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論中國哲學或中國智慧，我們反對不假反思地将西方哲學範疇應用于中國古代文本，我們也反對完全把中西哲學範疇看成是絕對對立、不可通約的。

一、中國哲學智慧的背景與“問題意識”

已故美國學者史華茲說：“不能設想，諸如自然、理性、科學、宗教和自由之類的術語能夠與諸如‘道’、‘理’和‘氣’之類在中國文化内部同樣有着複雜曆史的術語恰好吻合。”[1]我們運用東西方哲學範疇時特别注意的是，哲學範疇、術語的語義範圍，在什麼樣的語境中，以什麼樣的方式使用它。另一方面，“超越了語言、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說‘話語’障礙的比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這種信念相信：人類經驗共有同一個世界。”因此，中西、中外哲學是可以比較，可以通約的。

中國哲學的中心問題及問題意識與西方哲學有同有異，且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與猶太——基督教式的創世論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國沒有至高無上的造物主上帝。牟複禮說：“中國沒有創世的神話，這在所有民族中，不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原始的還是開化的，中國人是唯一的。這意味着中國人認為世界和人類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這正是一個本然自生的宇宙的特征，這個宇宙沒有造物主、上帝、終極因、絕對超越的意志，等等。”“無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強調倫理和社會事務上的理性，它的知識問題很少涉及那些無法用道理來闡明的信仰。”[3]中國上古的神話基本上是英雄神話，而沒有創生神話。當然，中國有盤古開天的故事，西南少數民族有類似傳說，但基本上是晚出的，公元3世紀才有最早記載，可能與印度傳來的創世神話有關。

在解釋宇宙如何形成的問題上，“中國的宇宙生成論主張的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宇宙的各個部分都從屬于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們都參與到這個本然自生的生命過程的相互作用之中，這是個天才卓穎的觀念。……李約瑟分析了中國人的宇宙模式之後，稱之為‘沒有主宰卻和諧有序’，李約瑟描述的中國人的有機的宇宙讓我們瞠目驚訝，和人類曆史上其他關于宇宙的觀念相比，中國人的觀念是何等特别。”[4]宇宙的發展不必依賴任何外力，中國哲學的氣論與宇宙自生、創生的觀念是各派哲學的共識。

錢新祖指出：“中國的傳統哲學不但不把人和天在本體上截然劃分為兩種不同存在，并且還認為人和天在存在上是一體的，以為人之成神、成聖是人的本性的自我實踐。所以中國的傳統哲學，在肯定人的時候，也同時肯定天，在肯定天的時候，也同時肯定人”。[5]錢新祖認為中西人文主義是兩種不同類型，中國是内在人文主義，西方是外在人文主義。中國傳統的個人主義是關系性或整合性的個人主義，而不是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中國傳統哲學的出發點往往不是團體，而是個人。譬如說，《大學》裡所講的‘八條目’，其中的第一條目就是修身，修身的身就是指的個人一己的自身。”[6]中國人肯定人與人之間的現實關系與聯系，然而在西方，人倫世界裡的人倫也還得依賴神這個創世主的存在而存在，因此個人之間并沒有内在的直接的相互關系，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上帝造的，個人間的關系是與神這個創世主的共同關系為媒介的。

曆史上的中國人不承認有所謂“啟示的真理”，“不承認真理是由一個高高在上、超人的神所啟示給人的，而是認為真理是可以、也必須在人事中找尋得到的。……中國人認為真理是在曆史的過程裡顯現，必須在曆史的過程中去追尋和求證，也必須在我們每個個人的日常生活裡去體驗和實踐的。”[7]所以中國哲人肯定“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而且中國人有很強的曆史感，有最悠久且從未間斷的史學傳統。同時，在曆史的陳述中就寓含有褒貶即價值評價。

牟宗三指出，與西方式的以知識為中心、以理智遊戲為一特征的獨立哲學不同，中國哲學“是以‘生命’為中心，由此展開他們的教訓、智慧、學問與修行。”[8]這裡所說的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道德實踐中的生命。“它的着重點是生命與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民的道德實踐，是踐仁成聖的道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這裡沒有西方式的以神為中心的啟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聖賢傳統下的人格修養與生命生活的實踐，在現實中對生命意義的追求。

中國哲學思想的若幹向度：一是人與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與自然或祖宗神靈，即廣義的天人、神人關系問題；二是人與宇宙天地（或地）的關系，是宇宙論，尤其是宇宙生成論的問題，包括今天講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三是人與社會、人與人、自我與他人的關系，社會倫理關系問題；四是性與天道、身與心，心性情才的關系問題，君子人格與人物品鑒，修養的工夫論與境界論等；五是言象意之間的關系，象數思維，直覺體悟的問題；六是古今關系即社會曆史觀的問題。司馬遷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除天人問題外，中國人尤重社會政治與曆史發展，關注并讨論與古今關系相聯系的諸問題。這都是中國哲學的題中之義。

在這樣的哲學問題與問題意識下，中國哲學中的天人關系論、宇宙生成論、群己關系論、治身治國論、天道性命與心性情才論、德性修養的工夫論與境界論、知行關系與古今關系論、由道德直覺到智性直觀等論說，比較發達。

二、中國哲學智慧的六大特點

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範疇。所謂“中國哲學”，内容非常複雜，從流派來看，有諸子百家、儒釋道、宋明理學、現代各派哲學等。任何概括都有危險性，不免挂一漏萬，以偏概全。從儒、釋、道諸家的哲學中抽繹出相對共同的思想傾向與反映中國哲學特點的若幹内涵，歸納為以下六條：

第一，存有的連續與生機的自然。所謂“存有的連續”，即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互相交融的連續體，這種觀點區别于将存有界割裂為神界、凡界的西方形而上學。中國沒有創世神話，不向外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終本質等抽象答案。中國哲學認為自然是一種不斷活動的曆程，各部分成為一種有生機的整體形式，不強調主體和客體、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分辨，而是一種自然的相應。中國哲學的宇宙論是生成論而不是構成論，認為世界不是宰制性的建構，而是各種主體的參與。中國哲學是氣的哲學而不是原子論的哲學，氣的哲學昭示的是連續性的存在，變動不居，大化流行，生機無限。宇宙絕非孤立、靜止或機械排列的，而是創進不息、常生常化。由此，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是一個無限的宇宙，創進的宇宙，普遍聯系的宇宙，包舉萬有，統攝萬象。

第二，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中國人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态圓融的觀念與智慧。中華民族長期的生存體驗形成了我們對于宇宙世界的獨特覺識和特殊的信仰信念，即打破了天道與性命之間的隔閡，打破了人與超自然、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之間相依相待、相成相濟。與這種宇宙觀念相聯系的是寬容、平和的心态。

中國人有着對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對天道天命的敬畏，并提升自己的境界以“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種精神上的契合與穎悟，足以使人産生一種個人道德價值的崇高感，由此對天下萬物、有情衆生之内在價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進而洞見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儒家立己立人、成己成物、博施濟衆、仁民愛物之仁心，道家萬物與我為一、天籁、齊物之寬容，佛家普度衆生、悲憫天下之情懷，都是這種精神的結晶。

第三，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中國哲學是“尊生”、“重生”、創造日新的哲學，所崇拜的“生”即創造性本身。《周易·系辭上傳》雲：“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宇宙間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遷流創化中發展着，世界是一個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曆程，生長衰亡，新陳代謝，永不停息。中國的易、儒、道、釋諸家尊奉的“道”，就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運動和發展變化。

世界自身的永恒運動、創新、變化、發展，自我更新、自我否定，日生日成、日新其德，革故鼎新、除舊布新，是中國哲學的主調。創新的動源，來自事物自身内部的張力或矛盾。中國哲學凸現了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創造進取，即人要向天地精神學習。無數的仁人志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惡劣的環境、勢力，不向外來侵略者的淩辱壓迫低頭，正是這種剛健堅毅的精神使然。

第四，德性修養與内在超越。中國哲學特别表現在道德文明層面，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儒、釋、道三大思想資源與思想傳統，最根本處是做人，是強調人的德性修養和人文教育。這三大思想傳統及其内部各流派在根本目的上并無大的差别，他們彼此的分歧或紛争，主要是修身工夫入路的問題。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聖人、賢人、君子，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真人、聖人、神人、至人、天人，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佛、菩薩。他們的修養要旨表明，生活在俗世、現實之中的人，總是不斷追求一種超脫俗世和現實的理想勝境。

内在超越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哲學在面對超越性與内在性問題時展現出來的共同精神。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學、為己之學，道家的道德論和逍遙思想，禅宗的明心見性、轉識成智、見性成佛，都呈現出内在的超越性。内聖外王之道，同樣為中國傳統哲學各流派所共有，以此作為達到理想社會的根本辦法。

第五，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中國的理性是具體的理性。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确的概念、範疇及相關的分析。相對于西方用理性思辨的方式來考察、探究形上學的對象，中國哲人重視的則是對存在的體驗，是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價值，着力于理想的追求與實踐工夫的達成。中國哲學的實踐性很強，不停留于“概念王國”。這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概念”“邏輯”“理性”，恰恰相反，中國哲學有自身的系統，中國哲學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範疇，需要在自身的系統中加以理解。中國哲學有關“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邏輯、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學的、生态學的涵義。

中國哲學中有着異于西方的語言、邏輯、認識理論，如強調主觀修養與客觀認知有密切的關系，如有與漢語自身的特性相聯系的言、象、意之辯。以象為中介，經驗直觀與理性直觀地把握、領會對象之全體或底蘊的思維方式，有賴于以身“體”之，即身心交感地“體悟”。以《周易》為代表，中國思維方法是象數思維。這一思維方法主張取象比類，觸類旁通；陰陽平衡，剛柔調和；注重生命節律，肯定周期、序列、整體綜合與統籌。

第六，經世緻用與知行合一。我們有經世緻用精神，強調知行合一，經世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體達用，反對空談高調。知行關系問題是中國哲學家特别重視的問題之一，它所涵蓋的是良知的當下呈現，也即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統一。古代哲學家的興趣不在于建構理論體系，不是隻把思想與觀念系統表達出來就達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緻、知行統一，力行實踐，自己所講的與自家身心的修煉必相符合。他們強調知行的互動，即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身體力行，集知識與美德于一身，不斷把自己修養到超越的境界。中國哲學不是講堂教授的知識遊戲，而是具體人的活生生的人格生命，其哲學自其心中流出。

三、中國哲學智慧對人類永續發展可能做出的更大貢獻

第一，天人的互動。長期以來，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純粹精神是宇宙的創造者。人與神，心與物，此岸與彼岸，緻思界與存在界，身體與心靈，主觀與客觀，價值與事實，理性與情感，乃至如如不動的創造者與被它創造的生動活潑的世界，統統被打成兩橛。中國哲學則打破了彼此的隔閡，強調兩者的互動互補。“天人合一”的主張，實包含有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後，重新肯定的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絕對占有自然。中國哲學家強調整體的和諧和物我的相通。他們不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諧的體系，不僅争取社會的和諧穩定，民族、文化間的共存互尊，人際關系的和諧化與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關系的和諧化。

第二，理想與現實的貫通。儒家的“極高明而道中庸”，佛教的“平常心即道心”都表明了現實與理想的統一。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皆具佛性，是儒家與佛教的最高信仰。實際上，儒、道、佛與宋明理學都是要追求一種理想的高尚的社會，因此其共同點都在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以出世的精神幹入世的事業。

中國思想傳統的道德精神并非隻停留在社會精英層，相反通過教化，通過民間社會、宗教與文化的各種方式，如蒙學、家訓、家禮、戲文、鄉約、行規等，把以“仁愛”為中心的五常、四維、八德等價值滲透到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倫理。中國人以仁義為最高價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舍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的做個人”，強調人人都有内在的價值與不随波逐流的獨立意志。

中國哲學特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現實社會的治理，有系統的社會治理的智慧與制度。在禮、樂、政、刑相補充相調劑的治理社會的方略中，“禮”是帶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規範。在“禮”這種倫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價值。古代有“一夫授田百畝”的訴求并轉化為計口授田制，有養老制度與“移民就谷”等荒政，對災民、鳏寡孤獨與聾啞等殘疾人都有救濟與保護制度。禮樂文化不僅促進社會秩序化，而且有“諧萬民”的目的，即促進社會的和諧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準。

第三，生态的平衡。中國哲學可以救治現代人的危機。它強調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導緻一種對自然的宰制、控禦、破壞；它強調人文建構，批評迷信，但決不消解對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終極的信念與信仰。中國哲學甚至主張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須尊重人、物（包括草木、鳥獸、瓦石、山水），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至誠如神，體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達到一種精神的境界，這不會導緻宗教迷狂、排他性與宗教戰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中國哲學并不脫離生活世界、日用倫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尋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會政事、科技發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開展。因此，中國哲學精神完全可以與西學、與現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彌補宗教、科技及現代性的偏弊，求得人文與宗教、與科技、與自然的和諧健康發展。

第四，人生的意境。中國人文精神，尤其表現在人生智慧與境界上。儒家是德性與禮樂教化的智慧，通過修身實踐的功夫，盡心知性而知天。道家是空靈、逍遙、放達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強調得其自在，歌頌生命自我的超拔飛越，肯定物我之間的同體融合。佛家是解脫的、無執的智慧，啟迪人們放下外在的追逐，消解心靈上的偏執，破開自己的囚籠，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釋道都是生命的學問，相互補充，需要我們在生活中慢慢地體悟，使我們活得有意義有價值有尊嚴，遇到挫折時能做到淡定從容。有人說儒家是治世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其實三家都可用于治世、治身、治心，都具有調節性。

第五，普遍的和諧。“仁愛”思想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理念。孔子以“愛人”為“仁”，愛人、同情人、關切人，包括愛、同情、關懷他者、下層百姓，是“仁”的主旨。“忠”與“恕”接近于“仁”。“忠”是盡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推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綜合起來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忠”“恕”是仁道的—體之兩面。這不僅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仁道原則，推而廣之，也是國家、民族、文化、宗教間相互關系的準則，乃至是人類與自然的普遍和諧之道。

總之，中國智慧關于天、地、人、物、我之間的“和諧”思想、“寬容”思想，不僅為人類自然環境的生态平衡和社會人文環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智慧，而且也是現代社會重要思想資源。中國哲學表達了自然與人文和合，人與天地萬物和合的追求。其寬容、平和、兼收并蓄、博大恢弘的品格，可以貢獻給全人類。我們把握其中的道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展開、落實，自然會增加我們的智慧，變得聰明起來。我們講的不是雕蟲小技而是大智大慧，這需要我們去理解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作創造性的轉化，這樣才能真正變成自己的智慧。

諸子百家、佛教禅宗與宋明理學，是我國主要的思想傳統。這些思想傳統中有無限珍寶，尤其是在個人修身齊家、社會與國家治理、自然生态保護等方面，有很多借鑒意義。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内在心靈的關系方面，在人類永續存在與發展的方面，我們一定要認真吸取先哲的智慧，切不可如當下這樣太過自我中心，自我膨脹。

[1]［美］本傑明•史華茲著，程鋼譯，劉東校：《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2]同上。

[3]［美］牟複禮著，王立剛譯：《中國思想之淵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25頁。

[4]同上，第21—22頁。

[5]錢新祖著：《中國思想史講義》，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第35頁。

[6]同上，第43頁。

[7]同上，第46頁。

[8]牟宗三著：《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頁。

[9]同上，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