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文明對話論叢02：我們的文明與世界的文明》

主編：吳根友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2023年3月

“文明對話論叢”總序

文|吳根友

在全球化的語境裡，談論“文明對話”一事，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這裡既涉及“文明”一詞在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中的語義差異，對話的過程中發生的語義偏差；更重要的是文明的承載者的複雜，作為文明承載者的民族、國家，與作為小團體、個人的承載者，他們的言說方式有很大的區别，因而其對話的效果與結果也大不相同。每個個人都不能代表一個文明，然而有資格作為文明代表的國家、民族，又總是通過一些具體的個人來表達他們的“文明”。因此，作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式、方法之一的“文明對話”活動，其理想與目标是美好的，然而一旦付之于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則将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與阻礙。

人類文化的曆史很長，然而人類從野蠻的狀态進入到文明的狀态，實際的曆史過程卻很短。而即使在邁入了所謂的“文明”門檻之後，人類的很多行為并不合乎“文明”一詞的内在要求。遠古氏族社會之間的厮殺，将戰敗的異族首領的頭顱制成酒杯，是經常性的事情。世界範圍内的遊牧與農耕文明之間的反複争戰，大規模的搶劫與殺戮，一次次地推翻不同的王朝，那種殘酷與血腥，在不同民族的曆史與傳說中都有記載。近四百年來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在世界範圍内的殖民、掠奪、殺戮，并假借“文明”的名義對被征服者冠以落後、野蠻的稱謂，不僅在肉身方面侮辱、殺戮他們，而且在精神與文化上侮辱、踐踏他們。“文明”與“文明”之間，戰争、沖突、征服是常态，而對話、交流、互鑒則往往是短暫的、臨時的。而正是這些短暫的文明間歇期，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帶來無法估量的積極作用。

20世紀50年代以後，伴随着大國的競争，核武器的出現，人類大國之間的文明競争出現了新的均衡态勢。20世紀90年代，伴随着蘇聯的解體，國際之間大國的競争出現了“一超多強”的新局面，而作為“一超”的美國社會反而擔心世界格局會朝向不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代表美國國家利益的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說，預言未來國際社會之間的戰争将會在文明的斷層線之間發生，民族國家的沖突會讓位于“文明沖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發動的幾場海外戰争，實際上并非什麼“文明的沖突”，而隻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不同地區與當地的民族、國家的利益主體發生的沖突而已。文明之間并沒有什麼沖突，一些國家隻是假借“文明”的名義而發動戰争，實際上是在争奪國家的利益而已。而作為現代社會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其所謂的國家利益也隻是極少數資本集團的利益而已。

回顧秦漢以後傳統中國與周邊民族的交流與交往的曆史，文明之間的和平交往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由傳統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開辟的“絲綢之路”（或曰瓷器之路），各民族之間的茶馬之路，其主流就是一條“文明對話”的和平之路。鄭和下西洋，帶到世界各地的也是和平的福音與商業貿易互利的福祉。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耶稣會傳教士來華傳教，中國文化則借助傳教士帶回歐洲，這個将近一百三十年多年的中歐文明交流史，其主流也是和平的文明對話、交流、互鑒的曆史。隻是由于當時羅馬教廷堅持保守的傳教政策，幹涉當時中國的内政，改變了利瑪窦當初提出的正确的傳教路徑，才導緻了中國與歐洲文明交流的中斷。當然，也由于當時中國清政府的乾隆皇帝昧于對世界發展大勢的認知，幾次拒絕英國政府提出的商貿往來請求，才導緻了中國社會與現代工商業文明發展大勢的脫節，最後被資本主義的列強用炮火打開國門、喪權侮國，讓文明古國遭受了列強一百多年的蹂躏。直到1949年10月，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才在政治上初步地站立起來，逐步擺脫被資本主義列強，以及其他強國歁侮的命運。

改革開放的中國，經過四十餘年的努力，讓古老的中國重回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以一個現代的文明型國家屹立于現代世界各民族國家之林。當代中華民族總結自己民族的發展曆史，借鑒人類文明的發展史，特别是吸取20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與教訓，尋找一條既适合于中國自身，也将會給世界帶來福音與福祉的和平發展之路，倡導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與互鑒，努力探索并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需要對話、交流與理解。“地球村”的實際自然處境将人類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除非人類不想以集體的方式繼續生活下去，仍然肆意地破壞地球的環境，甚至發動核武器戰争。否則，各大文明之間就隻能采取和平的對話、交流與互鑒，以增進人類的福祉。雖然目前人類的文明之間有“種差”與“代差”（如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但隻要本着“人類共命運、同呼吸”的基本共識，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的同時，放棄古老的“異教徒”觀念，堅持以“對話”的方式展開各種形式的交流，則人類的前途将會逐漸走向光明的境界。

戰争可以發洩不滿，但絲毫不能給戰争的雙方帶來自己想要的東西，隻會給對方送去流血、死亡與痛苦，隻會增加相互之間的怨恨與敵視。以民族、國家為承載者的文明之間展開對話，其道路漫長、曲折，絕非一帆風順，甚至還會出現誤解。但隻要行駛在“對話”的正确道路上，民族、國家之間的一些誤解就會伴随着交流的深入而慢慢地化解。人類的文明能夠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其主要功績還是得力于文明之間的和平交流與互鑒。

三十多年前，當杜維明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用英語向世界提倡“文明對話”的主張時，應者寥寥，而正當其時的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說，甚為熱鬧。三十多年過去了，對于人類社會的進步事業與福祉而言，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越來越遭到更多學人與社會學家、政治家的批評，而“文明對話”的主張越來越受到更多學人與政治家的青睐。這種帶有戲劇性的曆史轉換，不是因為“文明對話”的理論有多麼高深，而隻是因為這一理論主張合乎人類一體化的共同命運，能給一體化的人類世界帶來和平的福音與生活的福祉。今天，我們在中華的大地上，接過杜先生當年提出的主張，将“文明對話”作為一項學術事業加以推進，希望能夠得到更多關懷人類前途命的學人與其他有識之士的支持與幫助。

願我們的《文明對話論叢》輯刊，能為增進人類的福祉盡一份屬于自己的綿薄之力。

是為序。

吳根友

2021年1月

《我們的文明與世界的文明》

（《文明對話論叢》第二輯）序言

文|吳根友

“文明對話”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将不同的文明體或文明單位看作是一個具有思維與言說能力的個人之間的對話。實際上，它是描述不同的文明體或文明單位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而已。文明的基礎是文化。凡文化中合乎人性、彰顯人性，使全人類在整體上朝向更加合理化方向變化的文化成果，似乎都可以稱之文明。它在早期的突出代表是語言與文字、城邦與國家、技術與人造器物三種物态化的表征。而作為一個描述人類文化整體進步過程與結果的“文明”概念，其實包含着精神的辯證法原理，即文明的進程中包含着某種不文明的内容與現象。因此，我們對人類文明的每一次進步都應當保持一種審慎的批判态度與眼光。

文明是文化中具有結構性但又不容易看見的某種帶有整體性特征的精神成果，這就決定了文明對話既是一個持續性、整體性的文化交流活動，也是一種在不同領域展開的物質與精神的交流活動。如果上述我們對文明特征的概述大體上是可接受的正确陳詞，則我們對當前世界範圍内逆全球化運動所帶來的“文明對話”的艱難性，就不必抱有過度的悲觀态度。

現代世界的全球化運動，并不是一種人的主觀之思和主觀想象的精神産物，而是伴随着現代資本主義的大生産方式而逐步産生，并迅速展開的。到今天為止，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産已經遠遠地超越民族國家政治版圖的限制而變成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不理解現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客觀曆史進程，就不理解現代人類的全球化運動，當然也就無法理解全球範圍内人類文化交流與文明對話這一精神性的全球化運動。2019年底以來全球新冠疫情爆發，美國政府從特朗普到拜登，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圍堵，2022年2月俄烏沖突爆發，這三件特大的世界性的曆史事件，可以說對當前人類的全球化運動産生了巨大的阻礙力量，“逆全球化”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真實現象與主要潮流，使得人類的全球化運動進程再次陷入了一個十分艱難的曆史階段。但是，從現代曆史的進程來看，這些逆全球化的人為活動，從根本上無法阻止人類的全球化運動向前推展，因而人類的各大文明之間的對話活動，也必将伴随着這種全球化的客觀曆史進程，而以新的、曲折的方式展開。這一預言與斷言，并非出于盲目的樂觀與善良的願望，而是基于對資本的全球化運動的客觀曆史進程的認識，以及出于資本的逐利性質，而展開的理論思考。

僅就目前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三年時間裡國際貿易的三組數據來看，逆全球化運動可以暫時降低或減少全球的貿易量，但無法阻止全球必需的經貿往來活動。

第一組數據是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根據世貿組織的統計：2019年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為2499457百萬美元，進口總額為2078386百萬美元，貿易總額為4577843百萬美元。2020年商品出口總額為2589952百萬美元，進口總額為2065964百萬美元，貿易總額為4655916百萬美元。2021年商品出口總額為3363959百萬美元，進口總額為2687529百萬美元，貿易總額為6051488百萬美元。三年的貿易總額在整體上保持增長趨勢，而2021的增長幅度接近1.4億萬美元。

第二組數據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數據。2019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為28865億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6.7%），進口額為8454億元（占中國全部進口的5.9%），則貿易總額為37319億元。2020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為31279億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7.4%），進口額為9319億元（占中國全部進口的6.6%），貿易總額為40598億元。2021年，中國對美國出口額為37224億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7.1%），進口額為11603億元（占中國全部進口的6.7%），則貿易總額為48827億元。

我們知道，美國自2019年以來對中國貿易關稅的增加史無前例，再加上全球新冠疫情。即使有如此雙重重大的阻力也沒能阻止中美之間貿易增長的總趨勢，可見中美之間客觀的經貿往來需求是多麼的強勁！中美之間的科技交流因美方的人為阻撓而出現大面積的中斷，人文交流也受到巨大影響，但在整體上還是保持着交流的狀态。

第三組數據中國對歐盟的經貿往來數據。2019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為29564億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7.2%），進口額為19063億元（占中國全部進口的5.5%），貿易總額為48627億元。2020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為27084億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5.1%），進口額為17874億元（占中國全部進口的12.6%），則貿易總額為44958億元。2021年，中國對歐盟出口額為33483億元（占中國全部出口的15.4%），進口額為20028億元（占中國全部進口的11.5%），則貿易總額為53511億元。這一組數據中，2020年相較于2019年而言，略有下降，但2021年迅速反彈。2020年的略有下降，可能主要是因為疫情影響的結果。中歐之間的貿易往來、人文交流雖然也受到美國的阻撓而有所降低或減少，但整體上還是保持着平穩的狀态。

在當前的國際環境裡讨論“文明對話”，我們必須面對兩個現實問題，一是美國執政精英開啟的對于中國發展的全面圍堵，二是俄烏戰争還在繼續的糟糕局面。這兩股巨大的逆全球化浪潮，似乎要全面否定人類之間的文明對話，但實際上隻是一種人為的政治逆流。這兩股逆流，隻可能改變人類各文明體之間交流、對話的形式，增加對話的難度，但不可能徹底阻止人類各大文明之間的對話。因為，相對于資本的全球化運動而言，俄烏戰争隻能是人類全球化運動中的一個插曲，它會造成區域性的短時間的經貿、政治、與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但不會、也不可能從整體上阻止人類文明之間對話、交流的趨勢與潮流。公正地講，俄烏戰争的根本原因是由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導緻的結果，表面上看是一種軍事行為，實際上是美歐的大資本勢力試圖借助政治勢力的壟斷而達到對技術與利益的壟斷，進而徹底地困死具有巨大發展潛力與競争潛力的俄羅斯民族，因而可以說是歐美大資本所主導的利益格局與利益競争所導緻的局部問題。這個局部問題在特定的曆史階段以民族國家的政治與領土安全焦慮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最終必将與新的資本的全球化運動同步而得到一個恰當的解決方案。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總體趨勢的預測，在原則上仍然沒有過時。因此，這一新的資本全球化運動，可能将以新的社會化的市場經濟方式在全球推廣開來，而中國目前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正是這種社會化的市場經濟的特殊表現形式之一。

當代中國始終奉行以和平的、合乎生态要求的方式發展經濟、惠及民生，以文明交流互鑒的方式與不同國家、地區的人民展開經貿、文化的交流與互惠活動，代表了世界文明在當代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深信，伴随着以中國為代表的國際和平力量的增長，世界各民族之間的文明交流互鑒活動，将會在新高度與廣度上進一步推展開來，我們所堅持與努力的文明對話的學術研究亦為這個時代的到來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