投資，為金融資本國際化創造了平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對峙格局又把金融資本的國際化限制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範圍之内，導緻其并不具有全球性和全球特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金融資本才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運動中獲得了真正的全球性。這是由當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特點決定的。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運動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一樣，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構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動，但由于時代的變化，前者有着不同于後者的三個特點。第一，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運動是在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走向市場化的驅動下展開的。市場化，尤其是世界市場，從來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資本主義由西方向東方擴張的驅動力。20世紀初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争奪殖民地而展開的帝國主義戰争。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動的第一次全球化運動，亦是帝國主義構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活動。但當時，世界曆史處在帝國主義戰争與無産階級革命的時代，帝國主義戰争帶給人類的是災難和痛苦，是對人性的摧殘，而世界無産階級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和十月革命的勝利則向人們展示了世界曆史的光明前景，于是，人們選擇了社會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列甯提出的世界範圍内的民族解放運動引領着這個時代的價值觀，這些都成功地阻止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建構。與之不同，20世紀90年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是經過了世界各國的經濟改革和科學技術革命的醞釀後發展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進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進而融入國際市場，推動了全球市場的一體化。在政治上，20世紀90年代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打破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峙的世界格局，動搖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一時間，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是好的、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可以引導世界市場發展的觀念大肆泛濫。這就為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在世界範圍内盛行并成為主導全球意識形态的價值觀念創造了主觀條件，從而也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範圍内的實施創造了客觀環境。正是在這種主客觀環境中，金融資本借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霸權獲得了全球市場，在世界各國暢行無阻地進行資本積累。第二，金融資本與世界市場的高度融合形成了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形成的第二種金融資本體系。第一種金融資本體系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的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其特點是銀行寡頭與企業寡頭的聯盟，其中，企業的壟斷是銀行壟斷的基礎，而銀行壟斷也就以投資産業為主體内容。這樣一種金融體系的興起旨在克服當時的産業危機，其建立也的确起到了緩和産業危機的效果。同時，由于以投資産業為主要内容，這種金融資本體系無論是在資本市場的規模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上，還是在其造成的經濟危機乃至全社會危機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遠遠比不上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正因如此，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即便發生重大的危機，也沒能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相反，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即使是發生小規模的危機，也會引起局部的地區危機，而當它發生大的危機時，就必然引發全球危機。從這個角度看，真正把我們帶入全球風險的，是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第三，交通和電信技術的革新、互聯網的建成，為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運動提供了技術支撐。在交通運輸方面，超級油輪和集裝箱輪船代替了普通貨輪，極大地降低了遠航運輸的成本；在電信領域，人造衛星、光纖電纜和芯片技術的革新使手機、手提電腦和通訊設備微型化，使通信變得更加便利；互聯網的建成使數億個計算機可以同時運行，使人們可以迅速地獲得海外市場的信息，并進行遠程交易。這些新技術的發明既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掌握意識形态的話語霸權提供了技術手段，也為金融資本在世界範圍内快速流轉提供了技術支撐。這三個特點表明，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運動實質上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助世界市場這個平台來建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世界市場本身就充滿了風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把國際霸權和金融資本建立在世界市場這個平台上，無疑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加劇了世界市場的風險，這就構造了一個全球風險社會。從這個全球風險社會的構成看，世界市場是平台，國際霸權和新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是其政治構成，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是其經濟構成，以互聯網為主體的技術革新是其技術構成，而将世界市場的風險、國際霸權和金融風險貫穿起來并形成我們今天的生活節奏的，就是風險思維。

關于風險思維，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主要依據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運動中形成的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的基本特征來予以說明。在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資本體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使資本金融化。所謂資本金融化，就是将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應用于當今社會的生産活動、政治活動、科學技術發明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等領域，創造一個金融化的社會。于是，金融資本的運作方式和思維方式就成為全球風險的内在機制。那麼，金融資本的風險何在？它的運作方式和思維方式具有什麼特征？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了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假說”。這一假說的核心觀點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結果，而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又來自金融本身的不穩定性，因此，金融危機并不是來自外來因素的沖擊，而是來自金融本身的不穩定性。對于這一理論，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方面肯定明斯基的假說在解釋金融結構和金融化趨勢、解釋新自由主義的增長模式何以能夠在長時間内避免經濟停滞等方面是有解釋力的，另一方面又指出，這個假說在思維視野上具有狹隘性，認為這個假說将美國經濟從較為複雜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從國際金融體系中剝離出來，因而無法說明金融化和金融危機給全球問題帶來的全球性影響。針對這一缺陷，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把資本金融化置于全球化的場域中，從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中去探究風險思維。在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就是以金融經濟為主體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具有兩個特征：一是投機驅動；二是風險控制。前者源于金融經濟的内在驅動的特征，後者源于對金融經濟管理的要求。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把金融經濟管理方式廣泛地運用于經濟、政治、科學研究和軍事領域時，就形成了當代風險社會的思維方式。

在這裡，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金融思維的廣泛運用證明了風險思維的普遍性，卻沒有抓住新自由主義思維方式的核心要素，即制造人的生存危機。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在表面上是為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為加速資本積累創造環境，而在深層次上則是打着個人自由的幌子來割斷個人與其所處的環境的穩定聯系，把人抛入生存危機的境地，以此來激發“經濟人”的積極性、刺激經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看，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其實是在制造危機：它強調市場機制，反對政府幹預，實質上是把個體的人抛進自由競争的市場，造成人的生存危機；它要求控制風險，實質上是使全球危機持續化，以保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剝削與掠奪。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絕不是在金融經濟管理中控制風險，恰恰相反，是在世界資本市場條件下進一步制造風險。這就決定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在全球的推行隻會帶來全球金融危機和世界霸權的擴張，與此相應，這些政策在生産、科學技術、醫療、教育領域的實施也隻會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醫療資源的不平等和教育的異化。這一系列的消極後果表明，新自由主義制造人的生存危機的思維方式就是全球風險社會的内在邏輯。 

三、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審視與生命治理框架的重構

正如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因遲遲不能消退而引發了人們對全球風險社會的研究一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引發了人們對全球風險社會的再思考。不同的是，全球金融危機是對原有的金融資本觀念的沖擊，因而它所引發的是人們對風險思維的建構，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是對自由主義生命治理框架的沖擊，因而它所引發的是人們對生命治理框架的重構。

生命治理是米歇爾·福柯的生命政治學的核心問題。福柯提出生命政治學，旨在說明現代社會的治理方式。在福柯看來，現代社會治理不同于16—17世紀出現的君主治理和國家治理。在君主治理和國家治理中，雖然權力的主體和治理方式不同，但其治理的對象都隻限于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并不涉及私人生活。與之不同，現代社會的治理是對人的生物生命的管理，包括人口、人的生命健康、私人生活等。福柯将其稱為生命治理。在他看來，生命治理具有三個特點。其一，生命治理的框架是自由主義，它的理由是政治經濟學。在這裡，政治經濟學不是一個經濟概念，而是一個治理概念。作為一個治理概念，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市場、利益、效用、交換價值等——就成為自由主義的根本問題。福柯把這個根本問題概括為：“在一個由交換決定了物品的真實價值的社會中，治理及其所有的治理行為的效用價值是什麼？”在他看來，自由主義的這個根本問題就是生命治理的原則。其二，生命治理的方式是操控。在福柯這裡，操控不同于懲罰。懲罰是殺戮的權力，這是君主的治理方式，它的目的是征服臣民，福柯将其定義為“實施于臣民以及通過這些臣民而被征服的東西”。而操控則是利益的調節和管理，這是現代的治理方式，它的目的是“通過多種利益，操控它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個人、行為、言語、财富、資源、财産、權利，等等”，福柯将其定義為“實施于我們所稱的利益之現象共同體”。但是，福柯又沒有将這兩種治理方式絕對地對立起來。他認為，如果将利益的操控插入懲罰的治理體系中作為懲罰的依據，就可以解釋治理體系的變換。比如，政治權力可以依據對被害人的利益的計算和對損害賠償的計算來測度懲罰。還有，“懲罰是否有利，這樣有什麼好處，懲罰應采取什麼形式對社會是有利的？肉體酷刑是有利的嗎，或者改造是有利的嗎，怎樣改造，改造到何種程度……成本會是多少”，這些也都是以利益的計算為依據。由于利益操控的介入，政治權力就由傳統的懲罰方式轉換成現代的生命治理方式，人的生物生命也由此進入政治權力體系，成為政治治理的對象。其三，生命治理的理論和實踐依據是德國的秩序自由主義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福柯因此把生命治理定義為現代性的治理。這三個特點表明，福柯的生命政治學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

福柯的生命政治學由于采用了自由主義的框架，所以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理所當然被視為合理的。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批判新自由主義時，已經觸及福柯的生命政治學，但不是對其自由主義框架進行批判，而是借鑒福柯将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思考人的生命問題的思路去思考生命治理的問題，揭露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造成的健康醫療資源的不平等和金融資本環境下的生命技術異化現象，等等。這實質上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生命治理，因而顯然是一種悖論。這個悖論證明，在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時代，福柯自由主義的生命治理框架并沒有受到質疑。不僅如此，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初，即便人們關注到生命政治學，但由于缺乏經驗的概括和理論的自我反思，也同樣沒有跳出這個悖論。比如，有些西方左翼學者依然按照先前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思路去評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沿着批判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的思路去探尋疫情出現的原因；有些學者以先前的政治學的公平正義觀來審視西方國家的抗疫狀況，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現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差距，放大了社會的風險性；有些學者采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去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強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疫情的管控不是在控制危機，而是把原有的階級沖突轉化為風險管理的技術議題，進而催生出一批“消費”災難的公司和職業；還有些學者從生态危機的視角來探究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的原因，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産生自生态危機，等等。這些評論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生命治理的問題，證明生命治理是全球風險社會的首要難題，但又都沒有抓住生命治理的關鍵性問題，因而也沒能找到破解生命治理難題的突破口。這表明，福柯的自由主義生命政治學在西方左翼探究新冠肺炎疫情時依然沒有受到沖擊。真正使其受到沖擊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抗擊疫情的實踐。

新冠肺炎是一種新型的傳染性疾病，它對人的生物生命造成的危害對于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因而，以封控和接種疫苗的方式來控制疫情，也成為世界各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方案。這一事實證明，新冠肺炎疫情危害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生命，而且是整個人類的生命，它所帶來的是人類的生存危機，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方案必然具有全球普遍性。正是這種普遍性挑戰了先前形成的風險社會的觀念。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普遍性挑戰了人們在全球金融風險研究中形成的風險社會觀念。這種風險社會觀念是在經濟的層面上來論述風險社會的特征和思維方式，于是，經濟危機成為風險社會的唯一因素，其他的風險都不過是經濟危機的衍生品。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新冠肺炎疫情自然就被當作外在的偶然事件，以為隻需通過短暫的封控、接種疫苗等醫療措施就可解決，而不需要将其作為引發全球風險的因素加以治理。然而，疫情的全球蔓延卻挑戰了這一觀念。疫情的全球蔓延和不斷變異要求政府實施長時間的封控，而這必然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加劇原本就已經嚴重而廣泛的全球危機。那麼，人們應該如何走出這一危機？這就引發了生命救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巨大矛盾，是救治生命優先，還是發展經濟優先？這是當前世界各國面臨的治理難題。事實上，這個難題并不是來自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具體的事件，而是源于人們對待疫情的态度，即是把疫情當作偶發事件排除于風險危機的因素之外，還是把疫情當作必然事件納入風險危機的因素之内？不可否認，從具體的傳染性疾病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的确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偶然事件，它提出的醫學難題終究會被克服，人類終究會走出新冠肺炎疫情。但是，若從此次疫情的全球普遍性的角度看，它發生于當代風險社會，其所引發的一系列全球經濟和政治危機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絕不隻是具體的醫學難題，而是風險社會生命治理的難題。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就不能将新冠肺炎疫情隻是視為一種特殊的疾病，而應該看作一種必然的危機因素。這就意味着，人的生物生命的危機是風險社會的一個不可排除的因素。此外，從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種種矛盾看，人的生物生命的危機是比經濟危機更嚴重的危機，是當代風險社會危機的根本。因此，就不能用單一的經濟危機來定義全球風險社會，而必須将其置于生命的生存與經濟增長、政治治理與倫理規範之間複雜的矛盾結構中來定義，以揭示風險社會的特征和思維方式。根據這一定義，那種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形成的風險社會的觀念就變得過時了。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普遍性挑戰了生命政治學的研究範式。福柯在創立生命政治學的時候，雖然引入了政治經濟學，但在他那裡，政治經濟學隻是生命治理的理由，而不是生命治理的方案。生命治理隻能由法律來掌控，這實際上是把人的生物生命的治理置于社會—法律的框架中，使人的生物生命從屬于社會的政治權力。然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則把人的生物生命的救治從醫患之間的個人交往活動提升為社會各群體的共同行動，甚至是全球性的治理活動。通過這種提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轉換成全球性的生命危機，而人的生物生命的救治也随之轉換成有關發展觀念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生物生命的治理已經遠遠超出了法律掌控的界限，成為一個醫學技術和醫學倫理學的問題，因而不應該限制在社會—法律的框架中，而應該納入社會—醫學的框架。這樣一來，福柯的生命治理框架就被颠覆了。在新的生命治理框架中，不是人的生物生命從屬于政治，相反，是政治從屬于人的生物生命；人的生物生命的存在、人的生活質量和健康心理成為衡量社會治理水平的尺度。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所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與觀念沖突表明，人的生命生存和健康危機是全球風險社會的底層邏輯，其他的危機，即經濟的、政治的、戰争的危機等，都不過是人的生命生存和健康危機的表現方式，因而這些危機都隻能在生命治理的框架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然而，世界各國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與恢複經濟之間的矛盾，這一事實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證僞了福柯的新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學後，人們尚未找到一個将生命治理與經濟和政治治理有機結合起來的新方案。由此可見，風險社會的概念雖然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被提出來，但人們至今還遠遠沒有真正把握它的底層邏輯。因此，反思20世紀70年代以來風險社會觀念的變化，聯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命救治難題來思考風險社會的底層邏輯，建構一種融生命治理、經濟治理和政治治理于一體的新的治理方案，應成為當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共同研究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