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考察父母低頭行為對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及作用機制。方法：采用問卷法調查1034名初中生。結果：(1)父或母低頭行為、父子和母子親合、歸屬需要滿足和問題性網絡使用兩兩顯著相關。(2)鍊式中介效應分析表明隻有母親低頭行為直接顯著正向預測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父（母）低頭行為可通過父子（母子）親合間接影響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也可通過親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鍊式中介對其産生影響。結論：父親低頭行為主要通過父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間接影響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而母親低頭行為不僅通過母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對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産生間接影響，還直接影響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

【關鍵詞】初中生；父母低頭行為；親子親合；歸屬需要滿足；問題性網絡使用；

作者簡介：姜兆萍，beat365体育官网副教授。研究方向和領域：發展心理學，積極心理學，青少年社會性發展。朱穎，beat365体育官网碩士

文章來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2.30（02）

随着智能手機的普及，低頭行為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低頭行為(Phubbing)，又稱手機冷落行為，它是指人們在人際交往中由于專注于手機而冷落他人的行為。在家庭情境中，父母低頭行為會對親子互動質量、孩子的問題行為等産生消極影響。問題性網絡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PIU)是指對個體心理健康、社會适應、學業及工作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的過度網絡使用。目前關于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研究雖相對缺乏，但已有研究表明父母低頭行為能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手機成瘾行為。而我國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99.7%，因此，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手機成瘾的消極影響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其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

目前父母低頭行為的研究主要将父母作為整體，尚未探究父親與母親低頭行為的作用差異及機制。因此本研究以初中生為研究對象，比較父親與母親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差異，以及親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在其中的作用。

在父母與青少年關系的研究中，多把親子關系作為重要的中介變量，而對親子親合關注較少。親子親合與親子沖突、親子依戀都是衡量親子關系的重要指标，它們分别探讨了親子關系的親密、沖突程度和關系類型。具體而言，親子親合(Parentchild cohesion)是指親子間親密的情感聯結，表現為親子間的積極互動或心理上的親密感受。它不僅表現了親子關系中的積極方面，還是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護因素。

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父母低頭行為在親子互動中具有破壞性，會降低親子互動質量。根據期望違背理論，個體在與他人進行社會互動時對彼此行為存在預期。如果對方行為與預期不一緻，就會産生負面的期望違背。因此，如果父母高頻地使用手機，就會降低溝通質量，無法實現子女對父母的心理預期，導緻子女産生負面的期望違背。這種消極的互動模式可能導緻較低的親子親合水平。另一方面，根據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家庭是青少年越軌行為的重要社會控制因素。如果青少年感到親子間的情感聯系變得薄弱，他們更可能出現越軌行為，如問題性網絡使用[13]。相關研究也發現糟糕的親子關系、較低的家庭功能滿意度可以正向預測青少年的手機成瘾問題。因此提出研究假設1：親子親合在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

青少年的心理與行為不僅受家庭環境影響，還與自身因素相關，如他們的心理需要。歸屬需要作為人的三種基本心理需要之一，是指個體對歸屬感的渴望或與他人建立有意義聯系的心理需要。已有研究表明低頭行為會對個體的歸屬需要滿足産生消極影響，并且父母低頭行為可通過減少父母情感溫暖和增加父母拒絕影響青少年的歸屬需要滿足；而歸屬需要滿足可以負向預測個體問題性網絡使用。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個體心理需要與環境因素相匹配，因此父母低頭行為可能使青少年産生一種排斥感，威脅其歸屬需要滿足。而個體在歸屬需要未滿足時可能因适應不良而尋求替代性滿足。由于網絡具有匿名性、便利性和逃避性，當青少年的歸屬需要未滿足時，他們往往會使用網絡快速獲得替代性滿足，導緻問題性網絡使用。因此提出研究假設2：歸屬需要滿足在父母低頭行為與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間發揮中介作用。

青少年的問題行為受環境和個體因素共同影響，而個體的心理需要滿足度取決于社會環境能回應和滿足的程度。結合期望違背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當父母們專注于手機時，他們對孩子尋求情感和心理需要滿足的信号不夠敏感，會使青少年産生負面期望違背，降低親子親合滿意度。而糟糕的親子關系會威脅青少年的歸屬需要，使其轉向網絡尋求滿足，從而導緻問題性網絡使用。已有研究也發現親子親合能正向預測留守兒童的歸屬需要滿足。因此提出研究假設3：親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在父母低頭行為與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間具有鍊式中介作用。

父母在家庭養育中的角色分工不同，參與教養的質與量也有所差異。相對于父親，母親作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會更多地參與到親子互動和日常照料中；不同于母親的溫暖教養，父親更多是一種工具性教養[21]。而父母教養質與量的不同會對青少年心理行為産生不同的影響。例如有研究發現青少年冒險行為與父親心理控制呈U型曲線關系，而與母親心理控制呈倒U型曲線關系。據此，與以往把父母低頭行為作為整體探讨其對青少年心理行為的影響不同，本研究拟分别探究并比較父親和母親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心理行為的影響。由此提出假設4：父親與母親低頭行為、父子與母子親合對青少年歸屬需要滿足和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存在差異。

1 研究方法

1.1 被試

采取方便抽樣對武漢市3所普通初級中學學生進行團體施測。共發放問卷1178份，收回有效問卷1034份，有效回收率為87.78%。其中男生552名，女生482名;初一學生450名，初二學生584名。被試平均年齡13.45±0.68歲，平均每天上網（學習以外）時間為2±0.88小時。

1.2 研究工具

1.2.1 低頭行為

采用丁倩等人修訂的低頭行為量表(phubbing scale)，把量表改編為父親低頭行為和母親低頭行為兩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各9個項目，1-5五點評分。得分越高，父親/母親低頭行為越嚴重。本研究中父親/母親低頭行為兩個分量表Cronbach’sα系數分别為0.86和0.81。

1.2.2 親子親合

采用張文新等人修訂的家庭适應與親合評價量表(簡稱FACES II)中的親合分量表，測量青少年感知到的親子親合水平。分為父子親合和母子親合兩個分量表，各10個項目，1-5五點計分。得分越高，親子親合度越高。本研究中父子/母子親合兩個分量Cronbach’sα系數分别為0.84和0.81。

1.2.3 歸屬需要滿足

采用劉俊升等人修訂的《基本心理需要量表》中的歸屬需要分量表，7個項目，1-7七點評分。得分越高，青少年歸屬需要滿足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72。

1.2.4 問題性網絡使用

采用喻承甫等人修訂的問題性網絡使用問卷，10個項目，1-6六點評分。得分越高，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越嚴重。本研究中量表Cronbach’sα系數為0.94。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取Harman單因子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13個，其中第一個因素解釋累計變異量為19.54%，小于臨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父母低頭行為、親子親合差異檢驗

分别對父親和母親低頭行為、父子和母子親合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表明（見表1）：初中生母親低頭行為得分顯著低于父親低頭行為，母子親合得分顯著高于父子親合。

2.3 變量間相關分析

各變量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見表2），初中生的父或母低頭行為、父子或母子親合、歸屬需要滿足和問題性網絡使用兩兩之間均呈顯著相關。

2.4 親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的鍊式中介效應

采用AMOS25.0進行鍊式中介模型分析，并通過多群組比較對模型進行性别恒等性檢驗。結果發現在性别恒等的情況下，模型中有三條路徑不顯著（父親低頭行為→問題性網絡使用，父親低頭行為→歸屬需要滿足，母親低頭行為→歸屬需要滿足）。删除這三條路徑後的模型拟合指數良好：χ2/df=1.67,GFI=0.99,CFI=0.99,RMSEA=0.02。

修訂後的模型标準化結果顯示：母親低頭行為正向預測問題性網絡使用(β=0.14,P<0.001)，負向預測母子親合(β=-0.27,P<0.001)；母子親合正向預測歸屬需要滿足(β=0.21,P<0.001)；母子親合和歸屬需要滿足均負向預測問題性網絡使用(β=-0.11,P<0.001;β=-0.06,P<0.05)。父親低頭行為負向預測父子親合(β=-0.29,P<0.001)；父子親合正向預測歸屬需要滿足(β=0.25,P<0.001)；父子親合和歸屬需要滿足均負向預測問題性網絡使用(β=-0.18,P<0.001；β=-0.06,P<0.05)。

進一步采用偏差矯正Bootstrap法(重複抽取5000樣本)檢驗中介效應結果表明(見表3)：除了C2、C3、C5的置信區間均包含0，即父或母低頭行為與問題性網絡使用間的簡單中介（F1-F3）、鍊式中介（F2-F4）和總間接效應（F5-F6）兩兩間沒有顯著差異外，其他路徑效應值或效應值比較均統計顯著。

表1父母低頭行為、親子親合的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n=1034)

表2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

表3鍊式中介模型中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3 讨論

研究基于期望違背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建立了一個鍊式中介模型，重點考察并比較了中國文化背景下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不同作用機制。

首先，研究發現親子親合在父/母低頭行為與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中具有中介作用。父/母低頭行為越嚴重，親子親合水平就越低，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就越嚴重，驗證了假設1。其中父/母低頭行為導緻親子親合水平降低的原因[7]可能有：（1）父母花在手機上的時間替代了關心孩子的時間，導緻親子互動減少，對孩子的回應減少；（2）父母在親子互動中使用手機需要在手機和孩子之間轉換注意力。而注意力分散會導緻效率變低、錯誤率變高。因此當父母使用手機時，他們難以準确回應孩子的需求；（3）個體的手機使用與其焦慮、抑郁存在中等程度正相關，可能會減少他們與家人互動時的情緒可用性。如有研究發現當孩子幹擾父母們使用手機時，一些父母會失去耐心，易怒，對孩子的回應更加尖銳。而當親子親合水平降低，青少年感到自己與父母間的情感聯結較弱時，他們更可能到網絡中尋求心理慰藉。因為通過對比網絡與現實，個體更容易感到網絡可以暫時逃避現實中無力應對的壓力、給予其某種程度的支持。

其次，研究發現父/母低頭行為不能顯著預測青少年的歸屬需要滿足。與以往研究結果不一緻，假設2不成立，即歸屬需要滿足并不中介父/母低頭行為與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間的關系。究其原因可能有：（1）以往研究均把父母低頭行為作為整體進行考察，并沒有分别探讨父親與母親低頭行為對青少年歸屬需要滿足的影響，因此兩者之間關系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研究。（2）當父母在親子互動中出現低頭行為時，孩子是否将其知覺為一種可接受的家庭規範可能會對其歸屬需要滿足産生影響。如果孩子将其視作默認的家庭規範，其歸屬需要滿足可能不會受到明顯影響。如果孩子不能接受，産生被忽略和拒絕的感覺，父母低頭行為就會通過親子親合進一步影響其歸屬需要滿足。（3）所有數據均通過青少年自我報告的方式收集，而之前關于低頭行為對基本心理需要的影響研究則采用實驗法，被試取樣在美國，年齡均在30歲左右，研究方法和被試年齡、文化背景的差異可能會對結果有影響。還可能存在其他調節因素影響兩者關系，如人際敏感性和自尊等，需進一步探究。

第三，研究發現親子親合和歸屬需要滿足在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中發揮鍊式中介作用。父/母低頭行為越嚴重，親子親合水平越低，青少年的歸屬需要越得不到滿足，越容易産生問題性網絡使用，假設3得到驗證。根據依戀理論，溫暖和諧的家庭氛圍對滿足個體心理需要，形成安全型依戀至關重要。因此，當父母專注于手機違背了青少年親子互動的預期，使青少年的親子親合滿意度較低時，個體的歸屬需要滿足将受阻。進一步地，個體未滿足的心理需要将作為内部動力推動青少年轉向網絡尋求支持性資源，從而出現問題性網絡使用。這些結果比較符合期望違背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的解釋。

最後，研究發現父/母低頭行為對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影響的方式存在差異，假設4成立。父親低頭行為對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主要通過父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的中介路徑實現（父親低頭行為的總間接效應值為0.055）。而母親低頭行為對其的影響主要是直接影響（直接效應值為0.135），其次才通過母子親合與歸屬需要滿足的中介作用來完成（母親低頭行為的總間接效應值為0.034）。而且父/母低頭行為對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影響的總間接效應之間沒有差異。産生如此差異的原因：一方面，父母在孩子成長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對孩子行為的影響可能不同。盡管随着社會發展，父親在家庭養育中的作用被不斷強調，但研究發現母親低頭行為顯著少于父親低頭行為，而母子親合水平顯著高于父子親合水平。這可能是由于母親在家庭養育中的投入相對父親更多所緻。并且與父親主要引導孩子認識世界、立足社會的家庭功能相比，母親的功能在于照顧孩子，更多地為孩子提供情感關愛和支持。這些家庭教養投入與方式的差異也可能導緻母親行為對青少年心理行為的影響更多、更直接。并且在父/母低頭行為對初中生問題性網絡使用的間接影響中，親子親合的簡單中介效應都顯著大于鍊式中介效應，說明了積極的親子關系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這啟示父親要更多地參與到親子教育中，強化親子間的親密感，與母親共同營造良好的家庭氛圍來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

本研究探讨了親子親合和歸屬需要滿足在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影響中的鍊式中介作用，進一步豐富了該領域的研究。以往研究均将父母低頭行為作為整體考察，少數研究單獨考察了母親低頭行為的影響。而本研究分别考察了父親和母親低頭行為的影響，并發現父/母低頭行為對青少年問題性網絡使用的影響存在差異，對于更清晰地了解家庭教育中父母功能差異、更好地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具有較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