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别是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相結合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不僅特别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具體實際的重要構成方面，具有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從而表現出對推動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高度理論自覺，而且實際地對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辯證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等方面的内容進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诠釋和改造，從而多方面地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關鍵詞】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作者簡介： 汪信硯，哲學博士，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期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産黨人面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為了探索這些重大時代課題，習近平突出強調要繼續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習近平指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内在地包含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必然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相結合，即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不僅高度重視和反複倡導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而且實際地踐行和推進了這種結合，其突出表現就是多方面地實現了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正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構建了“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劉少奇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墊置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習近平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主要是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辯證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鑄及其在新時代治國理政實踐中的運用來實現的。這幾個方面的思想，涵攝了中國傳統哲學各主要領域（自然觀、辯證法、認識論、曆史觀）的精粹，積澱了中華民族對宇宙、世界、社會和人生的獨特體認和感知，體現了中國傳統哲學家們的認知水平、精神境界、思維方式和價值追求，是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結晶，其中的許多思想和理念都曆久彌新，具有跨越時空而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通過對這些思想和理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習近平充分激活了中國傳統哲學智慧，賦予其鮮活的生命力，并由此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一、對推動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理論自覺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僅具有對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自覺意識，而且也表現出對推動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高度理論自覺，其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是在這種高度理論自覺導引下的創造性活動，這種高度理論自覺又是建立在對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基礎上的。

中國傳統哲學智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對推動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高度理論自覺也内在地含蘊于他關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大量論述中。他指出，我們“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所謂“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抛棄的絕對主義态度”，也就是習近平反複強調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說：“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内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内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在這裡，習近平明确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顯然，習近平所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呢？根據習近平的有關論述，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具體實際的重要構成方面。習近平指出，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認識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準确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産生的各種思想文化，記載了中華民族在長期奮鬥中開展的精神活動、進行的理性思維、創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他看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曆經5000多年的曆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不僅為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而且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和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成為中華民族區别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精神标識，它已深植于中國人的内心，内化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這就是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絕不隻是一種已經過去了的、曆史上的東西，它至今仍然在發生着深刻的影響，因而其本身就構成了中國具體實際的重要内容。因此，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然要求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必然要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都特别強調，今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其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習近平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許多思想理念都具有超越時空、超越民族和國家界限的普遍意義。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許多思想可以為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提供重要啟示。比如，關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于“天下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于“以民為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于“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于“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于“經世緻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于“集思廣益、博施衆利、群策群力”的思想，關于“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于“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于“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于“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于“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今天，我們倡導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比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強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主張以德治國、以文化人；強調“君子喻于義”“君子坦蕩蕩”“君子義以為質”；強調“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強調“德不孤，必有鄰”“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貧濟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因此，習近平強調，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讓中華文明同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再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思想資源。習近平說：“中華文明曆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曆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産生了儒、釋、道、墨、名、法、陰陽、農、雜、兵等各家學說，湧現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韓愈、周敦頤、程颢、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李贽、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産。”他指出，這些文化遺産中包含着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内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體系，體現了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知識智慧和理性思辨，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極其寶貴的思想資源，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我們要加強對這些思想資源的挖掘和闡發，努力使其與當代文化相适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即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并圍繞中國和世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着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着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

二、對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天人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中心問題之一，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内容。中國傳統哲學的各家各派特别是儒家和道家學說都含有豐富的天人合一思想。從總體上看，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内涵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天人是統一的。按照張岱年先生的看法，“古代所謂‘合一’，與現代語言中所謂‘統一’可以說是同義語”，“合一是指對立的兩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聯不可分離的關系”，因此，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含義就是天人統一。當然，中國傳統哲學各家各派學說對天人統一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其中，道家從本原的意義上來理解這種統一。老子認為，天人具有共同的本原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在莊子看來，天人是一體的。他說：“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儒家則往往從義理上理解天人統一，認為人道與天道、人性與天理是相通的。孔子說：“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22章）孟子則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張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題，強調天道與人性、知天與知人的統一性。程穎也主張天人統一。他甚至認為，“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因此，“知性便知天”（《二程遺書·卷二上》）。

第二，天人服從共同的普遍規律。道家天人統一的本原論本身就内含着天人都遵循共同規律的思想。老子認為，既然道生成天地萬物和人，天地萬物和人也就都效法道，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莊子也明确主張人應遵循天地固有之“常”即規律。他說：“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莊子·天道》）儒家天人統一的義理論也能得出天人有共同規律的結論。孔子常說的“天命”，實際上就是天人都遵循的普遍規律。他說：“道之将行也與，命也；道之将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在他看來，天命雖不可違逆，但卻是可知的，并且“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孟子也在同樣的意義上講天命，并且在他那裡天本身就是不可違抗的命運，正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上》）。荀子主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認為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朱熹所謂的天理實際上也是天人都遵循的普遍規律。他說：“天之所以為天，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朱子語類·卷二十五》）在他看來，理是天地萬物之根本，天得此理為天理，人得此理為性，天地人相通即在于此理。

第三，人隻有敬天愛物才能達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人合一也是天人關系的理想境界即天人和諧，它須通過人們敬天愛物來達至。在如何敬天愛物的問題上，道家主張自然無為，其中，自然即自然而然、依其本性發展，無為即不妄為，二者實際上是一回事。老子講“道法自然”，就是強調道對天地萬物都不妄加幹涉，隻是讓它們按其本性自然發展，“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三十七章》）。在老子看來，人效法道，就要效法其自然無為的精神，“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第六十四章》），這樣才能與天地萬物“玄同”。莊子也認為，“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萬物生滅變化無窮，人應“正而待之”、順應其自然變化（《莊子·山木》）。如果說敬天愛物在道家思想中主要表現為順應萬物的自然變化，那麼，儒家則賦予其更多的人文内涵。孔子強調要敬畏天命，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在他看來，人順應天命則有德，以德合天才能“與天地參”。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要求人們以仁愛之心對待萬物。《易傳》提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張岱年先生認為它集中表達了天人調諧的理想境界^［5］。張載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也主張要像對待同胞那樣珍愛萬物。上述這些敬天愛物的思想不僅強調人們要“知常”“知和”，而且也告誡人們要“知足”“知止”。例如，老子認為“禍莫大于不知足”（《老子·第四十六章》），孔子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呂氏春秋》反對“竭澤而漁”“焚薮而田”，等等。

習近平高度重視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多次提到“天人合一”這一命題。例如，2014年4月1日，習近平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說，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與人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強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響着中國人的生活”。2014年5月4日，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列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許多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的思想和理念，其中就包括“天人合一”。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讨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中，在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着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時，也講到了“天人合一”思想。2015年11月30日，習近平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中華文明曆來強調天人合一、尊重自然。”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内瓦總部“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應該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2019年4月28日，習近平在二〇一九年中國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錦繡中華大地，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家園，孕育了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燦爛文明，造就了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2019年5月15日，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在列舉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時，又一次談到了其中蘊含的“天人合一”思想。

習近平對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視絕不是偶然的。進入新時代以後，我國以往30多年快速發展積累下來的生态環境問題表現出高強度頻發的态勢，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為了保護生态環境、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态環境的需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和貫徹新發展理念，大力推動綠色發展，堅定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努力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貢獻。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習近平極為珍重中國傳統哲學中以天人合一思想為代表的生态智慧，并通過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

習近平對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用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诠釋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所思考的天人關系。在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演變過程中，各家各派學說及其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對“天”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道家所謂的“天”主要是指自然之天。而在莊子那裡，自然之天又可分為兩類，即與地相對的物質之天和表示萬物本然之性的天。道家也經常談論“自然”，如“道法自然”等，但道家所說的“自然”并非自然界，而是指萬物的本然之性即自然而然。儒家所謂的“天”則主要是一種義理之天。其中，孔子有時也會談論自然之天，但他所說的天更多的是指有意志的主宰之天；孟子之“天”至少有主宰之天和命運之天兩種情況；荀子之“天”有時指自然之天，有時又指有意志的天；而在董仲舒那裡，天又呈現為一種“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人合一的根本在于天人感應。正因如此，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雜糅着一些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因素。習近平剔除了這些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因素，将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直接理解為自然，将其所謂的天人關系直接理解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習近平還将老子所說的“道法自然”中的自然理解為自然界，将“道法自然”理解為遵循自然規律、尊重自然。通過這一創造性轉換，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就能成為今天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理念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遵循。

第二，把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或世界觀轉化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觀。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實際上是一種宇宙觀或世界觀。說它是一種宇宙觀，是因為它内含對于包括人在内的宇宙萬物的本原和普遍規律的思辨；而說它是一種世界觀，則是因為它所思考的天人關系實際上也就是人與世界的關系，而後者正是哲學世界觀的内容。習近平在把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所謂的天人關系理解為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也把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或世界觀轉化為人們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應該秉持的價值觀。按照這種價值觀，人們應當順應自然規律、保護自然生态環境，努力建設生态文明。而作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目标，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義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而這正是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追求的理想境界。習近平指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搖籃，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大自然孕育撫養了人類，人類應該以自然為根，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不尊重自然，違背自然規律，隻會遭到自然報複。自然遭到系統性破壞，人類生存發展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建設生态文明，首先要從改變自然、征服自然轉向調整人的行為、糾正人的錯誤行為。要做到人與自然和諧，天人合一，不要試圖征服老天爺”。

第三，把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智慧轉化為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原則。雖然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一種宇宙觀或世界觀，但其中積澱和包含着豐富的生态智慧。習近平對這些生态智慧進行了充分發掘，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設的價值原則：一是要像保護眼睛和生命一樣保護生态環境。習近平根據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統一觀，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命題。他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他還說，“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形象地講，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金木水火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環不已”。正因如此，人類對自然的傷害最終必然傷及人類自身。因此，我們“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态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态環境”。二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習近平還把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統一觀運用于考察保護生态與發展生産力的關系，提出了“兩山”理論。他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甯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也就是說，“要克服把保護生态與發展生産力對立起來的沖突思維，……更加自覺地推動綠色發展，決不以犧牲環境、浪費資源為代價，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為子孫後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銀行’”。三是對自然資源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習近平引用孔子的“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荀子的“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鼋鼍、魚鼈、鳅鳝孕别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呂氏春秋》的“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薮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等，強調“這些關于對自然要取之以時、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四是要踐行綠色生産方式和消費方式。習近平引用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話“天育物有時，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以此說明人的需求的無限性與資源有限性的矛盾，強調要“形成節約适度、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三、對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習近平指出，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進入新時代以後，我國國際國内形勢更趨複雜，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異常繁榮，經濟社會發展中湧現出來的新問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凸顯出來的新矛盾、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需要協調的利益關系成倍增長，特别需要運用辯證思維駕馭複雜局面，在權衡利弊中趨利避害、作出最有利的戰略抉擇。例如，“我們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同時，在推進改革中，我們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準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彙點和結合點，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此，習近平在治國理政中一方面注重對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并要求人們用唯物辯證法武裝頭腦，另一方面也注重從中國傳統哲學中吸取辯證法智慧。習近平用典中有大量來自中國古代典籍的富含辯證法思想的命題和論斷，習近平運用它們來闡釋黨的方針政策、闡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各種問題，并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和體現了以下幾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和時代特點的辯證思維。

一是注重整體的戰略思維。注重整體、講求統籌謀劃是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思想的重要特點。上述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就突出體現了這種注重整體的辯證思維。例如，《老子》描繪的就是一幅“道生萬物、天人一體”的整體宇宙圖景。在中國傳統哲學看來，既然宇宙萬物本身是整體性的，那麼，人們在認識和實踐中就應該從整體着眼去把握事物、從全局出發去謀劃事情。習近平極為重視中國傳統哲學這種注重整體的辯證思維，并将其創造性地轉化為一種戰略思維。他多次引用中國傳統典籍中的經典名句，告誡人們特别是領導幹部要有這種注重整體的戰略思維。例如，習近平在2013年11月9日中國共産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大家來自不同部門和單位，都要從全局看問題，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舉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維、提前謀局”。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又再次引用“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這一清末舉人陳澹然《遷都建藩議》裡的名句，要求黨的新聞工作領導者“自覺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動，在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中找到坐标、找準定位，做到服從服務于黨和國家大局不錯位”。習近平還引用戰國屍佼《屍子》中的“見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來說明在“經濟大合唱”中，每個部門、每個人都應該有“整體戰略的意識”，都應該認識到自己是整體的一部分并自覺地服務于整體。事實上，注重整體的戰略思維統馭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各個方面。習近平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總體國家安全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等，都無不鮮明地體現了這種注重整體的戰略思維。

二是革故鼎新的創新思維。崇尚變通、追求創新也是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思想的鮮明特點。中國傳統哲學中充滿了“萬物皆化”的常變思想，按照這種常變思想，“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中國古代哲學家們認為，既然變化是天地萬物的本性，人們在認識和實踐中也應該善于變通、革故鼎新和不斷進取。習近平承繼了這種崇尚變通、追求創新的辯證思維，并将其創造性地轉化為治國理政的創新思維。他引用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說明新舊事物交替變更不會随着時間的變化而停滞不前。他多次引用漢代桓寬的“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随事而制”，由此反對故步自封、因循守舊，要求人們與時俱進、守正創新。他也多次引用《易經》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以及“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希望人們不斷解放思想、大膽突破原有體制的束縛，因勢利導、與時俱進地進行創新，永葆發展的動能和活力。他還引用《禮記·大學》中的話勉勵青年勇于創新：“廣大青年一定要勇于創新創造。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賦，正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從不眷顧因循守舊、滿足現狀者，從不等待不思進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機遇留給善于和勇于創新的人們。”

三是和而不同的和合思維。面對客觀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國傳統哲學表現出強調和而不同的鮮明特點。和，是指矛盾雙方的統一性，即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貫通和相互轉化；同，則是指無差别的絕對同一。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西周史伯則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因此，和而不同就是“尚和去同”。習近平充分吸收了這種和而不同、“尚和去同”的辯證思維，并将其創造性地轉化為分析和處理國際國内各種矛盾的和合思維。他指出：“中華文化崇尚和諧，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蘊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他引用莊子的“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強調“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發生發展的規律”，并用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的“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以及《三國志·夏侯玄傳》中“和羹之美，在于合異”、《左傳·昭公二十年》中“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的名言，對和而不同的重要性作了說明。他還引用《禮記·中庸》中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強調“要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平共處、和諧共生，不能唯我獨尊、貶低其他文明和民族”。習近平指出，“要積極樹立雙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棄你輸我赢、赢者通吃的舊思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而按照費孝通先生的闡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就是在全球範圍内堅持和而不同、和合思維的具體表現。

習近平用典中還有許多其他體現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智慧的名句，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聰者聽于無聲，明者見于未形”“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詳于下”“獨陰不成，獨陽不生”“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千丈之堤，以蝼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積羽沉舟，群輕折軸”“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台，起于累土”“骐骥一躍，不能十步；驽馬十駕，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習近平對這些名句的引用和闡釋，以及他對盲人摸象、鄭人買履、坐井觀天、掩耳盜鈴、揠苗助長、削足适履、畫蛇添足等典故的分析和批判，都體現出他對中國傳統哲學辯證法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四、對中國傳統哲學“知行合一”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知行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家們極為關注的一個問題，知行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内容。中國傳統哲學所謂的知，往往既包括“德性之知”即道德意識或道德自覺，也包括“見聞之知”即關于事實的知識。中國傳統哲學所謂的行，則“是指人的所有行為實踐的總和”。而至明末清初，王夫之進一步把行明确地界定為“實踐”。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素有重行的傳統。《尚書》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說命中》）。孔子認為，真正有學問的人必然懂得如何把知付諸于行、能夠學以緻用。荀子更是儒家重行的代表，他主張“行高于知”，把行視為知的目的和檢驗知的标準。墨家主張“取名予實”，而其所謂的實，既包括實情，也包括實效。道家反對坐而論道，要求人們在實踐中“悟道”和“行道”。宋代以後，人們對知行關系作了進一步思考和探索，其中，程頤主張“知先行後”，朱熹主張“知輕行重”，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王夫之主張“行先知後”，等等。

在新時代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過程中，習近平特别重視黨的作風建設，不斷重申“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堅決反對知行不一、言行不一、表裡不一、坐而論道和其他各種“假”“大”“虛”“空”的形式主義飄浮作風，反複強調要“學以緻用”“行勝于言”“承諾一千，不如落實一件”“抓鐵有痕、踏石留印”和發揚“釘釘子的精神”，同時告誡人們要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無知而亂”的困境，要求人們努力以思想自覺引導行動自覺、以行動自覺深化思想自覺。中國傳統哲學中素來重行的知行觀，特别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恰好契合新時代黨的作風建設的需要。因此，習近平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為切入點，通過對它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的合理因素并使其發揚光大，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行觀。習近平對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對王陽明“知”“行”範疇的改造。王陽明所謂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良知”，如“知愛知敬，知是知非，當恻隐自然恻隐，當羞惡自然羞惡，當辭讓自然辭讓”。要理解這一點，首先須了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的目的。對此，他本人就曾有明确的說明。“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隻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過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将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黃直錄》）可見，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的目的是為了克服各種“不善的念”。這樣一來，他所謂的“知行合一”中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良知也就很好理解了。在他看來，作為一種道德意識或道德自覺，良知是道德原則與道德情感的統一，是一種發乎性體的先驗知識，它不僅使我們明辨是非，而且使我們“好”是“惡”非。他說：“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傳習錄·徐愛錄》）這裡所說的“自然”，就是強調良知的先驗性，即認為它是人的内心先天本有、與生俱來的東西，而不是外在環境因素如教育等影響的結果或實踐經驗的内化。王陽明所謂的行，是指人的一切行為，也包括人的精神活動和心理行為。王陽明說：“凡謂之行者，隻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實處，便是行。”（《傳習錄·答友人問》）按照這種說法，隻要“着實去做”，學、問、思辨也皆是行，甚至“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傳習錄·黃直錄》）。可見，王陽明在把知行混為一談的同時，也把行主觀化了。

習近平對王陽明的“知”“行”範疇進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改造。一是對王陽明“知”的範疇的改造。如前所述，王陽明所謂的知，主要是指“德性之知”即良知，“德性之知”也構成習近平所謂的知的重要内容。在習近平那裡，“德性之知”既包括理想信念，也包括道德修養。共産主義的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使命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等“四個意識”，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四個自信”以及共産黨員的黨性修養和道德修為，都是習近平特别強調的德性之知。可以說，這種德性之知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統一。重視德性之知，鮮明地體現了習近平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知行觀特别是王陽明知行合一說的繼承和弘揚。但是，習近平從根本上反對了王陽明關于德性之知或良知的先驗論，認為人們隻有通過教育和學習才能獲得上述各方面的德性之知。因此，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頭腦、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黨性教育固本培元、補鈣壯骨，着力教育引導全黨堅定理想、堅定信念，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時，習近平所謂的知，絕不僅限于這種德性之知，而是也包括各種見聞之知，即通過學習而把握到的各種科學知識和通過實踐而掌握的經驗知識。在這一點上，習近平對知的理解也克服了王陽明往往把知歸結為良知的缺陷，表現出回歸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大多将知視為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統一的特點。二是對王陽明“行”的範疇的改造。前述表明，王陽明往往知行不分、以知為行并由此把行主觀化了。習近平克服了這種對行的唯心主義理解，他所說的行就是人們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客觀實踐活動，它不過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範疇所做的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表述。當然，習近平知行觀中的行也有行動、踐行、躬行等意味，旨在區别于和反對那種僅停留在口頭上的形式主義作風。這一點，也體現了習近平知行觀對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素來重視行的傳統的繼承和弘揚。

第二，對王陽明知行關系思想的揚棄。從總體上看，王陽明反對“知先行後”說，主張知行合一。關于知行合一，王陽明曾用三個命題來加說明：一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傳習錄》載：“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傳習錄·徐愛錄》）按照這一命題，知是行的依據并主導着行，而行則是知的實現和結果，因而知行是合一的。二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陽明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徐愛錄》）根據這一命題，知是行的開始，行是知的完成，因而知行是合一的。三是“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王陽明說：“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隻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傳習錄·答顧東橋書》）這一命題是說，知達到真切笃實的地步就是行，而行表現出明覺精察時就是知，因而知行是合一的。上述王陽明用以說明知行合一的三個命題，都是旨在強調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或知離不開行、行也離不開知，這也正是他說的“知行合一”的要義。王陽明舉例說：“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别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隻是不曾知臭。就是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傳習錄·徐愛錄》）

習近平高度重視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自2013年以來在許多不同的場合多次使用“知行合一”的命題。但是，習近平對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進行了辯證的揚棄。與王陽明把“知行合一”視為一個事實命題、認為知行本是合一的看法不同，在習近平那裡，“知行合一”是一個規範命題，或者說是對廣大黨員和幹部提出的一項要求。正是這一點，決定了習近平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以下兩個方面的根本區别：首先，王陽明認為知行合一是一種必然，而習近平則認為知行合一并非必然。王陽明認為知行本是合一的，因而實際上把知行合一視為一種必然。與此不同，習近平指出并批評了知行關系上的種種錯位現象：一是不知不行，即既不認真學習也不努力作為；二是知而不行，即一切停留在口頭言語上；三是不知卻行，如盲目行動、瞎指揮；四是雖知硬行，如明知故犯、頂風違紀。知行關系上的種種錯位現象表明，知行合一并非是必然的。其次，王陽明強調知行合一是一種實然，習近平則強調知行合一是一種應然。在王陽明那裡，既然知行本是合一的，那麼，知行合一就是一種事實、一種實然。與此不同，在習近平看來，知行合一是隻有通過克服上述各種錯位現象才能達緻的知行關系的應然狀态。他指出，“知是基礎、是前提，行是重點、是關鍵，必須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之所以出現上述區别，其根本原因在于習近平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命題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即把知行合一理解為知行統一，并強調在知行關系中行是重點和關鍵，強調必須以行促知、把思想轉化為行動。他說：“我國古人關于知行合一的論述，強調的也是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如荀子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西漢劉向的‘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宋代陸遊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明代王夫之的‘知行相資以為用’，等等。我們推進各項工作，根本的還是要靠實踐出真知。”由此可見，習近平實際上是以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為切入點而對中國傳統哲學知行合一思想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五、對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中國傳統哲學中有着源遠流長、極為宏富的民本思想。它發端于殷周之際，綿延不絕地演進至明清時期，貫穿整個中國傳統哲學的發展過程。“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時代已有萌芽出現；民本主義形成思想體系，則在漢晉時代；到明清日趨完善。”作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核心内容，民本思想曾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産生重大影響，它在防範君權濫用、保障民生、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民本思想受到習近平的高度重視。2014年2月，習近平在主持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2014年10月，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重民本”等思想理念，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2019年5月，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說，“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在繼承創新中不斷發展”，其“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響深遠，有力推動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2019年10月，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其中就包括“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不僅如此，習近平在把馬克思主義群衆史觀同新時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還對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民本思想，包括人民主體論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對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變革了民本思想的曆史觀基礎。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貴民、敬民、安民、愛民、惠民。習近平用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尚書·五子之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史記·殷本紀第三》）、“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凡治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國》）、“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下》）、“善為國者，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劉向《說苑·政理》）、“德莫高于愛民；行莫賤于害民”（《晏子春秋·内篇·問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蘇轍《上皇帝書》）、“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萬斯大《周官辨非·天官》）、“足寒傷心，民寒傷國”（荀悅《中鑒·政體》）、“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文子·上義》），等等，莫不體現了上述民本思想的核心理念。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一種英雄史觀。在這種民本思想看來，君主愛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是皇恩浩蕩、君主有德和施仁政的表現，君主才是國家興亡和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與此不同，習近平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群衆史觀基礎上的。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衆有着無盡的智慧和力量，隻有始終相信人民，緊緊依靠人民，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凝聚起衆志成城的磅礴之力”。

二是重置了民本思想的價值本位。以一定的曆史觀為基礎的民本思想，本身屬于社會價值觀的範疇，是對為國者或當政者應該如何對待民衆或人民的一種規範性回答。盡管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以貴民、敬民、安民、愛民、惠民為其核心理念，但它本質上并不是真正以民為本或以民為價值本位的，即并沒有真的确認民的主體地位、把民視為國家或社會的主人。人們通常認為，《尚書》是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源頭，但在《尚書》中，君民關系是天命使然，君王隻有“用康保民”（《尚書·康诰》），才能體現自己的德性，也才配受天命。因此，《尚書》裡所謂的“民惟邦本”，實際上是強調君王要以民作為“邦本”。顯然，在這裡，君王才是真正的價值本位或國家主人，它所體現的實質上是“君本”而非“民本”。孔子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開創者，其“仁政”“養民”“富民”“信民”“寬民”思想對後世民本思想有重要影響。但孔子明确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第八》）；“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論語·季氏第十六》）。這同樣也是不折不扣的“君本”思想。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常為人們所樂道，但孟子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孟子·盡心下》）根據這一論述，“貴民”的主體亦即居于價值本位上的乃是最高君王即天子，它表達的同樣還是一種“君本”思想。習近平在馬克思主義群衆史觀基礎上，從根本上重置了民本思想的價值本位，真正确立了人民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的主體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複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強調“中國共産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強調“必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從而使人民真正成為價值本位。

三是轉換了民本思想的價值訴求。由其英雄史觀和“君本”思想所決定，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價值訴求也不是真正為民謀利。孟子曾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由此可見，孟子之所以強調“貴民”，就是因為在他看來，隻有“貴民”，君王才能得民心，進而才能得天下。荀子曾有著名的君民舟水之喻：“選賢良，舉笃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荀子·王制》）顯然，雖然這一君民舟水之喻内含的敬民、安民、惠民思想在客觀上能促成一些利民的“仁政”，但它本身的目的卻是為了“君子安位”，即鞏固君王的統治地位。荀子還強調：“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這就說得更明白了：他之所以主張親民愛民乃是為了用民，他的民本思想追求的是民為君用、民為君死。管子也是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重要代表。他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管子·霸言》）就是說，如果想要稱霸諸侯、奪得天下，就必須以人為本。可見，中國傳統哲學民本思想的價值訴求都是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都是“以王道為目的，以民道為手段”的。習近平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群衆史觀以及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價值訴求作了根本轉換，牢固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習近平特别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強調發展為了人民和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他在引用《尚書》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一語時強調，“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全黨同志無論職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準。我們的工作和決策必須識民情、接地氣，以人民利益為重、以人民期盼為念，真誠傾聽群衆呼聲，真實反映群衆願望，真情關心群衆疾苦”。

上述對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一思想、辯證法思想、知行合一思想、民本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隻是習近平對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主要方面。除此以外，習近平的傳統文化用典中還包括“為政篇”“治理篇”“立德篇”“修身篇”“笃行篇”“勸學篇”“任賢篇”“天下篇”“廉政篇”“信念篇”“法治篇”“文學篇”等多方面的豐富内容，其中也含蘊着獨特而深刻的中國傳統哲學智慧，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協和萬邦的國際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義利合一的利益觀等，習近平同樣也對這些方面的中國傳統哲學智慧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所有這些，使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也充分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