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核心觀點、重要概念等，在溯源的意義上究竟可以在哪些理論派别或具體思想中發現其最初的“蹤迹”，對于理解曆史唯物主義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筆記的不斷問世，不僅為這項理論溯源工作提供更為豐富的文獻依據，還有望改變以往過分強調哲學線索、過分看重哲學來源的做法。曆史唯物主義的出現，從來不是某種單一理論線索起主導作用的結果；從舊唯物主義到曆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變革，始終與那些看似遊離于哲學之外的曆史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等息息相關、如影相随。理解這些不同線索的“來龍去脈”以及相互之間的“聚合效應”，将逐漸揭開曆史唯物主義的起源之謎。

【關鍵詞】曆史唯物主義；起源；曆史觀；政治學；經濟學；

作者簡介：李志，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beat365体育官网副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及倫理學。

文章來源：《理論探索》2022，（06）

不論從狹義還是從廣義來界定曆史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之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迄今為止仍吸引了不少當代學者參與其中，并由此形成了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領域的代表性著述。盡管曆史唯物主義的原則、觀點、概念等得到了衆多精深的闡釋，但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有關曆史唯物主義起源問題的專門研究卻是極其少見的。在這些為數寥寥的研究中，有些是從理論邏輯的角度對曆史唯物主義進行溯源，另一些則側重于從話語體系、重要術語的流變這一角度對曆史唯物主義進行溯源。

客觀地說，以往對唯物主義起源的追溯，多倚重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文獻（包括已出版的著作、論文和未發表的重要手稿），偶爾提及一些非經典文獻（如筆記、書信）。但正如高清海所指出的，書信這類非經典文獻具有一些優于著作的優點，在曆史唯物主義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随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2版編纂出版工作的不斷推進，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書信和筆記不斷問世，由此而來的文獻學研究也直接影響了當代的曆史唯物主義研究。在這一背景下，本文将突破以往主要依據經典文獻的做法，通過經典文獻與非經典文獻的交叉研究，追溯曆史唯物主義起源的三條線索——曆史觀、政治學與經濟學。當然，正如下文即将展示的那樣，這三條線索在曆史唯物主義被提出和完善的各個思想階段上時常交錯進行，與衆所周知的哲學線索一道，構建了一個個生動而複雜的思想史影像。

一、曆史觀的唯物主義轉向

顧名思義，曆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與“曆史”及“曆史觀”有着直接的、密切的關聯。由此帶來的進一步共識則包括兩個層面：它是一種全新的唯物主義，與所謂的“舊唯物主義”以及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它是一種全新的曆史觀，與以往的唯心史觀徹底決裂。從表面上看，這些共識所包含的内容是清晰明了的，不過，根基性的問題并沒有因為這些共識而煙消雲散，比如：當時的馬克思恩格斯是受到哪些思想的觸動而離開了他們原本推崇的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從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到曆史唯物主義，曆史觀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馬克思曾針對包括費爾巴哈在内的舊唯物主義作過一段著名的評論，其中的關鍵詞是“直觀”。基于這一點，舊唯物主義被看作不徹底的唯物主義。這裡，本文打算引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直觀性——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關于這種直觀性及其所帶來的不徹底性的一些分析，由此理解“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何以走向“社會的唯物主義”與“曆史的唯物主義”。正如該文指出的，舊唯物主義的直觀性表現為三個方面，前兩個方面與本文的主題是密切相關的：以往的唯物主義以自然及人的本性作為研究的主題，就自然與人性被看作是普遍的與永恒的而言，舊唯物主義的社會觀是“無曆史的”，并必然滑向唯心主義的社會觀；另一方面，社會環境、社會制度在舊唯物主義的眼中同自然環境别無二緻，除了依賴人回歸自身的本性就别無他法，由此，舊唯物主義的社會觀是“保守的”而非“革命的”。這裡的問題在于，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何種契機下對舊唯物主義産生了質疑并最終跳出了這種理論框架呢？

根據近年來問世的一些文獻及其研究可知，對上述問題的回應從青年恩格斯而非青年馬克思開始。1839年至1842年間，恩格斯深受一個激進的文學團體——“青年德意志”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他寫給弗裡德裡希·格雷培的幾封書信裡面找到一些證據。當然，在同時期，恩格斯也開始接觸到黑格爾的著作——“我正在鑽研黑格爾的《曆史哲學》，一部巨著；這本書我每晚必讀，它的宏偉思想完全把我吸引住了”。如果說“青年德意志”對恩格斯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學及政治層面，那麼，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青年德意志”與黑格爾主義在恩格斯這裡的相遇所産生的影響不止于此：恩格斯“吸取了‘青年德意志’的曆史考察法的主要觀點。這裡不僅涉及抽象理論的思想，而且也涉及對曆史的态度，即以新的曆史，特别是1789年後的曆史為導向，并把曆史編纂學理解為日常政治問題的讨論”。如果這一觀點是成立的，那麼，恩格斯曆史觀的基調在一開始就是曆史科學而非曆史哲學，或者說，其關注的是具體的事實而非抽象的理論。另外需要提及的是，恩格斯對具體事實的關切，同樣明顯地體現在1843年至1844年的國民經濟學研究中，甚至于成為其後一生的理論底色。

盡管青年馬克思也非常關注政治問題，但由于他最初受到的是“青年黑格爾派”的影響，所以，他在1839年至1842年間所開展的宗教批判與政治批判，都帶有十分明顯的黑格爾哲學的痕迹。甚至誇張地說，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作品都是哲學反思之作，即使是那些圍繞着林木盜竊法、離婚草案等主題所作的政治論文也可以納入這個範圍。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自述，他在1842—1843年首次遇到了“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結合上下文及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這件事對當時的馬克思來說之所以是困難的，是因為黑格爾及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成員（如鮑威爾）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成問題的——面對具體的物質利益之間的沖突以及由此導緻的政治利益之間的沖突，抽象而普遍的改良方案隻能是“畫餅充饑”。此時的馬克思迫切需要從現實性上理解這些物質利益的問題及相關的政治問題，這就促使他開始采取曆史式的而非哲學式的研究方式。這一重要的思想轉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于1843年在克羅茨納赫所作的摘錄筆記，史稱《克羅茨納赫筆記》。正如當代學者所指出的，這部筆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是“讨論馬克思與黑格爾法哲學思想關系、曆史研究與曆史唯物主義之間關系、馬克思曆史研究與經濟學研究之間關系等學術問題的基本文獻”。鑒于這部筆記的内容十分龐雜，這裡僅提示幾個關鍵點，以此呈現曆史唯物主義起源中的“曆史觀”線索。

就《克羅茨納赫筆記》的主題而言，其核心是曆史筆記，更确切地說，是關于法國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史）的筆記及研究。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第2版所提供的最新文獻，《克羅茨納赫筆記》中的第一筆記、第二筆記、第四筆記、第五筆記都将法國史的部分作為重點進行摘錄，而且，馬克思還專門編制了一個有關法國曆史及法國革命史的圖書目錄。對法國史的特殊關注，馬克思轉向曆史唯物主義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從各個筆記的具體情況來看，馬克思的摘錄帶有明顯的偏好。比如，根據第二筆記的内容索引，馬克思所關注的并非直接論述政治主題的戰争、起義、國家制度等方面的政治史，而是與政治史相關的私有财産、權利、公共福利、賦稅等。這說明，馬克思所關注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法國史，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國政治史，而是法國從封建社會脫胎為資産階級社會的曆史；由此，他特别關注的是，在這場影響世界曆史的變革中，法國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是什麼、私人所有制是如何出現以及被宣稱為天賦人權的、第三等級的社會成分等等。

就此而言，馬克思一開始進入曆史研究的方式，就不同于傳統曆史觀——以政治史為核心的曆史觀。實際上，這一點本身就是不同尋常的。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政治史本身——國王的更疊、戰争等等——很少使馬克思感興趣。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分析社會經濟過程和社會政治過程上面”。從時間上看，《克羅茨納赫筆記》對曆史的特殊态度，與馬克思在同時期開展的另外一項工作是完全契合的，這就是對黑格爾法哲學所涉及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的讨論。無論在寫作順序上《克羅茨納赫筆記》在先還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在先，至少有一點是确定的：馬克思從史學研究中獲取了财産關系與國家制度相互聯系的直接證據，從而佐證了“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之基礎”的論斷。

基于以上論述，我們現在可以設想的是，經曆上述思想變化的青年馬克思，再次于1844年遇到已經對物質利益問題發表了《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青年恩格斯，這時的他們才可能出現真正的合作，并在此基礎上促成曆史唯物主義的出現。根據1845年之後的各種文獻，他們開始共同地意識到，真正的唯物主義必須轉向對曆史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的關注，而理解現代社會的核心是所有制問題——一個具有典型經濟色彩的政治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對地租、工資、異化勞動、私有制的分析，還是對市民社會、生産力與交往關系、階級的讨論，等等，從來都沒有偏離曆史這條基本的線索。

二、曆史觀的經濟學轉向

如前所述，1789年後的曆史研究，先後成為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馬克思切入和解決現代政治問題的重要途徑，而這也成為一種新曆史觀與傳統曆史觀的分野之處。尤其在馬克思這裡，政治史研究被所有制與政治制度相互勾連的曆史研究所取代，經濟史的重要性凸顯出來。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日後對政治經濟學的異乎尋常的研究熱情，是其新曆史觀——唯物主義的曆史觀所要求的。不過，從政治研究轉向經濟問題研究或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馬克思這裡，呈現出不同的思想軌迹。

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青年恩格斯由政治性讨論轉向經濟學考察的動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其獨特的家庭背景及其由此産生的特殊經曆。“恩格斯的家庭背景與馬克思不同。經濟上，他的家庭以商業營生……恩格斯在德國首批工業化的地區之一——伍珀河谷長大。從他的曾祖父開始，恩格斯家族就已經是工廠主。”恩格斯在不來梅以及其後在曼徹斯特的工作經曆（1838—1841年），使他在現實中而非理論中接觸到工業化、貧困、工業污染、道德敗壞等各種現實問題。在《伍珀河谷來信》中，他已經非常清醒地意識到工業化所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包括貧困、疾病、兒童無法接受正常的教育、工人酗酒等等。客觀地說，恩格斯對早期資本主義所導緻的各類危機的認識，要早于馬克思；其進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間，同樣早于馬克思。

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指出的，曼徹斯特的這段工作經曆對他轉向曆史唯物主義影響深遠。“迄今為止在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隻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曆史力量……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鑒》（1844年）裡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曆史，而不是相反。”這段自述完整地表達了恩格斯在1844年之前就已經形成的一些重要觀點，如經濟事實是決定性的曆史力量、經濟事實是人類政治生活的基礎等，而這些觀點其實就是所謂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核心要義。不僅如此，恩格斯在這裡還指明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與《德意志意識形态》之間的學術聯系，因為他指認了前者所形成的有關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關系的論點是如何奠定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

對于我們所熟知的曆史唯物主義而言，僅僅指出青年恩格斯對經濟事實之重要性的認知、青年馬克思對市民社會之基礎性地位的肯定，仍是不夠的。因為曆史唯物主義中的很多話語，比如生産力、價值、資本、分工等，此前并未出現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曆史研究或哲學研究之中。正如當代一些學者所指出的，以生産力範疇為核心的一整套經濟話語在曆史唯物主義中的出場，意味着曆史唯物主義溯源必定包含着經濟學這條線索，而這一點恰好是“思想史上的一個缺環”。

盡管“生産力”一詞早在《巴黎筆記》中就被摘錄和引述，但此時的馬克思并未對此作具體評論。甚至在寫于1845年的《評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馬克思在多個地方明确表達了對這一範疇的批評和嘲諷。比如，他談道：“在現代制度下，如果彎腰駝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發展和加強等，使你更有生産能力（更有勞動能力），那麼你的彎腰駝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運動，就是一種生産力……如果一種職業的單調使你更有能力從事這項職業，那麼單調就是一種生産力。”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此時的馬克思實際上是将生産力範疇作為理論批判的對象。當然，馬克思對待“生産力”的态度很快就發生了改變，這一點除了在《德意志意識形态》這類經典文獻中有所體現外，還體現在馬克思的私人書信中。在寫給帕維爾·瓦西裡耶維奇·安年科夫的書信（1846年12月28日）中，馬克思談道：“可見，生産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後來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經取得的生産力并當作原料來為自己新的生産服務，由于這一簡單的事實，就形成人們的曆史中的聯系，就形成人類的曆史，這個曆史随着人們的生産力以及人們的社會關系的愈益發展而愈益成為人類的曆史。”

由“生産力”這一例子所反映的馬克思前後思想的變化來看，他在經曆了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題後，通過廣泛的曆史閱讀發現了以“所有制”為代表的豐富的經濟學内容，并進而通過廣泛閱讀、摘錄斯密、李嘉圖、薩伊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以及德國近代經濟學家李斯特的國家生産力理論，促使其徹底告别哲學話語，開始以曆史的和實證的方式直接面對現代工業文明的變遷及其帶來的現實問題。

由初見雛形的曆史唯物主義文本《德意志意識形态》來反觀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曾經經曆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思想演變史，“生産方式”“生活資料”“交往”“分工”“所有制”等也成為其終其一生探索的曆史問題。反過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後始終堅持的以經濟事實為根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為曆史唯物主義作為“徹底的”唯物主義提供了最為堅實的保證，同時也為他們從未抛棄過的政治問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沖突的根本解決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曆史唯物主義起源問題的研究有必要将這條經濟學線索清晰地呈現出來，以便弄清楚馬克思恩格斯到底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借鑒了哪些經濟學家的概念及理論、這些借鑒前後發生了哪些變化，并弄清楚經濟學内容在何種意義上塑造了曆史唯物主義。

三、曆史觀的政治學轉向

如前所述，青年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很早就意識到，政治問題的解決無法完全依賴政治的方式，這一模糊的看法通過他們的曆史學研究以及更為深入的經濟學研究而得以不斷明确。正如經濟學研究是新的曆史觀（曆史唯物主義）所要求的一樣，一種全新的政治學研究也是如此。這裡所謂的“新”，主要是指研究主題的更新，即從一種以政治國家作為核心的政治學研究轉向以階級鬥争作為核心的政治學研究。

如前所述，青年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是不滿意的，這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比如，馬克思在緻阿爾諾德·盧格的書信（1843年3月13日）中提到，“費爾巴哈的警句隻有一點不能使我滿意，這就是：他強調自然過多而強調政治太少”。相較于費爾巴哈對政治問題的漠然，法國唯物主義在這方面顯然是不一樣的。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以前向唯物主義過渡時對‘物質’這一概念的反思》一文所指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法國唯物主義彙入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社會理論思潮特别感興趣。……含有這種實踐結論的唯物主義可以成為‘共産主義的邏輯基礎’。”這一點尤其從青年馬克思對共産主義的熱情中顯現出來。由此，我們可以作一個合理的推測：馬克思對法國唯物主義的興趣，源自政治而非哲學，或者說，源自變革現存社會的政治熱情而非提出一種新的哲學主張。在這一意義上，曆史唯物主義之于舊唯物主義的變革，首先就是政治實踐的一種要求，并非一種純粹理論上的訴求。

不過，馬克思很快就發現，法國唯物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空想共産主義不能滿足這種要求，因為這種唯物主義作為一種不徹底的唯物主義，并不真正地理解政治生活。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在解釋社會環境時，首先指出社會的政治制度、國家、國家的立法。……18世紀的唯物主義者不能唯物主義地解釋立法是由什麼決定的。因此他們求助于‘人的本性’。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而不得不過社會生活……結果是，見解統治着社會生活領域。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終于滑向了唯心主義的社會觀。”也就是說，正如法國唯物主義者不理解“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别究竟在于什麼”一樣，盡管有的空想共産主義者（如聖西門）表達了“經濟狀況是政治機構的基礎”這一看法的萌芽，但是，他們未能完全克服空想的成分，而完全立足于已有的曆史事實來理解所有權與政治生活的關系及其帶來的曆史變革，因而并不真正理解政治生活的基礎、立法是由什麼決定的以及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

既然馬克思對空想共産主義是不滿意的，或者說，既然馬克思不認為舊唯物主義及其實踐主張能夠徹底改變敗壞了的德國政治生活，那麼，他就需要尋求新的理論武器，這就是階級鬥争。就法國曆史學家運用階級範疇對社會各階層進行劃分而言，馬克思運用“階級”尤其是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兩大階級解釋了資産階級的經濟結構，并在此基礎上運用“階級鬥争”解釋了曆史變革，尤其是提出資産階級社會終将被一個新的社會所取代的政治預言。如《克羅茨納赫筆記》所顯示的那樣，“階級”從分析社會階層的曆史範疇轉換為一個特殊的經濟—政治範疇，與馬克思将所有制問題作為考量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間關系的核心是一脈相承的。

可以說，曆史學研究促使馬克思從純粹的政治問題研究轉向一種以經濟學為底色的政治學，在這一轉向中，階級結構取代政治國家成為其政治讨論的核心。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恩格斯花費了很大的篇幅讨論了不同時代的所有制形式，而且，他們對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始終伴随着階級結構的分析，政治與經濟如影随形——“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産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共産黨宣言》重點闡述了現代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作為真正意義上的階級的出現，并強調了階級鬥争作為政治鬥争的可能性與重要性。在晚期文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馬克思将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得爐火純青，在細緻入微的政治考察之中插入對各種政治力量的經濟背景的分析，從而說明了路易·波拿巴這個小人物為何可以成為改變曆史的“大人物”。

相較于馬克思在政治學研究中的理論貢獻而言，恩格斯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實踐方面，尤其表現在指導歐洲共産主義運動時提出的各項政治策略方面。根據1844年恩格斯緻馬克思的一封書信，我們可以發現，他很早就意識到階級鬥争不同于一般暴力鬥争的意義，即階級作為一種特殊的共同體，所發起的必定是一種特殊的政治鬥争形式。當然，對于如何通過共産主義來反對這些舊制度，此時的恩格斯還不能提出有效的革命策略。

如前文所示，青年恩格斯對伍珀河谷以及曼徹斯特的工人們持有深切的同情，這種同情在與曆史唯物主義中的階級理論相遇之後，就升華為一種幫助工人從根本上改變其境遇的革命策略。對恩格斯而言，政治策略的提出與調整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基于對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解。這一點在其著名的曆史唯物主義書信中展現得一覽無遺。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寫給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指出，“這并不是說，隻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結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經濟狀況并非“自動發生作用”，而是人在“既定的、制約着他們的環境”（當然包括政治環境）中創造的。同樣的意思在他寫給弗蘭茨·梅林、約瑟夫·布洛赫等人的書信中一再被提及，其指向的都是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築的關系問題。簡言之，恩格斯在這些書信中正面肯定了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即政治生活不能直接還原為經濟因素、并非是社會生活中可以被任意切掉的附屬部分。

對政治生活的這一判斷意味着，雖然發現并理解資産階級社會的經濟結構依然是首要的，但這些經濟學的見解不能一勞永逸地提供理解和解決資産階級社會中的政治問題的答案，同樣也不能為身處不同曆史背景下的無産階級提供革命的普遍方案。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恩格斯為什麼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中對德國工人運動所采取的非暴力的革命策略大加贊賞。在恩格斯看來，既然時代已經發生改變，街頭巷戰所換取的隻有犧牲，那麼，無産階級革命為什麼不應采取合法的鬥争策略而保存自身的力量呢？事實上，并非隻有恩格斯意識到政治策略之于無産階級革命的意義，馬克思同樣如此。

綜上，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熱情從未因為曆史唯物主義轉向而有所消退，也從未因為浩繁艱辛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而有所降低，相反地，他們在其後的學術生涯中針對各類重大政治事件（包括法國階級鬥争、德國工人運動、殖民戰争等）留下了一個龐大的文本群。鑒于此，政治學線索非但不應被排除在曆史唯物主義之外，反而可能成為當代研究曆史唯物主義起源問題的一個新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