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蘇德超，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弘毅學堂學部責任教授、副院長；BEAT365唯一官网通識教育中心副主任；BEAT365唯一官网歐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形而上學與宗教哲學、德國古典哲學、語言哲學、中西比較哲學與文化研究。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文摘》2022，（04）；《中州學刊》2022年第2期

長期以來，漢語學界關于傳統中國哲學合法性有很多讨論，但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合法性問題，相關讨論則屈指可數。這種現象需要解釋。傳統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之所以是一個問題，從表面上看，是因為它的問題與讨論方式跟西方哲學主流不相容。一些論者據此認為中國沒有哲學。有學者指出，把西方哲學當成哲學的标準很可能是“西方文化中心論主導了學者的心靈”的結果。當然，這一結果牽涉到複雜的曆史背景，跟近代中國的落後、西方的強大以及文化精英們為了救亡圖存所形成的認識圖景密切相關。

為什麼西方哲學成了(中國)哲學的标準

近代以來，文化精英在落後的壓力下，将自身文化當成是落後的重要原因，而把領先者的文化當成是其領先的促進因素，進而将之視為民族自強的藥方。西方哲學作為西方文化的核心要素得到推崇，西方哲學、文化概念迅速傳播開來，成為救亡圖存的塑造力量。這一力量既塑造了當時的社會意識，也塑造了新生的中國哲學學科。而且不隻是哲學，“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學術……從總體上進入到一種對于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态’中去了”。

這一過程極為曲折。明萬曆年間，利瑪窦等将傳播西方科學知識當成傳教手段，但遲至洋務自強運動時期，西方影響幾乎隻在器物層面。真正對西方有了解的人，大都處在社會邊緣。甲午戰敗，局面迅速變化。傳統儒學意識形态受到更大質疑，保守派紛紛轉向激進。反思傳統甚至反傳統成為風潮，中國“從此進入社會與思想的全面轉型時期”。陳獨秀直斥，在傳統染習之下，青年人中十個有九個已然老邁，“循斯現象，于人身則必死，于社會則必亡”。胡适、劉半農、魯迅、李大钊等紛紛發文，抨擊傳統，提倡新文化。時人所重視的自由、進步、開放、實利和科學，無一不是西方哲學的核心觀念或方法。

反思和反叛傳統最為徹底的是在科學及相關領域。西方強大首在器物。器物出自科學，而西方近代科學與西方啟蒙運動相互伴随。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啟蒙精神。西方“近代科學革命既是一場制度革命也是一場智識革命”，這場革命以“理性和合理性形式”為基礎，而理性和合理性形式則是“古希臘哲學、羅馬法，以及基督教神學三者融合的産物”。如果要在中國掀起一場原汁原味的近代科學革命，就得設法造成這些前提。如此一來，修正傳統甚至跟傳統做切割成為一個相當自然的選項。

社會意識被疏離傳統的思潮塑造，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史又為西方哲學的标準演變成哲學的标準增加了助推力。中國傳統并無“哲學”這個概念。“哲學”是日本學者西周對“philosophy”的翻譯。這個概念傳入國内，黃遵憲最早使用，而梁啟超和蔡元培又居倡導之功。在蔡元培那裡，哲學與科學關系極為緊密。他斷言，研究中國哲學必須以西方哲學為範式。這既是蔡元培的看法，也反映了胡适的立場。馮友蘭是“中國哲學”這一現代學科的另一位開創者，其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無論是哲學内容的選取還是基本的哲學方法，均跟西方哲學保持了高度一緻。

西方哲學跟科學的關系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密切

西方哲學與西方科學關系密切，這一看法能流行開來，首先因為它們有着共同的源頭。在西方人眼裡，最早的科學家幾乎都是一些哲學家。希臘哲學史家伯内特宣稱，“科學是‘以希臘的方式思考世界’”，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受到希臘影響，科學就“從未存在過”。同時，這一流行看法又被西方哲學與科學對智力、精神氣質和文化環境的共同要求強化。站在哲學和科學的開端，希臘先賢們都在探尋事物的原因。他們利用理性批判和辯論推進相關的探求活動，要求有較為自由的文化氛圍。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是自由探索的結果。愛因斯坦将這一自由稱為“内心的自由”。再者，近代自然科學的革命性變化正好跟西方哲學的革命性變化相伴随。“現代哲學的起源和科學近似，而且也是同時的。”并且，哲學的“一部分就是在建立現代科學原理的那一部分人手裡确定的”。

雖然西方哲學和西方科學在起源和變化的節律上高度重合，但是，我們無法因為兩者有一些共同經曆就斷定它們之間的支持關系。例如，近代經驗科學就跟中世紀哲學背道而馳。德國觀念論則幾乎被現代自然科學全部抛棄。事實上，如果我們更細緻地考察哲學史和科學史，就會發現“在公元前的最後3個世紀”，自然哲學與科學研究就已經分開。直到17世紀，科學才“恢複了活力”。有曆史學家甚至指出，關于科學的基本原理，中國知道得比西方更早，中國跟西方的關鍵差别在于，西方邁過了“真正現代科學的門檻”，而中國沒有。對于這個差别，著名曆史學家布羅代爾給出了“一個明顯的唯物主義的解釋”：中國“從未出現激勵歐洲向前的經濟動力，即那種資本主義張力”。也就是說，這一差别不應該通過哲學的觀念差異來解釋。

尤其要注意的是，西方哲學跟西方科學基礎的關系并不密切。愛因斯坦斷定“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一是體現在歐幾裡德幾何學中的“形式邏輯體系”，二是在文藝複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可能找出因果關系”。這兩項成就跟西方哲學沒有必然聯系。西方哲學家不一定支持形式邏輯體系，更不必在乎通過受控變量法去尋找真實世界的關系。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溫伯格尖銳地指出：重視數學的柏拉圖和重視實驗的培根是“兩個相反的極端”，可惜的是“兩個極端都是錯誤的”。

哲學跟科學的關系并不密切，歸結起來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在領域上，哲學強調人而非自然。二是在内容上，哲學的玄學本性使其關心虛無缥缈的道理，不願意解釋身邊的日常現象。溫伯格稱其為知識的市儈主義。三是在方法上，哲學長于抽象思辨，缺乏實驗驗證。哲學與科學在方法論上的差異是根本性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維爾切克指出，科學要“揭示有趣的相似，解放我們的思維”，但解放并不是瘋狂，因為科學是“一個隻有一條規則的遊戲，這條規則是嚴格的：大自然是最後的裁判”。相比之下，除開自然主義等流派，哲學并不接受大自然作為最後的裁判。

在這裡，我們還要特别反對一個極端觀點：唯科學主義。在這種觀點下，科學涵蓋哲學，哲學隻是科學的預備階段。如果哲學能夠被歸結為科學，那麼哲學就有統一标準——因為科學有統一标準。近代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至少在地域上)離先進科學更近，因此西方哲學成為哲學的标準也就順理成章了。馮友蘭一度認為：“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異。”根據湯一介的解讀，“五四運動時期的激進派和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實際上都有‘全盤西化’的立場”。依據古今之異的邏輯，中國哲學如果要跟上時代，必須西方化：西方代表了近代文化，西方化就是近代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由此就演變成了西化程度問題。距離西方的遠近成為合法性高下的尺度。

哲學的功能與合法性問題的回答

羅素認為哲學介于科學與宗教之間。接近科學，是因為哲學運用理性，并跟經驗對照；接近宗教，是因為哲學給出對整體的看法，為人在世界和社會中的位置提供界說。在前一個方面，哲學以知識為目标；在後一個方面，哲學以智慧和價值為目标。早期維特根斯坦根本不認同哲學有知識部分。哲學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它對這個物理世界的某一部分有所認識，而是因為它提供對世界和人生的先驗框架：它不但不接受經驗的檢驗，反而要用來組織經驗，并賦予經驗意義。按照趙汀陽的解釋，“哲學不是經驗知識……，它隻能是一種理解”。這種理解的一個極限即是宗教。就此而言，哲學理解促成跟知識無關的終極行動。

由于無法轉變成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知識，所以，關于哲學接近宗教、提供價值和意義的部分，我們也就沒有一個統一标準。中國哲學、印度哲學、東南亞哲學、非洲哲學真實存在着。在價值方面，哲學提供個體意義、族群識别和終極關懷。人們在相似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下有不同的态度，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些底層文化因素的不同。在知識方面，除非是出于好奇，我們幾乎可以忽略落後者的想法；但在意義、身份和關懷方面，哪怕是稍微流露出一丁點兒忽視或者輕視，都屬于嚴重冒犯。知識屬于世界，而意義、身份和關懷則屬于人。

哲學的這些部分甚至無法像科學那樣獲得外部世界的幫助。所有屬人的問題，都要以人活着為必要條件。活着不隻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選擇。正如加缪所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隻有一個，那就是自殺”。如果執着于事實，我們根本無從回答。薛定谔認為，科學同樣無法給這些問題一個回答。文化和文明造成差别，但死亡會讓一切差别變得沒有差别。這些主題是傳統哲學的主要話題或主要動機。因為缺乏足夠的數據，今天的回答跟古人的回答差不多沒有本質不同。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哲學跟科學相比沒有明顯進步。科學有進步，因為它面對的是大自然，有足夠多的中立數據。然而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幾乎沒有個體之外的中立數據可以讀取。像薛定谔一樣，一些偉大的科學家相信屬人的判斷在科學判斷之外。費曼認為，科學不能影響道德的根基。愛因斯坦相信一個斯賓諾莎式的上帝。

能不能把哲學簡化成科學，将深刻影響到我們對哲學合法性問題的探讨。如果哲學隻是對知識的追求，那我們就得讨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中國哲學在什麼意義上可以給我們提供知識，或者能夠幫助我們追求知識，它跟科學的關系是什麼樣的。畢竟，近代以來，我們遭遇到了幾千年來最為嚴重的挑戰，這些挑戰主要是知識方面的欠缺引起的。中國哲學一直伴随着我們，如果它不是這一落後的根本原因，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但是，如果哲學還包括對知識之外者的追求，尤其是對接近于宗教目标的追求，那麼，作為中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需要讨論的合法性問題就不是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而是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合法性問題。對西方科學的學習并不能自動替西方哲學作合法性辯護。西方哲學作為西方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我們學習它、理解它意味着什麼?是要讓我們學會用西方的方式去看這個世界，去看人與人的關系，去看自己跟自己的關系嗎?做現代人就是做西方人嗎?

答案遠不是這樣的。我們應該理解西方人，但我們不必像他們一樣。就像二胡與小提琴，都是音樂，各有妙處。自然世界的規律處處相同，東方西方擁有同一個科學。但是，群體生活和個人心靈則不必強求一緻。任何思想都必須本土化，以撫慰當地、當下文化中的心靈。哲學并不是科學，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知識，因此，要真正回答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合法性問題，就要闡釋它對中國、對當下的中國精神意味着什麼。

首先，西方哲學的合法性并不來自西方的強大，而來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我們在同一個星球上生活，需要了解彼此的世界觀，才能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同文明必定有一些基本的不同。在文明交往中，我們要盡量避免不同文明間的根本性沖突。按照趙汀陽的表述，這樣的根本性沖突有兩種，一種是生存根本利益的事情，另一種是生存意義的事情。但生存意義可以讓我們放棄生命。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沖突簡化成一種：生存意義的事情。在生存意義有沖突的地方，我們最好采取老子的策略，在精神上做“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除了回避，别無他途。在精神世界中回避沖突遠比物理世界容易，隻要我們願意。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了解其他文明的底層觀念。如果能成為同一群人，那就成為同一群人。同一群人是自然形成的，不可以拔苗助長。如果不能成為同一群人，那就成為朋友。如果不能成為朋友，那就成為陌生人，但盡量不要成為敵人。精神上的“小國寡民”，可以避免我們成為敵人，這是最不壞的選擇。了解西方哲學，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體諒西方人在生存意義方面的看法。

其次，西方哲學的合法性來自大體相近的人類處境。盡管我們跟西方擁有不同的文化傳統，但我們的物理世界相同，我們的身體構造相似。在我們處理人跟自然世界的關系時，西方視角和中國視角擁有同一個對象。在這方面，可以相互借鑒。維特根斯坦說：“即使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理解不了它。”但是，如果我們跟獅子有大體類似的生理需要和精神需要，那麼我們就應該聽得懂。我們跟西方也是這樣的。涉及客觀的層次，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合法性毋庸置疑。這大緻類似于哲學中接近知識的那一部分。

最後，西方哲學的合法性來自中國哲學自我更新的需要。中國哲學不是一個孤立的單起源系統。它不斷借鑒包括佛教在内的外來文化，豐富着自己的内涵和表現力。我們可以期望的，不是把中國哲學改造得像西方哲學，而是讓西方哲學的某些概念、範疇、理論、方法成為中國哲學的一部分，豐富我們的認同。從這個方面看，以金嶽霖等為代表的現代中國哲學家給我們做出了榜樣。一個人不是别人，也不能成為别人。一個民族的發展不是要成為另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使命不是要成為另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在哲學上最終向西方靠攏，成為文化上的西方人，那強大的就不是中國，而隻是另外一個西方。當然，在文化意義上的人是生成的，不是給定的。經過本土化後的西方哲學，就像佛教那樣，将會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部分，成為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