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源流關系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四次哲學論争：第一次是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第二次是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争論；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在探索中國市場經濟建構道路中展開的“哲學有什麼用”的讨論；第四次是在21世紀頭十年中國學術界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展開的讨論。在這四次哲學論争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方面受到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質疑，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學術性品格挑戰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語境的變換、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變革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結構的形成起到積極的作用，從而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我革新的重要思想資源。這一過程表明，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源，關鍵在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流，在于這個流中所包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精神、世界精神和自我革新精神。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結構；

作者簡介：何萍，湖北武漢人，哲學博士，（武漢430072）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會科學院駐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學習與探索》2022（05）

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有什麼意義?這是中國學者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中國學者不能不思考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外在和内在兩個向度進行思考。所謂外在的向度，就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發展的角度進行思考，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作西方後工業社會的一種文化形态，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比較研究，闡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及其在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地位和意義。這是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課題。所謂内在的向度，就是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角度進行思考，探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是如何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視野，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的思想資源，從而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革新。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研究的課題。本文選擇從後一個角度來思考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國意義，以此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性品格及其獲得方式。

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形成的路徑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現代哲學的一種傳統，存在着複雜的源流關系。從總體上看，馬克思恩格斯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始人，他們的哲學思想無疑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頭。但是，自19世紀末開始，随着社會主義運動的世界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思想不僅為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所接受，而且根據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世界曆史的新變化和本國革命的實踐而進行再創造，這就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流關系變得複雜起來。曆史地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流關系是在五個向度上展開的：第一個向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的源流關系。這種源流關系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與馬克思恩格斯之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中構成的。第二個向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哲學各派别的源流關系。在這種源流關系中，現象學、存在主義、生命哲學、文化哲學等現代哲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重要思想來源。第三個向度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各國的文化傳統的源流關系。在這種源流關系中，各國的文化傳統，尤其是本民族的哲學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的重要思想資源。第四個向度是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的源流關系。這種源流關系體現的是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形成和變革。第五個向度是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在這種源流關系中，那些最能體現時代特征的、能夠引導世界曆史進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成為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資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以第二國際的工人運動為經驗原型創造的具有強烈的曆史主義特征的曆史唯物主義哲學形态、蘇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以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為經驗原型創造的以物質本體論為核心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形态、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以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為經驗原型創造的以文化批判理論為内核的實踐哲學形态，都或先或後地成為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在這五個向度中，前四個向度都是從縱向上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流關系，唯有第五個向度是從橫向上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流關系，它所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化和時代性特征。在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流關系中，我們可以選取任何一個向度來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或某一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若要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性品格，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特征，就需要以第五個向度為主線，講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區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流關系。本文即是在第五個向度上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的形成及其特點。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形成之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直以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思想資源。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中國學術界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反思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中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視野，逐漸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資源的。由此決定，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在形成的路徑上，必然不同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的形成。概括地說，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師者的身份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視野的。從李大钊歡呼“庶民的勝利”到毛澤東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從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走出來的一批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始終以俄國為師，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接受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并将其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實踐；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蘇之間發生了意識形态的分歧和争論，即便如此，在創造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哲學理論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以學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理論為主。與之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質疑和碰撞中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視野的。所謂質疑，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身份的考證；所謂碰撞，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念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念之間的相互沖突和相互排斥。由于這種質疑和碰撞，人們很難把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之源，但是，如果追溯這種質疑和碰撞發生的思想背景，考察這種質疑和碰撞所帶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新，我們又不能不把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之源，不能不去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源流關系。

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是以被質疑和碰撞的方式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視野，是因為中國人在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前已經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哲學是中國共産黨人在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革命實踐中、在接受蘇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中建構起來的，它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有自己的哲學精神、自己的哲學理念。這種哲學精神和哲學理念，經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凝煉，已經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文化土壤。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上來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會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念産生沖突和碰撞。從另一方面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身份和觀點提出質疑，不是為了拒斥西方馬克思主義，而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念和思想成果進行辨析，發現可以為自己所用的思想資源。由此可見，質疑和碰撞所表達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沖突，其根本目的在于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我革新。正是這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發生的每一次論争，都會帶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新。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論争中，有四次大的學術争論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考證和接受相關：第一次是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發生的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争論；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在探索中國市場經濟建構道路中展開的“哲學有什麼用”的讨論；第四次是21世紀的頭十年圍繞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展開的争論。對于這四次争論，我們可以分别從曆史和理論兩個角度來分析。從曆史的角度分析，這四次讨論的依次展開表明，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視野經曆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過程。從理論的角度分析，這四次讨論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帶來了三個方面的變化：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語境的變換；第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變革；第三，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結構的形成。本文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這三個方面的變化為主線，考察這四次學術争論，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源流關系形成的内在機制，闡明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國意義。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研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語境的變化

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概念。這個概念不僅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各個時代，而且也貫穿于各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呈現出時代的風貌和民族特征，就在于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對實踐概念作出不同的闡釋，并由此建構了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态。相繼引領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兩大哲學形态之間的差别，就是源于兩者對實踐概念的闡釋不同。在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被解釋為一個認識論的概念，并置于“物質”範疇之後，是物質本體論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實踐”被解釋為一個本體論的概念，并置于實踐哲學的傳統中加以闡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石。這是兩者在理論上的差别。除此之外，由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處的曆史背景不同，這兩種哲學形态的社會功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研究語境亦不相同：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态，它的理論研究服務于社會主義蘇聯的政治和意識形态，這就形成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政治語境；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批判的意識形态，由于處在國家意識形态的非主流地位，又失去了無産階級革命的基礎，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隻能從學術上對資本主義進行文化批判，這就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語境。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同時産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因此，它們之間在研究語境上的對立本是共時性的。然而，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則把這兩種語境由共時性的對立變成了曆時性的變化過程。在新中國成立的前三十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在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建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政治語境；2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為破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批判地吸取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思想成果，逐漸地建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語境。

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來說，從政治語境轉換為學術語境，有兩場學術争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第一場學術争論是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第二場學術争論是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的“哲學有什麼用”的讨論。在這兩場學術争論中，第一場學術讨論是中國學術啟蒙的一個環節，又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視野的開端；第二場學術讨論是對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啟蒙的反思，它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改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态度、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語境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20世紀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第一次正視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成果，但是，在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又不能完全理解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闡釋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觀點，當然也就不可能認同西方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普遍認為，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是以資産階級的人道主義觀點來解釋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和《手稿》中的人道主義和異化思想的，因而把馬克思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勞動理論解釋成與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脫節的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學說，這種解釋與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而是根本錯誤的。正确的理解應該是，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理論與他的革命理論是一體的，《手稿》是馬克思闡發自己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重要著作，但是，《手稿》與之前和之後闡發革命理論的著作不是分離的，它是通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來深化和發展無産階級革命的理論，因而是馬克思的無産階級革命理論發展的一個環節，由此得出的結論必然是：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理論本質上是革命的人道主義理論。

為了論證這個觀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對馬克思的《手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表了大量的論著。在這些論著中，楊适的《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述評》是較早出版的一本解讀《手稿》的著作，也是這個時期的《手稿》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楊适把《手稿》置于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發展史的語境下，對其思想來源、基本觀點作了詳細而深入的解讀，闡發了馬克思的革命的人道主義觀點。在《關于評價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一些問題》一文中，他将這本書的觀點提煉為四個問題：一是關于《手稿》的評價問題，二是關于《手稿》中異化勞動概念的理解問題，三是關于《手稿》中的人本主義觀點的理解問題，四是《手稿》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史中的地位問題。在這四個問題中，第一個問題是具有總括性的，後三個問題是對解答第一個問題中提出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的展開和論證。

在論述第一個問題時，楊适首先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國際間研究《手稿》的兩種态度：一種是實事求是的态度，比如法國學者科爾紐和蘇聯學者列·巴日特諾夫，他們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手稿》的觀點及其在馬克思哲學思想發展中的地位作了客觀的分析和評價。一種是不實事求是的态度，這種态度主要來自于兩種思潮：一種是來自于西方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對《手稿》的解讀；一種是來自于蘇聯官方哲學對《手稿》的解讀。楊适認為，這兩種思潮在解讀《手稿》上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把馬克思的革命理論與人道主義理論割裂開來，把《手稿》定義為“一種倫理道德的著作，是同資産階級的人道主義一類的東西”。不同的是，前者出于對倫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的欣賞而過高地贊揚《手稿》,強調《手稿》是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概括了馬克思的全部精神範圍的唯一文獻；後者出于對倫理、人道主義的馬克思的否定而竭力貶低《手稿》,強調《手稿》是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是沒有科學價值的。楊适認為，這兩種觀點都不符合事實，進而闡發了中國學者解讀《手稿》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他強調，研讀《手稿》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學的态度和科學的良心，要弄清《手稿》本身的内容以及它在馬克思哲學觀點形成中的地位，而不應該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手稿》。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他提出了兩個基本觀點：第一，《手稿》中的确有道德憤慨的成分，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絕不是停留在道德憤慨的層面上，而是深入到經濟層面，對資本主義物質的和社會的關系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所以，《手稿》是一部“科學地剖析資本主義和全部人類曆史”的著作；第二，《手稿》是“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觀時期的一部關鍵性作品，是馬克思哲學的真正起源地，是馬克思對曆史之謎和理論之謎作出科學解答的開端”。對于這樣一部著作，我們一方面要給予高度評價，但又不能過分美化，把它擡高到成熟的馬克思著作；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其是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因其不成熟，而否定它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重要性。正确的理解是，這部著作是馬克思後來思想的出發點，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發展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價值和意義”。這兩個觀點表明，中國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是在批判西方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為自己開辟道路，準确地說，是在逐一辨析西方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中确立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研究論題，在以革命的理論框架批判倫理道德的理論框架中建構起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理論。

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在這一時期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義理論，我們可以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與流兩個方面進行評價：從源的方面看，革命的人道主義理論的提出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源已經從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轉換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這一轉換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雖然對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持否定态度，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轉換得以發生則是從讨論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始的，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這一轉換的重要思想資源。從流的方面看，革命的人道主義理論的提出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我革新還處在過渡時期：一方面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為内核的理論體系受到了批評，以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為主題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研究得以展開，形成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領域、新方向；另一方面，由于這一時期的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主要是為了完成政治批判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學術啟蒙的任務，因而在論述革命的人道主義的理論中依然采用的是政治語境。這就使這一時期的革命的人道主義理論不能不帶有過渡時期的特點。

20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向中國學術界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課題，于是，中國學術界圍繞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中國能否走市場經濟的道路以及走什麼樣的市場經濟道路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讨論。這場讨論開啟了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新時代。有人将這個時代稱為“新啟蒙”。這是一個需要新觀念、新理論的時代，也是中國學術大發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那些在20世紀80年代完成了自我批判、實現了從政治批判到學術研究轉型的學科，迅速地發展起來，逐漸占居了中國學術的主流地位，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因為還停留于政治批判的水平而受到其他學科的質疑，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政治而不是學術為由，将馬克思主義哲學抛到了中國學術的邊緣。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遭遇的一場最大的危機。為了挽救這場危機，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開展了“哲學有什麼用”的讨論。這場讨論的實質就是去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政治化，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化。陶德麟在《哲學在社會變革中的先導作用》一文中，以理論對政治的先導性來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有用性。他指出：“有些沒有身曆其境的年輕同志認為，那場讨論是為了‘政治需要’由‘上面’導演的，檢驗真理的實踐标準也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沒有什麼理論價值。我想說這樣幾點：第一，這場讨論确實與‘政治需要’密切相關。但這種‘政治需要’正是曆史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滿足這樣的需要正是哲學的天職，哲學的理論價值恰恰取決于滿足這種需要的程度。第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個論斷是經過兩千多年哲學思維的艱苦探索之後由馬克思首先作出的深刻論斷，要真正理解和講清這個命題并非易事。……第三，從這個命題早已為人熟知的意義上，固然也未嘗不可以說它是常識，正如自然科學的許多定理現在已成為常識一樣。但是，當‘文化大革命’使許多人(包括一部分領導幹部)連常識也‘遺忘’了，以緻臨懸崖而不知勒馬，入苦海而不知回頭的時候，恢複常識的意義之大就決不在提出新理論之下。第四，這場讨論恰恰不是由‘上面’導演的，而是受到‘上面’的壓制和反對的。”陶德麟在這裡列舉的四點，歸結起來，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被颠倒了的政治與學術關系颠倒過來，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不是要以政治來代替嚴肅的學術研究，恰恰相反，它是以嚴肅的學術研究和嚴密科學的理論論證來解決政治問題。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性是追求真理，學術是高于政治的。這就厘清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從而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化提供了理論根據。

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要走上學術化道路，首先要用學術的眼光，而不是用政治的眼光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以革命的人道主義來評價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批評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資産階級的人道主義觀點來解讀《手稿》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實質上是用政治眼光看西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得出的結論。然而，經過“哲學有什麼用“的讨論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轉而用學術的眼光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破除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近代哲學範式、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現代哲學範式方面的積極作用。于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不再排斥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而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思想資源，以現代哲學為研究範式，來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本體論上，吸取了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現象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成果，對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作了生存論的解讀；在曆史唯物主義研究領域，吸取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消費社會理論和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開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生态哲學的研究，實現了曆史主義研究由宏觀領域到微觀領域的轉向。正是在這一系列研究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建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語境，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走上了學術化的研究道路，這才有了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繁榮。

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争論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變革

與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幾乎同時展開的，是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争論。這兩場論争都有一個如何認識和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不同的是，人性、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是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我革新而正視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它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和評價是圍繞一些具體問題展開的；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争論則是為了辨識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身份，這實質上是對中國已有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觀念的一種反思，因而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總體認識和評價。這種總體認識和評價，說到底，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史觀的自我檢讨，因而它所帶來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革新。

20世紀8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開展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争論，起因于徐崇溫提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和對這一概念意義的闡發。1978年，徐崇溫在《國外社會科學》第5期上發表《關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和觀點綜述》一文，介紹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起源和代表性人物，其中包括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國家廣泛流行的法蘭克福學派、意大利的德拉—沃爾佩學派以及法國的阿爾都塞等。此後，1982年，他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長達45萬字的介紹性著作《“西方馬克思主義”》,用引号将“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括起來。徐崇溫使用帶引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是為了辨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身份。1987年初，徐崇溫再次撰文《關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若幹問題》,發表在《馬克思主義研究》1987年第1期。在這篇論文中，徐崇溫明确反對有些學者否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詞是西方一些學者杜撰出來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是“在十月革命勝利、西方各國革命相繼失敗，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穩定、共産國際在所屬一些西方國家的共産黨内推行‘布爾什維克化’的政策和措施的情況下，共産國際所屬一些西方國家的共産黨内出現的一股‘左’的思潮”,這種思潮的存在是“一個不依人們贊成與否為轉移的客觀事實”。從這一觀點出發，徐崇溫對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思想、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辨析，批駁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存在着的兩種傾向：一種是“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說成是一種假馬克思主義，一種在‘新馬克思主義’旗幟下的反馬克思主義之類的東西”;另一種是“全部肯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把它和當代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劃等号”。針對第一種傾向，徐崇溫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現狀的分析和對西方革命途徑的探索中包含種種錯誤，“但它畢竟提供了西方一代左翼激進主義者思考解決有關當代人類面臨的種種迫切問題的極其有價值的思想資料，而且包含有許多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借鑒和參考的東西”。因此，對于這種思潮采取根本抹煞和全盤否定的态度，“不僅不能有說服力地克服‘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所包含的種種錯誤，而且對于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也是極其不利的”。針對第二種傾向，徐崇溫指出，那些自覺地或不自覺地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方針發動的法國的“五月風暴”和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新左派運動雖然“擊中了蘇聯模式的弊端，或者反映了當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但在解決問題的辦法上，卻失之于跳到與蘇聯模式相反的另一極端，因而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基于對這兩種傾向的批評，徐崇溫闡發了自己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雖努力思考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種種迫切問題，探索了西方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但在他們的指導思想上，卻總是按現代西方哲學的這個那個流派的精神去解釋、發揮、結合和補充馬克思主義，從而這樣那樣地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辯證和曆史唯物主義，所以，盡管我們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應當高度重視‘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認識成果，但這裡面卻還有一個要求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去批判地吸取和概括這些成果的問題，而絕不能把它們當作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而加以原封不動地照抄照搬。”徐崇溫的這個評價雖然沒有完全排斥西方馬克思主義，也肯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成果有可取之處，但是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身份的辨識上，他還是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排除于馬克思主義陣營之外，不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這就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三個問題：第一，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思想及其著作的評價問題；第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問題；第三，西方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判定問題，其中包括判定西方馬克思主義性質的标準問題。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就圍繞着這三個問題展開了争論。參加這場争論的，主要有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和北京大學哲學系專門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家、學者。

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研究員杜章智不同意徐崇溫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寫了《談談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兼與徐崇溫先生商榷》一文，對徐崇溫論文中涉及的每一個問題的主要論點進行了反駁。杜章智認為，徐崇溫在他的論文中雖然承認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中包含積極的因素，但是，他使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思想的基本評價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判斷都是錯誤的。這個錯誤不是在個别問題的判斷上，而在于他辨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身份及其思想的評價标準上。他認為，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身份及其思想的評價，說到底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問題，即我們應該以什麼為标準來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與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标準來衡論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肯定十月革命以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多樣化的發展格局，還是以某一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為标準，尤其是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标準，去衡論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否定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馬克思主義性質。前一個标準是正确的馬克思主義的标準，後一個标準是錯誤的、教條主義的标準。這樣，杜章智就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身份的辨識問題提升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問題。他認為，徐崇溫在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種種問題上出現的種種錯誤，歸根到底，是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出了問題，他始終堅持用某一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為标準，尤其是以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标準來辨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身份，所以，他把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用引号括起來，以此标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身份，并以此來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觀點。與徐崇溫相反，杜章智堅持前一個标準，主張依據西方國家的變化和無産階級革命的實踐來辨識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身份，并評價其理論的對錯。從這一觀點出發，杜章智從十月革命後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生了變化這一事實出發，闡發了多樣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形成和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趨勢。他指出：“十月革命後，特别是第二次大戰後，馬克思主義有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安德森所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是這一大發展的産物。如何對待這些馬克思主義?安德森站在托派立場上說隻有托洛茨基主義是真正馬克思主義，共産黨不是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這當然是錯誤的。像徐崇溫先生那樣把這種态度反過來，說隻有中國共産黨才是真馬克思主義，其他都不是，恐怕也不正确。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肯定隻有一個，但對這一真理的解釋(理解、應用等)卻可能各種各樣。中國共産黨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别的國家、别的黨、别的理論家也有自己的這種‘結合’。中共中央曾給一些國家的共産黨領導人發電報，稱頌他們做到了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種科學的态度。由于各國的文化傳統、發展階段和具體革命形勢各不相同，由于實際進行這種‘結合’的理論家的主觀素質千差萬别，這種‘結合’就會出現各種形式。這決定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向多樣化發展的趨勢。這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也是馬克思主義興旺發達的一個标志，我們隻有表示歡迎，沒有籠統加以否定的理由。”進而，杜章智用這種多樣化的哲學史觀和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趨勢來檢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對待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态度。他認為，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對待西方馬克思主義采取了一種“唯我獨革”“唯我獨馬”的态度，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來排斥西方馬克思主義，把“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當作“非馬克思主義”來使用，這種做法與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趨勢是相悖的，也“不利于我們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基于這一理解，他提出，應該廢棄“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代之以“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同時，他又指出，“這樣說，并不意味着要外國學者也不用這個概念，相反，應該把這個概念在外國學者那裡的含義确切地介紹給中國讀者”。杜章智在論述這些觀點時，并沒有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某一個流派或某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進行具體的評論，但是，他闡發了多樣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要求以“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對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各個流派進行實事求是的研究，這本身就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的變革。這種觀念的變革不僅有利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流派作實事求是的研究，而且也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開放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充分地吸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成果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所用，提供了理論的和方法論的根據。

杜章智的這些觀點得到了當時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專家的廣泛認同。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張冀新在批評徐崇溫的觀點時明确指出，應該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評價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而不應先入為主地帶框框去定性。

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的張守正在批評徐崇溫的觀點時，結合當今世界的變化，論證了杜章智提出的以“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認為，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既不能采用徐崇溫提出的帶引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也不能将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局限于盧卡奇、葛蘭西、阿爾都塞等少數幾個思想家，而應該把西方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都作為研究的對象，聯系十月革命以來的工人運動變化和科學技術革命給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變化來研究西方各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闡明這些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内容、新觀點。他在《我們為什麼要研究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明确提出：“十分明顯，隻要充分認識當今世界的巨大變化，充分認識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政黨半個多世紀以來走過的道路，充分認識西方國家不同于我們的曆史條件和社會現狀，按照實踐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看問題，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和科學性緊密結合起來，破除‘左’的觀念，就會看到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西方展現出來的錯綜複雜而又豐富多彩的廣闊情景。”他還列舉了蘇聯科學院1984年集體編著的《當代國外馬克思列甯主義哲學》一書對西方國家不同哲學觀點的科學分析、科拉柯夫斯基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一書對不同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的評價、本·阿格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一書對西方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派别的廣泛研究，證明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今天，想用“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術語來将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歸于反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是極不科學的。據此，他提出了研究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應有的态度：“中國大陸處于改革的曆史轉折關頭，許多理論問題急需解決，大量實際經驗要及時總結，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擴大視野，更新觀念，提高水平，煥發活力。這應當是我們研究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理論上充分了解那裡的經濟狀況、政治形勢、社會動向，特别是科技革命的發展引起的各方面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和變化，對于深刻理解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和戰略方針，做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分析，顯然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由此，也就指出了中國為什麼要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

張守正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在20世紀80年代遠沒有顯示出來，杜章智和張守正提出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徐崇溫主張的帶引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念也不過是基于對世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種思考，并沒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基礎，但是，這些思考卻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學術啟蒙意義。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杜章智和張守正所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于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找到了實踐的基礎，與之相應，他們所提出的“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已經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的普遍認同，成為研究21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用語，而他們所主張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多元發展的哲學史觀也成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基本範式。

四、中西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碰撞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結構的形成

在20世紀90年代的學術化浪潮中，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同時發展起來的，還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從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中發展起來的，它是接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展開，體現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自我革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在反思一個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想曆程、辨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的各種理論問題中發展起來的，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自覺意識。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在這三個研究方向的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構建了自己的學術研究體系。在這個學術研究體系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對象和發展路徑是不同的，因而它們所處的地位也不相等。

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概念雖然比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念寬泛，幾乎涵蓋了包括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内的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如果我們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一個比較分析就會發現，這些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是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們研究的問題和思維走向也都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問題和思維走向的延展，都可以列入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譜系。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和現代性批判理論是從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和法國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已經被研究者們列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譜系；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欠發達的發展理論、後殖民理論、種族理論等，被統稱為後馬克思主義，其實也是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批判理論中發展起來的，因而也應該列入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譜系。由此可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成為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流。這裡所說的主流，主要是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了後工業時代的問題，并建構了文化批判的思維方式。這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也是它能夠在世界範圍内傳播、成為其他地區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造的思想資源的原因。但是，若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具體理論而言，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則隻适合于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這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是不能運用于其他地區和國家的，當然，更不能運用于社會主義的中國。以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代性批判理論為例，随着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開展，“現代性”已經成為各國學者用于表達現代社會理性、揭示現代社會的内在矛盾、提出解決方案的概念。但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那裡，現代性批判理論隻是對西方近代啟蒙運動的反思和批判，在對現代社會矛盾的診斷上，隻論及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内容，并未論及世界曆史的普遍性。因此，這個理論可以用于診斷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問題，卻不能用于思考和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西方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亦是如此。生态問題本是當代全球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但是，西方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隻是從批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這個單一的視角來談生态問題，而不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談生态問題，因此，僅用西方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是不能解釋和解決中國面臨的生态問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特點，決定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體系中的地位：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使它能夠在中國傳播，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熱點；另一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又使它不能進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體系的中心，而隻能以他者的身份處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體系的邊緣。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對象通常被定義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産生和發展的曆史。這個定義明确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歸屬于哲學史這門學科，而将其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這門學科中分離出來。但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又不是從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中轉出來的，而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各學科的互相纏繞中不斷地找尋自己的研究空間：20世紀8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在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相互纏繞中構築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思想史視域，開創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門學科；20世紀90年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互纏繞中破除單一的、線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建構複雜的非線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從而建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新的學術聯系；進入21世紀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在與馬克思哲學研究、列甯哲學研究、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文化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相互纏繞中不斷地培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的學術生長點。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培育的衆多的學術生長點中，馬克思哲學的研究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最重要的學術平台。其中，馬克思哲學的研究是接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傳統展開，是打通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聯結，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世界視野的學術平台；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是接着中國近現代的哲學傳統講，是打通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其他學術思潮之間的聯結，解答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理論難題，建構21世紀的中國新理性的學術平台。由此可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不再單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的學科建設問題，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平台的構建問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對象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個曆史過程，在這個曆史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創造了具有中國文化内容和中國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對這個過程及其成果進行哲學的反思，探讨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則是一個哲學史的課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提出這個課題，主要是為了駁斥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學術界出現的否定和歪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種種論調，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有兩個：一個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近代啟蒙運動對立起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中斷了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緻使中國始終沒有完成思想啟蒙的任務；另一個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實際上是儒學化、封建主義化。這兩個論調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首先，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近代啟蒙運動的關系問題；其次，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近現代各種哲學思潮之間的關系問題；再次，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複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現代性的關系問題；最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哲學的話語系統的建構問題，等等。為了解答這些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界從兩個方面開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一個是從中國近現代哲學史的角度，探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想進程，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态的特點及其對于中國哲學變革的意義。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就是這種研究的代表作。另一個是提出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問題，比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普遍性、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視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範式、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社會曆史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傳統儒學的關系，等等。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歸結起來，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置于中國哲學史的話語系統之中，揭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文化之根，進而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話語系統。

在上述三個方向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是為了解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學術發展問題而展開的，因而以其本土文化的身份居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體系的中心地位，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主要在于追蹤和評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因而以他者的身份處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體系的邊緣。

但是，這三個方向的研究并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這種碰撞與融合主要來自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需要：一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自我革新中需要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那裡吸取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探索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道路中、在建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性中，創造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學術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站在自身的立場上，用自己的觀點來審視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有取有舍。所謂取，是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觀上認同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思想資源；所謂舍，是不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硬搬到中國來，更不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被置于中心地位，而隻能讓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處在邊緣地位，以他者的身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所用。由此可見，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能夠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源，關鍵在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流，在于這個流中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放精神、世界精神和自我革新精神。因此，若不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流，不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變化，是不可能看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如何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源的，當然也不可能認識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國價值，更不可能知道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什麼意義上能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