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珍貴文獻在日本典藏的豐富程度可以比肩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和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經典文獻的收集為日本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了有力的支撐。20世紀初葉的留日學人，依據日譯本大量轉譯了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傳播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譯本的轉譯。文章首先梳理《共産黨宣言》、《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态》等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德文首版的編輯出版過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珍稀文獻在日本的典藏狀況。其次，通過闡明上述經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翻譯傳播，試圖為讀者呈現1920-1930年代日本馬克思主義文獻出版的盛況，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翻譯傳播産生的深遠影響。當學界為理解某些概念産生分歧時，或許日譯本仍能為我們解讀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提供些許借鑒。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日本馬克思主義；珍貴文獻；翻譯和傳播；轉譯

作者簡介：盛福剛，beat365体育官网副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日本馬克思主義發展史、MEGA2的編輯出版。

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态》2023年第2期

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最初作為西學東漸的一個支系，傳入日本略晚于西歐各國，但在日本的翻譯傳播整體上早于我國。1920年代初，一批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借歐洲留學的契機，收集購入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珍稀版本，其中不乏馬克思生前的簽名贈書，形成了與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長梁贊諾夫競相購買的奇觀。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珍貴文獻在日本典藏的厚度可以比肩荷蘭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和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經典文獻的收集為日本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了有力的支撐。20世紀初葉的留日學人，依據日譯本大量轉譯了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傳播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日譯本的轉譯。以下，本文首先梳理《共産黨宣言》、《資本論》、《德意志意識形态》等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德文首版的編輯出版過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珍稀文獻在日本的典藏狀況。其次，通過闡明上述經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翻譯傳播，力圖為讀者呈現1920-1930年代日本馬克思主義文獻出版的盛況，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我國的早期翻譯傳播産生的深遠影響。

一、馬克思恩格斯珍貴文獻在日本的典藏

《共産黨宣言》首次公開出版于德國革命前夕的1848年2月，直至1872年于萊比錫出版新的德文版為止，封面或扉頁上注明出版于1848年且出版地為倫敦，迄今為止，可以列為首版考察對象的德文單行本主要有以下三種。（1）封面上的德文标題為：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标題下方依次印有出版年月：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出版于1848年2月）；呼籲無産階級團結起來的口号：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出版地：London（倫敦）；最下方三行小字分别印有印刷地點和印刷人：Gedruckt in der Office der „ Bildungs=Gesellschaft für Arbeiter “ von J.E.Burghard（印刷于“工人教育協會”的辦公室，J.E.布格哈特）以及出版地址：46，Liverpool Street, Bishopsgate（利物浦大街46号，主教門）等信息，沒有标明作者。因有23個印刷頁，被學界稱為“23頁本”。（2）封面上印刷的出版信息與23頁本相同，因有30個印刷頁，被學界稱為“30頁本”。（3）封面上除德文标題外，同樣印有出版日期：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出版于1848年2月）；出版地：London（倫敦）；下方的印刷所為：Druck von R. Hirschfeld, English & Foreign Printers（(R.赫希菲爾德出版，英文和外文出版社）；出版地為：48, Clifton Street, Finsbury Square.（克裡夫頓大街48号，芬斯伯裡廣場）；最下方還标有1848的年份。它有24個印刷頁，因出版社的名稱為Rudolf Hirschfeld（魯道夫•赫希菲爾德），被學界稱為“赫希菲爾德版”。

除上述三個單行本外，《共産黨宣言》還曾于1848年3月3日至7月28日，分13次間斷性地連載于每周五出版的《德語倫敦新聞——關于政治、文學和藝術的報紙》（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上。刊載的刊期分别為第153期、第154期、第156期、第158期（以上刊載内容為第1章），第159期、第160期、第162期（以上為第2章），第165期、第166期、第167期、第171期、第172期（以上為第3章），第174期（第4章）。首次刊載的标題為Manifest der Communistischen Partei，第二次開始改為Manifest derkommunistischen Partei.筆者将此連載版稱為“《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

（一）《共産黨宣言》德文首版及其在日本的典藏

上述三個單行本外加《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哪個版本方能稱為《共産黨宣言》的德文首版，國際學界有過探讨。關于赫希菲爾德版的印刷所，麥瑟爾（W. Meiser）曾做過詳細的考證。首先，赫希菲爾德首次啟用倫敦的地址（48, Clifton Street, Finsbury Square）是在1856年，1861年12月4日出版的《泰晤士報》曾在第6頁第Ⅲ欄刊登過該印刷所破産的消息，由此可以推斷希菲爾德版《共産黨宣言》的印刷時間并非其封面上所注的1848年2月，而是1856年至1861年間；其次，1860年秋天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單行本的印刷所同為R.赫希菲爾德，馬克思在該書中抨擊泰霍夫時曾多次引用《共産黨宣言》，有可能為了擴大影響，馬克思以此為契機選擇在R.赫希菲爾德再次印刷了《共産黨宣言》；再次，列斯納（F.Leßner）曾在1897年回憶《共産黨宣言》的出版時提到的“60年代由共産主義者同盟出版的第2個倫敦版”，指的正是赫希菲爾德版。由此可見，赫希菲爾德版《共産黨宣言》極有可能是《福格特先生》單行本出版後，該出版社于1861年前後再版印刷的版本。

另外，《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的底本是23頁本還是30頁本？根據庫欽斯基（T.Kuczynski）的調查，23頁本和30頁本存在158處差異。其中，《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承襲23頁本的有130處，和30頁本一緻的隻有27處，而且多是一些對23頁本排版失誤的訂正，如将Verhätnisse訂正為Verhältnisse。日本學者服部文男在庫欽斯基調查的基礎上，發現了一處可以印證三個版本傳承關系的排版失誤。如手稿中的術語原本為heilige(神聖的)，23頁本将“l”誤排為“t”，變成了在德文中不構成任何語義的heitige。《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的排版工将這一失誤進一步解讀為heutige，由此手稿中表征“神聖的”語義的heilige，在《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中訛變為了表征“當今的、今日的”語義的heutige。一字之錯，差之千裡。有意思的是，30頁本承襲了《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中的失誤，将heilige排版為heutige。由此，可以推導出《共産黨宣言》1848年出版的3個版本之間的傳承關系，即23頁本→《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30頁本。

接下來就是關于30頁本出版時間的推斷。1932年出版的收錄《共産黨宣言》的MEGA¹Ⅰ/6卷的編輯曾認為，1848年上半年在倫敦出版的30頁本訂正了20餘處23頁本中的排版錯誤，23頁本和30頁本都可以視作《共産黨宣言》的德文首版。但據麥瑟爾的推斷，30頁本并非其封面标注的1848年出版于倫敦的改訂再版，而是1850年末至1851年初出版于德國科隆的德文新版。

概言之，1848年2月出版于倫敦的23頁本是《共産黨宣言》唯一的德文首版，同時也是1848年3月至7月間《德語倫敦新聞》連載版的底本。30頁本和赫希菲爾德版都是從23頁本中衍生的德文新版。

據日本學者橋本直樹的調查，作為《共産黨宣言》德文首版的23頁本共經過4-5次加印，存在7-8種印刷異本（Druckvariante），首個印刷版本還将17頁的頁碼誤印成了23頁。根據橋本的調查，23頁本共存世27本，分别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大學圖書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荷蘭）；拜仁州立圖書館（德國），漢堡州立圖書館（德國），漢堡州立大學圖書館（德國）；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俄羅斯）等機構。慶應義塾大學三田媒體中心（慶應義塾圖書館）貴重圖書室收藏的23頁本，是目前調查所知日本收藏的唯一的《共産黨宣言》德文首版。除此之外，日本法政大學下屬的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藏書中有一冊赫希菲爾德版《共産黨宣言》，此書為1921年時任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主任約翰尼•辛裡奇森（Johnny Hinrichsen）贈與栉田民藏的珍貴版本，扉頁上印有“Archiv der S.P.D.”（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的典藏印章。辛裡奇森在簽名贈書時也認為此書為《共産黨宣言》的德文首版，因此日本學界曾一度将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收藏的赫希菲爾德版視作首版。

（二）《資本論》珍稀版本在日本的典藏

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首版出版于1867年，出版社是位于德國漢堡的邁斯納出版社（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Hamburg）。馬克思曾在1867年9月12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抱怨過邁斯納的拖延，稱将最後的校樣寄給萊比錫已滿4周尚未收到樣書。殊不知，出版社已于馬克思寄信的前一天9月11日開始郵寄，并于9月14日在面向德國書店發行的新刊手冊上刊載了《資本論》出版的消息。馬克思從曼徹斯特恩格斯的居所回到倫敦後收到了出版社邁斯納寄來的《資本論》第1卷樣書，于9月18日開始向列斯納、伊曼特（P. Imandt）、菲利普斯（A. Philips）、蘇勒（C. Schöller）、施特龍（W. Strohn），9月19日向波克罕（S.L.Borkheim）、比斯利（E.S.Beesley）等朋友、親戚郵寄了簽名贈書。

此外，馬克思生前修訂出版的版本還有德文第二版（1872-1873年），法文版（1872-1875年）。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根據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出版了德文第三版（1883年），英文版（1887年），根據第三版修訂的德文第四版（1890年）。另外，恩格斯還根據馬克思的遺稿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首版（1885年）、第二卷第二版（1893年），以及《資本論》第三卷（1894年）。除馬克思恩格斯生前編輯出版的版本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考茨基曾于1914年編輯出版過大衆版《資本論》（Volksausgabe），至1929年共增印了9次；梁贊諾夫的繼任者、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研究院的首任所長阿多拉茨基（V.Adoratsky）也曾于1932-1934年間編輯出版過大衆版。

《資本論》第一卷德文首版印刷了1000冊，目前世界上存世約100冊。其中，帶有作者親筆簽名的贈書現存世15冊。據日本學者大村泉的調查，日本各大學、研究機構和私人收藏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首版多達50冊，占全世界典藏量的半數，收藏機構較多的有日本東北大學（2冊），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3冊），慶應義塾大學（2冊），京都大學（3冊），大阪市立大學（3冊）。其中4冊為馬克思親筆簽名的作者贈書，分别為（1）題贈女兒家庭教師蘇勒的簽名本，藏于小樽商科大學圖書館，是原校長大野純一于1930年2月在柏林留學時花費500馬克從舊書店購入。（2）題贈友人波克罕的簽名本，現藏于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3）題贈庫格曼（L. Kugelmann）醫生的簽名本，他曾為馬克思修訂價值論篇提供了諸多建議，現藏于二戰前為研究和普及馬克思主義思潮做出重要貢獻的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圖書館。此書為栉田民藏于1921年在德國為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收集文獻時購入。（4）題贈遠房表兄弟菲利普斯的簽名本，現藏于關西大學圖書館。菲利普斯為享譽世界的飛利浦公司的創始人，馬克思曾為出版法文版《資本論》向他尋求過資助。

《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印刷了3000冊，法文版印刷了10000冊。根據松田博的調查，日本收藏德文第二版共計43冊，分别收藏在日本東北大學（2冊）、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3冊）等32家機構。法文原版共計31冊，分别收藏在27家機構。其中，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馬克思于1873年12月30日題贈英國牧師帕斯卡爾（C.Pascal）的法文版《資本論》簽名本，尤為珍貴。書中除寫有馬克思贈與帕斯卡爾的獻辭外，還留有河上肇題贈弟子栉田民藏的獻辭。這本書是由時任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副教授的堀經夫于1923-1925年留學倫敦時購入，為答謝師恩，将此書贈與了河上肇，河上為此備注了“1925年9月23日堀經夫作為歐洲紀念贈給”。1932年河上肇為躲避官府追查，曾在栉田民藏位于東京的家中避難，為答謝遂将此書提上“拜呈 栉田學兄 河上肇”的獻辭贈予了栉田民藏。栉田民藏去世後，1935年，東北帝國大學圖書館接手了約7000冊的藏書，并為此設立了“栉田民藏文庫”。

跟随栉田文庫來到東北帝國大學圖書館的還有很多珍貴文獻，其中一本是《哲學的貧困》法文首版（1847年）。後經東北大學經濟學部田中菊次教授鑒定此書為馬克思的自用本，書中留有馬克思為修訂法文版寫下的标注。此書是栉田民藏于1921年7月27号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獲取，栉田在扉頁上寫有“27.Ⅶ.1921, Berlin Aus dem Archiv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T.Kushida”的字迹。如同赫希菲爾德版《共産黨宣言》，此書應該也是時任檔案館主任辛裡奇森贈與栉田民藏的贈書，内封上印有“Bibliothe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的藏書印章。收錄《哲學的貧困》的MEGA¹Ⅰ/6卷也曾在《序言》中提到了該書，馬克思自用本的《哲學的貧困》自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流出後，“下落不明”。德國和蘇聯學者當時應該沒有想到他們苦苦追尋的文獻流落到了日本，此書的典藏信息後來作為865号文獻編入了收錄《馬克思恩格斯藏書目錄》的MEGA²Ⅳ/32卷。

栉田文庫中的另外一本稀有文獻是由R.赫希菲爾德出版的《福格特先生》德文首版，這是馬克思于1860年11月29日在倫敦題贈恩格斯的書，寫有“Seinem F. Engels London.29.Nov.1860 K.Marx”的獻辭。此書在MEGA²Ⅳ/32卷中的文獻編号為855号。

（三）《德意志意識形态》德文首版的出版及其在日本的典藏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至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态》的“費爾巴哈”章中，首次完整地闡述了唯物史觀。這份為馬克思晚年系統地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世界觀基礎的重要手稿在兩人生前并未公開發表，“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手稿主要由三章構成，以批判對象的名字命名的“費爾巴哈”章、“鮑威爾”章和“施蒂納”章。

就手稿的寫作順序而言，用MEGA²Ⅰ/5的符号來标記的話，最先寫成的手稿是H^5a，即馬克思恩格斯為了反駁鮑威爾為回應《神聖家族》中的批判發表在《維幹德季刊》第3卷中的《評路德維希·費爾巴哈》所作的手稿。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并沒有止步于鮑威爾，接下來的批判對象是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他采用先引用後批判的方式，寫就了總量達117個紙張（Bogen）的手稿。随後從批判施蒂納的上述手稿中抽取出了第20-21紙張和第84-92紙張，MEGA²Ⅰ/5卷将前者标為H^5b、後者為H^5c。其次，将H^5a手稿中批判鮑威爾的内容删除，一部分挪用至“鮑威爾”章。再次，為H^5a、H^5b和H^5c重新标注“1-72”的頁碼編号，編輯成手稿H⁵，即現行“費爾巴哈”章的大束手稿部分。組成大束手稿的三部分對應的手稿頁碼分别為H^5a：第1-29頁（第3-7頁已佚失），原為批判鮑威爾所作；H^5b：第30-35頁；原為批判施蒂納部分的第20-21紙張；H^5c：第36-72頁（第36-39頁已佚失），原為批判施蒂納部分的第84-92紙張。對上述手稿進行重新編輯的主導者是馬克思。

1921年1月，俄蘇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立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負責收集和典藏和馬克思恩格斯相關的原始手稿、複印件、書籍以及生平資料等珍貴文獻，首任院長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家大衛•梁贊諾夫（D.B.Ryazanov）。研究院成立後，梁贊諾夫受列甯委派，多次親赴歐洲花重金收集購買或複制資料。1925-1926年間，研究院在法蘭克福設立了事務所，複制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所藏的馬克思恩格斯遺留的原始手稿和大量照片。至1930年，研究院收藏了各類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文獻原件共計15000份，複印件共計17500份。

在此基礎上，梁贊諾夫于1926年創辦了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機關雜志《馬克思恩格斯文庫》（Marx Engels Archiv），旨在用德文公布馬克思恩格斯未刊的手稿和研究論文。《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德文版出版地設在法蘭克福，共出版了兩期。第一期出版于1926年，除收錄由梁贊諾夫編輯的《德意志意識形态》的“費爾巴哈”章外，還收錄了1881年2月至3月間查蘇利奇和馬克思之間的通信，另外還有關于曆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勞工運動史的研究論文；第二期出版于1927年，主要收錄了由梁贊諾夫編輯的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辯證法》。學界将收錄于《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期中的“費爾巴哈”章稱為梁贊諾夫版，是《德意志意識形态》“費爾巴哈”章的首個德文版本，使得這份手稿寫成80年後終于得以面世。梁贊諾夫版在《編者序言》中列表對比了恩格斯标注的紙張頁碼（Bogennummern）和馬克思重新編排手稿時标注的頁碼（Seitennummern），并按馬克思标注的頁碼編排了手稿。另外，他在正文中複原了部分改稿異文，還在腳注中注明了馬克思的字迹。自此，梁贊諾夫版開啟了《德意志意識形态》文獻版編輯出版史的百年曆程。

繼《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後，梁贊諾夫策劃了第1版曆史考證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簡稱MEGA¹）的出版，原計劃分三部分共出版42卷，1927年至1933年共出版11卷（12冊）。其中，作為梁贊諾夫繼任者的阿多拉茨基于1931年出任改組後的馬克思恩格斯列甯研究院院長，并在1932年編輯出版了收錄《德意志意識形态》的MEGA¹Ⅰ/5卷，因編輯者的名字被學界稱作“阿多拉茨基”版，是首個收錄包括“鮑威爾”章和“施蒂納”章在内全三章手稿的德文版。阿多拉茨基版編排的特點是打破了馬克思标注的頁碼順序，将手稿剪切成40餘個片段，并按編者理解的邏輯順序進行了再編輯，後來受到了國際學界的批判。

梁贊諾夫版于1926年出版後旋即傳到了東京，時任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的栉田民藏和森戶辰男于當年便完成了“費爾巴哈”章的翻譯，分上下兩期刊載于長谷部如是閑創刊的雜志《我等》1926年5月号和6月号。譯者之一的森戶辰男曾于1920年作為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副教授在雜志《經濟學研究》創刊号上因發表了研究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克魯泡特金的社會思想研究》，被冠以擾亂社會秩序罪，與執行編輯大内兵衛一同被起訴并遭停職。當時作為同事的栉田民藏、西川嘉六等人憤而辭職，史稱“森戶事件”。此事件後，栉田、森戶和大内等人集體入職了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如下文所述，刊載于《我等》雜志、由栉田和森戶翻譯的梁贊諾夫版日譯本，是郭沫若翻譯的我國首個《德意志意識形态》漢譯本（1938年）實質上的底本。《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和MEGA¹在日本的典藏較為常見，以筆者曾經留學過的日本東北大學為例，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哲學的研究重鎮，圖書館收藏了兩套《馬克思恩格斯文庫》和三套MEGA¹。

值得介紹的是栉田民藏自用本的《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扉頁上寫有栉田民藏的親筆簽名“T. Kushida 1926,Tokio”，内封上留有“栉田民藏文庫”的長方形收藏印章，内有栉田民藏依據這本書翻譯日譯本時用鉛筆寫下的備注和各種記号。栉田去世後，其藏書并沒有全部收入東北大學圖書館或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就《德意志意識形态》在亞洲的早期翻譯和傳播而言，栉田和森戶譯本可謂首開先河，因此栉田民藏的這一自用本對日本和中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于2016年春天在東京高圓寺的都丸書店偶遇此書，現為筆者的個人藏品。

二、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在日本的早期傳播

日本對科學社會主義思潮的介紹可以追溯至明治早期，以引介西方啟蒙思想為己任的明六社成員之一的加藤弘之曾在《真政大意》（1870）中批判性地提到了共産主義（コムシュメス）和社會主義（ソシアリスメ），并将其評價為“有害的制度”（害アル制度）。明六社的另外一位成員西周于1878-1879年間寫的《社會黨論的學說》（社會黨論ノ説）中，認為社會黨理論是改造人類社會的政黨學說，如德國的公共黨（社會黨）和俄國的虛無黨皆如是也。身為基督教牧師的小崎弘道于1881年在《六合雜志》第7期收錄的文章《論近世社會黨的原因》（近世社會黨ノ原因ヲ論ズ）中首次提到了馬克思的名字，“正如當今德國社會黨的領袖卡爾•馬克思所主張的那樣，現在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産生困難的原因在于所有權法。所有權法是盜竊之法，資本主占有不當利益，出力者得不到相應的報酬，救贖之道唯有廢除現行的所有權法，組織新的社會法。”小崎将馬克思理解為批判所有權法的缺陷，在分配領域為苦力者伸張正義，企圖用新法來取代舊的所有權法的理論家，很難說他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了精準的把握。石谷齋藏在1891年出版的《社會黨瑣聞》中詳細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還意譯了《共産黨宣言》正文末尾的段落。曾任日本銀行總裁的深井英五在1893年刊行的《現時之社會主義》首次簡略介紹了《共産黨宣言》，并譯出了正文末尾的段落。

明治中後期從美國留學歸國的堺利彥擔當了傳播社會主義思潮的主力，在報刊雜志上零星地譯介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述。1910年日本發生了暗殺天皇的“大逆事件”，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受此牽連于次年被處以死刑，處于萌芽期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編譯在随後的幾年陷入了寒冬時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國内工業得以迅猛發展并很快占領了亞洲市場；另一方面，産業工人數量急劇增加，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工人階級的境遇沒有得到絲毫改善，勞資糾紛日益激化。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勞工運動再次高漲。1918年夏天不堪米價的暴漲，富山地區的婦女爆發了阻止米外運的示威集會，運動很快蔓延至關西地區并引發了全國性的米騷動事件，工人階級在和軍隊的對抗中嶄露頭角。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日本思想界也發生了劇變，1916年吉野作造開始倡導民本主義，1917年河上肇出版了《貧困物語》，揭開了“大正民主時期”（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的帷幕。1919年是日本馬克思主義文獻傳播史上具有跨時代意義的元年，湧現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翻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刊物，長谷川如是閑創刊的雜志《我等》、大山郁夫編輯的《改造》以及河上肇發行的《社會問題研究》等大正民主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期刊相繼創辦，二戰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鎮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也是在這一年誕生的。

（一）《共産黨宣言》首個日譯本的翻譯及其早期傳播

《共産黨宣言》在20世紀已經被翻譯成101種語言，在世界上的翻譯出版熱度堪比《聖經》。截止2012年，《共産黨宣言》在日本已經出版了92種譯本。

1904年11月13日刊登在《平民新聞》第53号第1-7版面上的《共産黨宣言》是日本首次系統地翻譯介紹的譯本，譯者為幸德秋水和堺利彥。據譯者序言介紹，此翻譯是為了紀念《平民新聞》出版一周年策劃的，底本為塞穆爾•摩爾（Samuel Moore）翻譯、恩格斯校訂的英譯本（1888年），并有可能參考了由女權運動的社會活動家伍德哈爾（V.C.Woodhull）翻譯出版的美國版。這一日譯本譯出了恩格斯寫的英文版序言以及正文的第1、2、4章，由于部分内容已經不符合當時的歐洲政治時局以及刊載時間的緊迫性，沒有譯出第3章。此首譯本采用了高格調的文言文體，多使用漢字詞彙譯制，例如将Bourgeoisie譯作“紳士”，Proletarier譯作“平民”。由于觸及了當時新聞出版條例規定的“擾亂社會秩序”款項，該報一經出版立即遭到了查封，作為譯者的堺利彥、幸德秋水以及編輯發行人西川光次郎被東京地方裁判所處以每人80日元的罰金。

但堺利彥并沒有因此而屈服于強權，他效仿威廉•李蔔克内西在1872年萊比錫叛國罪審判中作為證據材料在法庭上全文朗讀《共産黨宣言》，使其作為證據材料的一部分得以大規模出版的做法，着眼于判決書上“單純的曆史文書作為學術研究資料，即便其内容欠妥、擾亂社會秩序也可以在報紙雜志上刊載”一文，于1906年3月創辦《社會主義研究》，并在第1期上登載了《共産黨宣言》的全譯本。在新譯本中他獨自補譯了第3章，并改訂了先前他和幸德秋水翻譯的部分譯文。大逆事件發生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共産黨宣言》一直被列為禁書，改造社于1928年至1935年出版的改造社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沒能收錄《共産黨宣言》的譯文。

1921年堺利彥以德文版為底本并參照河上肇、栉田民藏各自翻譯的節譯本，采用白話文的文體對1906年的舊譯本進行了重譯，大規模調整語序的同時還将《平民新聞》中的部分漢字詞彙改譯為片假名，如“紳士”和“平民”分别改為音譯的“ブルジョア”和“プロレタリア”。但最終這一譯本在戰前沒能公開出版，存世的隻有少量複寫本，後來堺利彥在競選衆議院議員時為了籌措資金将手稿賣給了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

堺利彥在自譯本的序言中提到的河上肇和栉田民藏是師生關系，同時是日本譯介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先驅。河上肇曾長期執教于京都大學經濟學部，我國早期的很多經濟學家，如王學文、杜國癢等都曾師從河上肇。河上肇于1919年前後由研究邊界效用理論等資産階級經濟學轉向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于1月份創刊了個人雜志《社會問題研究》。他以此雜志為陣地，除了譯介《雇傭勞動和資本》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外，還寫了諸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1919.3.15），《<資本論>中的唯物史觀》（1920.2.1）等諸多文章，系統地向大衆啟蒙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學的知識。在1920年6月發行的第16期中，河上肇發表了題為“《共産黨宣言》中的唯物史觀”，将《共産黨宣言》中的唯物史觀概括為兩部分，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和“精神生活的物質說明”，以引文形式譯出了第一章的近半數内容，還介紹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物質生産力、生産關系等《<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揭示的唯物史觀的核心要義，這些關鍵術語我們沿用至今。除此之外，河上還将Bourgeois譯作漢字詞彙“有産者”，将Proletarier對譯為“無産者”，對《共産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譯介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栉田民藏曾于1919年在《我等》雜志上發表了一些介紹唯物史觀的文章，其中關于《共産黨宣言》的引文出自他于1918-1919年間翻譯完成的譯本。1920年，時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助手的他還曾以“社會主義及共産主義文書（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評）”為題，将《共産黨宣言》第三章發表在東大主辦的《經濟學研究》的創刊号上，該期因“森戶事件”而遭查封。1930年大阪的勞農書房以“長谷川早太”的名義出版了《共産黨宣言》的全譯本，但該書很有可能是栉田民藏未能發表的譯本。1920年10月至1922年8月，受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委派，栉田民藏和久留間鮫造赴歐洲收集購買資料，栉田去的是德國，久留間去的英國。兩人帶回來了一批馬克思恩格斯珍貴文獻，其中就有上文介紹的馬克思親筆簽名贈與庫格曼的《資本論》第一卷首版（1867），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檔案館主任贈與栉田民藏的赫希菲爾德版《共産黨宣言》。這是日本現存的唯一的赫希菲爾德版《共産黨宣言》，栉田一直以為此為《共産黨宣言》的德文首版。勞農書房版在序言中提到“參考《共産黨宣言》德文首版譯出”，能參考此書譯出《共産黨宣言》日譯本的，隻有栉田民藏本人。此外，日本内務省警報局為了研究作為自身的鎮壓對象的共産主義學說，曾于1919年和1925年先後兩度秘密翻譯過《共産黨宣言》。

（二）《資本論》在日本的早期傳播

1919年揭開了日本馬克思主義文獻出版熱潮的序幕，并迎來了三種《資本論》譯本競相出版的盛況。1919年9-12月東京經濟社出版部刊行了由松浦要翻譯的《資本論》第1分冊和第2分冊，作為首個日譯本隻譯出了第1卷的第1-3篇，也沒有注明翻譯底本。同年12月綠葉社出版了以恩格斯編輯版為底本的生田長江譯本，這一抄譯本同樣隻收錄了《資本論》第1卷的第1-2篇。日本首個《資本論》的全譯本是作為大燈閣版《馬克思全集》的第1-9卷（共10冊），即1920年6月至1924年7月由大燈閣和而立社出版的高畠素之譯本。其後高畠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對譯本進行了全面改譯，由新潮社推出了3卷4冊的新譯本。1927年10月至1928年4月，在新潮社版本的基礎上高畠又添加了若幹修改，由改造社出版了3卷5冊的改訂本。改造社版是高畠譯本的最終版，也是二戰前日譯《資本論》的定本。譯者高畠素之在大燈閣版第1卷的《譯者序》中稱，翻譯底本是恩格斯編輯的第六版，同時參照了英譯本。

提及高畠譯本不得不介紹一下福田德三在1919年開始策劃的大燈閣版《馬克思全集》。從其“内容提要”可知，全集共20卷，由4部分構成。收錄的著作及翻譯負責人分别是：第1部分為《資本論》全3卷，高畠素之、福田德三；第2部分為《剩餘價值學說史》，坂西由藏、寺尾隆一；第3部分的“批判諸篇”預定收錄《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批判類文稿，左右田喜一郎、金子英之助；第4部分的“主張各篇”，收入包括《共産黨宣言》、《論猶太人問題》在内的著作，大塚金之助。但此全集沒有收錄恩格斯的著作，也未按照著作的寫成順序進行編排，第3部分和第4部分的區分标準不甚明晰。第一部《資本論》全三卷的翻譯原計劃由高畠素之和福田德三共同擔當，但福田中途退出，其他人也沒有完成全集的翻譯任務，日本《資本論》的首個全譯本隻镌刻下了高畠素之的名字。另外，除《資本論》以外，全集還刊行了第10卷（收錄了佐野學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安倍浩譯的《價值價格與利潤》等）和第11卷（河野密譯的《神聖家族》）。

1927年8月，受岩波書店店主岩波茂雄所托，河上肇接受了翻譯出版文庫版《資本論》的任務，由于要和改造社的高畠譯本競争的緣故，當年10月岩波書店就出版了河上肇和宮川實共同翻譯的第1分冊。但1928年随着河上肇和岩波茂雄關系的惡化，文庫版《資本論》出版了第1卷第5分冊後便中途夭折了，翻譯至第3篇第8章。随後這一譯本在1931年改由改造社出版，由于時局嚴峻，也隻出版了第1卷的上冊，收錄了前12章的譯文。據河上肇在《邦譯本序言》中稱，翻譯的底本是考茨基編輯的大衆版。

（三）《德意志意識形态》的首個日譯本

梁贊諾夫版在其出版的1926年就被栉田民蔵和森戶辰男翻譯成了日語，并以《馬克思恩格斯遺稿<德意志意識形态>第1篇<費爾巴哈>》為标題刊登在了《我等》雜志的第8卷第5-6号上。1930年5月，改訂後的譯文作為我等社的《我等叢書》第4冊付梓出版，書名改為《馬克思恩格斯遺稿<德意志意識形态>》。

《我等》雜志刊載的栉田和森戶翻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态》的最初譯本，省略了梁贊諾夫版的《編者導言》、腳注以及“謄清稿”的前半部分。後經二人修訂的《我等叢書》譯本譯出了被《我等》雜志譯本省略的内容，還發表了由河上肇翻譯的《關于費爾巴哈章的提綱》，并且轉載了發表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1卷中的提綱影印件。另外，栉田和森戶譯本譯出了梁贊諾夫版中的異文，将被删除字句放入“＜＞”括号中插入正文進行了複原。

（四）兩個日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策劃和出版

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文獻得以大量刊行，綜合雜志上也刊載了很多譯介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改造社等書店通過發售定價僅為1日元的“元書”推進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出版，此舉頗受普通民衆的歡迎，使學術研究語境中的馬克思主義走向了大衆普及、教化民衆的階段，掀起了一輪馬克思主義文獻的出版熱潮。這一熱潮的頂點就是兩個日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策劃和出版。

1928年至1935年間，改造社出版了首套日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計27卷32冊，另外還有5冊的《資本論》全譯本。底本為梁贊諾夫、阿多拉茨基等人編輯的第一版曆史考證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以下簡稱MEGA¹），翻譯的核心成員有福田德三、山川均、堺利彥等，同時是世界上首套以MEGA¹為底本翻譯出版的全集。改造社原計劃将高畠譯本的《資本論》作為上述全集的第1-5卷刊行，但這一計劃未能實現，最終獨立于全集單獨出版。除改造社版外，還有一版中途夭折的全集計劃，即1928年由同人社、弘文堂、希望閣、岩波書店和從文閣等5家出版社聯合策劃的聯盟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聯盟版共計20卷，每冊定價為1日元，從《内容提要》可以得知，其收錄的著作共分為3部分。第1部分涵蓋了政治、曆史、法律、哲學、經濟等領域，計劃收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德法年鑒》、《德意志意識形态》、《貧困的哲學》、《雇傭勞動與資本》等著作；第2部分計劃收錄《資本論》和《剩餘價值學說史》；第3部分為書信。每部分收錄的文獻按其寫作順序進行編排，聯盟版的編輯體例和方針完全遵從了翻譯底本即梁贊諾夫主持編輯的舊版MEGA全集。擁有著作權的梁贊諾夫認為隻有專業的學者團隊才能高質量地完成這一學術版全集的翻譯，所以對聯盟版的編輯代表、時任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所長的高野岩三郎寄予厚望。同時聯盟版還得到了共産國際和日本共産黨的支持，此外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領域最具權威的學者河上肇親自擔綱《資本論》的翻譯，給競争對手改造社造成了不小的壓力。但最終由于5家出版社分工不明确、翻譯效率低下以及預算緊缺等原因，聯盟版未能兌現在廣告中宣傳的1928年7月份開始寄送第1卷的諾言。7月末岩波書店退出聯盟，整個出版計劃受挫，并在9月初宣告失敗。

聯盟版解散後，原計劃編入聯盟版全集的部分譯稿流入改造社版。翻譯質量暫且不論，改造社版很難稱得上是學術性的全集。這一版全集沒有采用三部制，收錄著作、手稿、信件的卷本不明确，而且沒有按照時間順序編排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存在統一的編輯方針，所以至多算是收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獻集。究其原因，是因為黎明時期日本馬克思主義文獻的研究及編撰尚不成熟。

三、日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早期傳播對我國的影響

毛澤東曾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單就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我國的早期翻譯傳播而言，日本傳入的途徑不容小觑。

（一）經日譯本轉譯的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漢譯本

如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6期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下），上篇介紹了唯物史觀以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下篇介紹了勞動價值論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況。據調查，上篇的大部分内容譯自河上肇的論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下篇的理論來源是福田德三的著作，可以說李大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始自河上肇。另據日本學者大村泉考證，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的首個漢譯本的底本就是刊載于《社會主義研究》第1号上的譯本，同時參考陳獨秀從北大圖書館借來的英譯本，改訂了日譯本的部分誤譯和漏譯，如将堺利彥、幸德秋水譯本中誤譯為“荷蘭（和蘭）”的國别名Danish訂正為“丹麥”。

1930年3月上海昆侖書店出版的《資本論第1卷第1分冊》是我國的首個漢譯本，譯者是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回國的陳啟修。據筆者考證，陳譯本收錄了《資本論》的第1篇，翻譯時參照了河上肇和宮川實共同翻譯的岩波文庫版《資本論》的第1-2分冊。《德意志意識形态》的“費爾巴哈”章最初的漢譯本是由郭沫若翻譯，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發行的《德意志意識形态》。郭沫若在《譯者弁言》中稱，漢譯本是以1926年出版的梁贊諾夫版德文本為底本編譯而成的。據筆者考證，郭沫若于1931年在千葉縣的家中完成了首部漢譯本的翻譯，在翻譯時依據的主要底本是1930年5月出版的《我等叢書》譯本。

筆者曾根據《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本（文）第一版書目》，并結合日本學者石川祯浩、三田剛史等人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的《民國時期總數目》等機構整理的中國譯日本社會主義相關文獻的目錄，對1908-1949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漢譯本（文）的底本、出版地點以及譯者的學術背景做過詳細的調查。1908-1937年，我國共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譯本（文）共計102種，以日譯本為底本轉譯或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日譯本的漢譯本占了半數以上，多達61種，出版地點主要在上海。1938年以後，以延安為根據地出版的譯本明顯增多，底本也由日譯本逐步轉向了俄文版本。

（二）翻譯術語及其改譯

1877-1879年曾留學英國的嚴複在翻譯西方啟蒙主義經典著作時，曾提出“信、達、雅”的翻譯三原則，将Philosophy譯作“愛理學”、Evolution譯作“天演”、Liberty譯作“群己權限”、Sociology譯作“群學”。在翻譯斯密的《國富論》時，關于将Economics譯作“計學”給出了以下理由：“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為聶摩之転，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輿治家。……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経済，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吻合，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有過狹，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梁啟超曾于1902年在《新民叢報》上介紹嚴複譯《原富》時曾抱怨道，“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読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随着和制近代術語的進入，嚴複譯的古體翻譯在現代漢語中未能定着下來。

甲午中日戰争的戰敗，宣告了以中體西用論為根基的洋務運動的終結。1896年清政府首次向日本派遣了13名官費留學生，開啟了通過日本間接汲取西學的時代。20世紀初葉中國留學生大量湧入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呈現出空前絕後的留日熱潮，1906年高峰時期有8000餘中國學生在日留學。這批留日學人不僅學習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還受當時日本大正民主時期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依據日譯本翻譯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研究文獻。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早期漢譯本的關鍵術語與日譯本近乎一緻的最大成因。如生産力（Produktivkraft）、辯證法（Dialektik）、資本（Kapital）、勞動力（Arbeitskraft）、共産（Gemeineigentum）等，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中的關鍵術語很多取自日譯本。中日學界一般将日本學者在翻譯西學時取中國古典創制的近代漢語，如“哲學”、“經濟”、“社會學”等，稱為“和制漢語”（「和製漢語」）。

筆者曾在一篇日文稿中論述過Arbeiter（勞動者/工人）的改譯。建國後我們多将Arbeiter由和制漢語“勞動者”改譯為“工人”，将Arbeiterklasse由“勞動者階級”或“勞動階級”改譯為“工人階級”。但當指代如前近代社會中的奴隸時，依然保留了“勞動者”的翻譯。現行版的《資本論》漢譯本使用“工人”代稱如農業工人、産業工人等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的雇傭工人；使用“勞動者”指稱奴隸、個人所有者等非雇傭工人。馬克思有時甚至将資本家也指認為Arbeiter，如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産業資本家是勞動者，不過是作為資本家的勞動者（Arbeiter als Kapitalist），即作為對他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可見，馬克思使用的Arbeiter并非單純代指靠出賣自身勞動力謀生的雇傭工人，泛指勞動着的個人，甚至指稱靠自身勞動壓榨工人剩餘價值的資本家。

Arbeiter的這種一詞兩譯，使“工人”和“勞動者”各有所指，兩者之間存在清晰的邊界，但有時也會遭遇困境。試舉一例，如馬克思在表述失去生産資料後流入勞動力市場，尚待出賣自身勞動力的Arbeiter時，使用了freie Arbeiter一詞。同生産資料徹底分離後，勞動力所有者擁有了雙重意義上的自由，一方面可以自由地選擇資本家出賣自身勞動力；另一方面，不受任何生産資料的牽絆，“自由得一無所有”。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翻譯freie Arbeiter時，面對已經喪失了自身的生産資料但離工人身份又還差一步的群體，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資本論》第一卷第4章和第24章論述了相同的雙重意義上的freie Arbeiter，前者被譯作“自由的工人”，後者被譯成了“自由勞動者”。

四、餘 論

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早期編譯從德國經由日本傳入我國，馬克思恩格斯珍貴文獻的典藏也在經曆這個過程。據筆者所知，很多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退休後選擇将個人畢生收藏的珍貴文獻捐贈給我國的大學。如曾因“森戶事件”和栉田民藏一同辭去教職加入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的大内兵衛，其子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大内力将父子二人所藏的一萬餘卷圖書捐贈給了複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大内兵衛的弟子、二戰後提出以“傾斜生産方式”提振日本經濟的有澤廣巳，在1986年就将個人藏書共計一萬三千餘冊捐贈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其中就有《資本論》全三卷以及《剩餘價值學說史》的德文首版，這些都是有澤于1926-1928年留學德國時購入的珍貴文獻。清華大學馬克思恩格斯文獻研究中心典藏的文獻主體是服部文庫，是日本東北大學教授服部英太郎、服部文男兩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生前的藏書，另外還有大村泉、安孫子麟等服部文男門下學者們的捐贈，總量達2萬餘卷。近幾年，beat365体育官网接收了日本關東學院大學原副校長、日本唯物論協會原會長渡邊憲正教授捐贈的個人藏書；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學院接收了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戶原四郎的部分藏書，其中包含迄今已出版的MEGA²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全部卷次。同西方各國一樣，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現在面臨着教席不斷縮減的困境，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将來，1920年代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歐洲收集到的馬克思恩格斯珍貴文獻或原典，會以個人文庫捐贈等途徑越來越多地流入我國。

1920-1930年代，日譯本和漢譯本在翻譯關鍵術語時使用了相同的漢字詞彙，在現代版的日譯本和漢譯本中，同一個德語概念有時被譯作不同的術語。以《德意志意識形态》為例，如Nation概念，1996年出版的服部譯本依據前後文語境隻有在不能将其譯作“國民”或“國家”時才采用“民族”的譯法，但是中央編譯局譯本将Nation的翻譯幾乎全部修訂為了“民族”。再如Verkehr一詞，服部文男譯本承襲了栉田和森戶的翻譯将其譯作“交通”，中央編譯局譯本則舍棄了郭譯本中的“交通”将其改譯為概念外延更為廣泛的“交往”一詞。如果不追溯原文，一般讀者很難想到日譯本中的“交通”和漢譯本中的“交往”源自同一個德文概念。再如，我們現在将Eigentum分别譯作“财産”、“所有權”、“所有制”等，日譯本現在将其統一譯作“所有”，既可以指稱作為物的财産，又可以表征商品内含的社會性的私有财産的關系。當我國學界為理解某些概念産生争執時，或許日譯本仍能為我們解讀馬克思恩格斯文本提供些許借鑒。

※發表版略有删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