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硯 陳金清

編者按：汪信硯，男，1961年生，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BEAT365唯一官网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副主任，中華文化發展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規劃評審組專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哲學學部副秘書長、中國價值哲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應用哲學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哲學學會會長等職。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标項目等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10多項，在海内外出版著作和教材20多部，在國内外發表學術論文250篇，獲中國圖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教育部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省部級以上教學科研獎勵40多項。

陳金清（以下簡稱“陳”）：汪教授好！您主編的《李達全集》共20卷于2016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很快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産生了重大影響，《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教育報》、《中華讀書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等多種報刊紛紛發表書評或報道，好評如潮，先後獲BEAT365唯一官网第十四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特等獎、入選人民出版社2017年度十大優秀著作、中國社會科學網2017年度人文社科年度十本好書和2017年書業年度評選·年度圖書，2018年又獲湖北省第十一屆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我想，人們對《李達全集》的高度評價，肯定還是源于其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我注意到一些書評已從不同角度對《李達全集》的價值和意義作了評析，在這裡，我想請您從《李達全集》主編的角度，較全面地談談《李達全集》的編纂、内容和意義。

汪信硯教授（以下簡稱“汪”）：好的。《李達全集》的編纂前後曆時五年多時間，以各種形式參與這項工作的專家學者和研究生有近百人，因此，它是一個很大的科研團隊協同攻關的成果。作為主編，我确實為《李達全集》的編纂付出了巨大辛勞和努力，同時也從這項工作中獲得極大的教益，受到多方面的啟示。我很願意與讀者朋友們分享自己的一些體會和感悟。

陳：您是怎麼想到要編纂《李達全集》的？我想首先請您談談這個問題。

汪：這要從李達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的地位說起。李達是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創建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大師和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李達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一是他在中國最為系統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二是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方面所達到的成就最高。著名史學家侯外廬曾評價說：“抗戰前，在北平敢于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者，黨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險的。但是，就達到的水平和系統性而言，無一人出李達之右。”更為重要的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李達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拓荒者和奠基性人物。胡喬木在紀念李達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李達同志是我們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教育家、理論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學者。李達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發起人之一，也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李達同志從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奮鬥到最後一息。我想，在我們黨将近70年的曆史上，還很少有像李達同志這樣勤奮，這樣有豐富的卓越的成就，這樣在任何困難危險的環境下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教育家，這樣堅定勇敢而不斷追求進步，力求達到當代的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達同志這樣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來，就以全部身心投入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奮鬥，數十年如一日的前驅和榜樣而自豪。”李達一生所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論著，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當代中國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的寶貴思想資源。

陳：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李達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麼，為何以往《李達全集》遲遲沒有到得編纂和出版呢？

汪：您對此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在我們編纂《李達全集》之前，其他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論著整理和出版的情況不一，但大多都比李達論著整理和版的情況要好。例如，《李大钊全集》（5卷）、《艾思齊全書》（8卷）均于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陳獨秀、瞿秋白的論著雖然尚未得到系統整理和出版，但相關工作也在不斷推進，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3、2009年出版了《陳獨秀著作選》（3卷）和《陳獨秀著作選編》（6卷），《獨秀文存》多次被重印或影印，一些出版社還出版了各種形式的陳獨秀詩集；也不斷有各種形式的瞿秋白選集或文選出版，人民出版社還于2013年出版了《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8卷)。與上述這些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相比較，李達論著是最為豐碩的，但其中隻有很少一部分得到了整理和出版，那就是由李其駒、陶德麟、熊崇善、段啟鹹、曾勉之等人組成的李達文集編輯組整理和編纂并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8年間出版的200餘萬字的《李達文集》（4卷）。這種情況的長期持續存在，與李達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的重要地位确實是很不相稱的。

《李達全集》遲遲沒有得到編纂和出版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在以往很長的一個時期裡根本不具備李達論著整理和出版的政治條件。李達于1966年被誣陷為BEAT365唯一官网“三家村”“黑幫頭目”并慘遭迫害緻死，1974年方得到平反昭雪。即使是在這之後的若幹年間，原來被誣陷為BEAT365唯一官网“三家村”“黑幫分子”的李達學術助手也并未得到徹底“解放”，仍然帶着“犯有嚴重錯誤”的政治尾巴而處處受到歧視和壓制，甚至連參加學術會議都受到百般阻撓。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與李達論著的整理和出版有關的工作都是不可能的。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李達文集編輯組才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啟動了《李達文集》的資料搜集工作，并經過艱辛的努力完成了《李達文集》的編輯。另一方面，《李達全集》的編纂存在着特殊的困難。要編纂《李達全集》，首先必須全面地收集李達論著。但是，即使是這項最基礎性的工作，也需要克服諸多的難題：其一，李達的絕大部分著譯都是在民國時期完成的，有的從未正式出版過，而公開出版過的又往往版本衆多，搜集起來極其繁難，部分著譯及其某些版本在國内已難覓蹤影：其二，李達一生使用過的筆名多達十幾種，除“李達”、“李鶴鳴”外，還有“鶴鳴”、“鶴”、“立達”、“達”、“H．M．”、“江春”、“李特”、“胡炎”、“平凡”、“李平凡”、“白鴿”等，而同樣也使用其中一些筆名的人不在少數，署有這些筆名的論著中到底哪些是、哪些不是李達論著往往衆說紛纭；第三，李達蒙冤後，不僅他本人被抄家洗劫，而且一些與他關系密切的人也被株連，受到抄家、殘酷批鬥、“勞動改造”等各種形式的迫害，李達未曾發表的論著手稿、講義、書信等絕大多數均不知去向。僅就這些情況看，編纂《李達全集》的難度就是可想而知的。

陳：《李達全集》的編纂是在什麼情況下開始啟動的？

汪：2010年上半年，人民出版社與我聯系，商談《李達全集》的編纂問題。當時，我們雙方就編纂和出版《李達全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達成了共識，但都深感這樣一項重要任務需要第三方的經費支持，并商定争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立項資助。于是，當年7月我向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申報了“李達全集整理與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标項目的選題，被評審通過和列入當年第二批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标項目選題後，我又進行了該選題的投标，同年12月份被正式批準立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标項目的立項，為《李達全集》的編纂提供了經費保障，也标志着《李達全集》的編纂工作正式啟動。

陳：那麼，《李達全集》的編纂經曆了怎樣的過程呢？

汪：首要的一步，當然是全面地搜集李達論著，包括李達論著的各種版本。最初，我們根據手中所掌握的資料，包括李達本人的白傳和有關記述、以往人們關于李達論著和思想的研究成果、各種形式的李達傳記、李達年譜、李達著譯目錄、李達檔案以及有關紀念和回憶文章，制訂了一份盡可能詳盡的李達論著目錄。在開始的大約近兩年的時間裡，我們動用了一切可能的資源，利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徑，遍搜了國内各種文獻收藏機構、有關數據庫和部分國外重要圖書館，經過極其艱辛的努力，終于大體上完成了李達論著的收集工作。所謂“大體上完成”，就是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标。根據我們事先制訂的李達論著目錄，沒有能夠收集到的李達論著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李達研究者公認已經無法找到的，如1947年李達在湖南大學法學院講授法理學時的石印講義《法理學大綱》下冊早已遺失；第二類是我們知道其下落卻無法獲取的，如1949年12月李達重新入黨時所寫的自傳全文，按照有關幹部管理規定至今尚未公開：第三類是人們廣泛傳誦、經常談論卻根本不見蹤影的某些李達論著，主要包括據稱是李達所翻譯的考茨基著《馬克思經濟學說》、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波卡洛夫等著《世界史教程》等三部譯著。對于第一、二類李達論著，我們仍然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隻是最終并沒有什麼結果。接下來，我們要重點考慮的就是第三類情況了。我帶着極大的困惑對有關史實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分别撰寫和發表了三篇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史實勘誤文章，以翔實的史料表明李達實際上未曾翻譯過考茨基的《馬克思經濟學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波卡洛夫等人的《世界史教程》，人們關于李達這三部譯著的各種記述均不過是些訛傳。

陳：這樣看來，李達論著的搜集工作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同時也是一項艱巨的研究工作，需要對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史實作深入的考證。

汪：是的。不過，對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史實的考證，不僅包括澄清人們關于李達并不存在的一些論著的訛傳，也包括對李達論著真僞的甄别，後者是更為複雜的事情。如上所述，李達論著使用過的筆名多達十多種，而同時期也有其他人使用過一些同樣的筆名，即使是署名“李達”的也并不一定就是我們所說的李達論著。例如，《申報月刊》1944年第2卷第8、11号發表的《上海經濟的動态》和《物價管理與強化金融統制》，都署名為“李達”，以往通常都被人們列入李達論著目錄中，但事實并非如此。這兩篇文章運用大量詳實的數據，闡述了1942年12月以後、特别是1943年8月至1944年10月上海實行戰時金融統制時期的經濟狀态和嚴重問題，分析了造成當時上海通貨膨脹、工業蕭條和股市低迷的多方面原因，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根據文章的内容可以肯定，這兩篇文章分别寫于1944年6-7月和10月，并且作者一定親身生活于當時的上海并對當時上海經濟、特别是金融行業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實證研究。然而，1941年7月至1947年2日，李達一直困居家鄉湖南零陵農村。并且，為了躲避日軍追捕，李達帶領全家長期在外逃難、輾轉于零陵縣的各個地方，途中所帶糧食和衣物被土匪洗劫一空，連著作手稿和毛澤東寫給他的書信也遺失了，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才回到他的老家。在這種情況下，李達斷不可能寫出上述兩篇文章。至于使用其他相同筆名的論著，以往的李達研究者們張冠李戴的情況就更多了。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宋儉、宋鏡明兩教授編的《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李達卷》後附的“李達年譜簡編”中，就有許多這類情況。例如，該著把署名為“平凡”的《中國青年的時代使命》（《新動向》1941年第1、2期）、《民族意識與民族複興》（《新動向》1941年第6期）、《三個職業婦女的叙訴》（《現代婦女》1947年第8卷第6期）等均歸人李達論著，但隻要研讀原文就知道這是誤判。其中，《中國青年的時代使命》文末注明“兒童節于南京”，刊載該文的《新動向》1941年第1期于當年4月份出版，據此可以推知，該文寫于1941年4月4日，而此時的李達正困居家鄉湖南零陵；《民族意識與民族複興》認為愛國的知識青年當“至誠擁擠當代民族革命領袖汪主席”、“痛恨擾亂地方，塗炭民生，斷送民族命運的共匪遊擊隊”，聲稱當時中國“最緊急的任務”之一是“促成重慶的醒覺，增厚剿共的勢力”，作者顯然是南京汪僞政府的追随者；而《三個職業婦女的叙訴》則是一篇記叙文，記述的是與作者租住同一間宿舍、從事不同職業卻有着相同苦難命運的三位女性的故事，由此推之，作者當也是一位女性。諸如此類的甄别工作，是非常耗時費力的。

陳：接下來肯定就是要進到對李達論著的整理這一《李達全集》編纂的核心環節了，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汪：好的。對李達論著的整理決不隻是把李達論著編排一下那樣簡單的事情，而是極其繁難的研究和勘校工作，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系統地研究李達的生平和思想。要高質量地整理李達論著和編纂《李達全集》，首先必須深入地考察李達生平特别是李達的學術生涯，深刻地理解李達思想，包括李達論著形成的理論場域、思想源流、基本内容、主要特點、精神實質及重要貢獻和意義。為此，我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标項目“李達全集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分“李達論著和思想的理論場域研究”、“李達論著和思想綜合研究”、“李達哲學論著和思想研究”、“李達政治學論著和思想研究”、“李達經濟學論著和思想研究”、“李達史學論著和思想研究”、“李達法學論著和思想研究”、“李達社會學、教育學及其他論著和思想研究”等專題，對李達生平、論著和思想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為對李達論著的整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是全面考察李達論著的寫作背景。李達的理論生涯，曆經自五四運動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李達的重大理論成就的取得，離不開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時代條件。另一方面，李達的論著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特定時代的曆史烙印，其中，某些還具有明顯的曆史局限性。例如，李達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反右運動中寫作的《費孝通的買辦社會學批判》等論著，明顯是由當時的政治運動所催生出來的。為了幫助人們正确地理解和以曆史的眼光去看待李達論著，我們對李達全部論著的寫作背景都作了全面考察，并将相關情況寫入了每部著作和一些文章的題注中。

再次是厘清李達論著的版本流變。李達論著、尤其是民國時期的李達論著，其版本情況比較複雜。李達的許多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有的重版多達十幾次，如《現代社會學》僅1926年6月至1933年4月就已印行14版。為了既體現李達論著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曆史地位，又再現李達論著的曆史全貌，在李達著作有多種不同版本的情況下，我們一般都選擇李達著作的初始版本作為基準，将其後續各種版本與其對比研究，對後續版本中的一些重要修訂作出注釋和說明。當然，也有個别例外，那就是《社會學大綱》。《社會學大綱》最初于1935年作為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材印行，作者對其作了修訂和較大篇幅的增補後于1937年5月由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鑒于1935年印行的《社會學大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系統傳播基本完成的标志，而1937年版的《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稱贊為“中國人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毛澤東讀了十遍并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對毛澤東哲學思想有重要影響，我們決定将二者都收入《李達全集》。李達的部分文章也有不同的版本，有的以相同題名發表于不同報刊，但内容略有不同；有的以不同題名發表于不同報刊，但内容基本相同；有的将某部著作中部分内容的主題加以發揮，在有關報刊上發表；有的将某部著作中的某一章節加以修訂，以與原章節相同或不同的題名在有關報刊上發表。所有這些情況，都需要認真細緻地對比研究，并決定是否有必須收入或選取哪一個最為完善的版本。李達論著的版本流變情況，我們也寫入了相關論著的題注中。

最後是勘校李達論著中的文字、标點符号和格式問題。李達論著絕大部分都是在民國時期寫作、出版或發表的，其中存在許多複雜的文字、标點符号和格式方面的問題。對此，我們作了如下一些整理工作：一是将繁體字轉換為簡體字，并改正異體字、通假字中那些今天通常已被視為錯别字的情況，如“狠象”（很像）等；二是改正原文中文字或标點符号方面的一些明顯的筆誤或排版印刷錯誤，對那些尚不能完全确定的存疑之處進行注釋，對那些無法辨識的文字或因排版問題而造成的文中空白進行适當處理和說明；三是根據語意和現代漢語語法為那些未曾标點或僅以“．”斷句的文字加上标點符号并進行注釋說明；四是删除原文中人名、地名、國名等的下劃或左劃（豎排版）直線，并将論著名的下劃或左劃（豎排版）波浪線改為書名号，将一般文字下表示強調的下劃或左劃（豎排版）波浪線改為着重号；五是将原文中的尾注全部轉換為腳注：六是根據正文中的内容和表述對正文中與目錄中不完全一緻的标題進行統一處理：七是對李達全部論著中的标題序号作統一處理。

陳：2016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稱贊李達是十月革命後在中國“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産生的“名家大師”之一，“為我國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努力”。您在前面也曾講到，李達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拓荒者和奠基性人物。這些肯定都會體現在《李達全集》的内容上。下面我想請您介紹一下《李達全集》的主要内容。

汪：《李達全集》共計20卷（前15卷為民國時期的論著），收錄著作41部（其中譯著17部）、文章（含論文、報告、緻詞、自傳、回憶錄）和詩詞268篇（其中譯文8篇）、書信45封。從内容上看，《李達全集》涉及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史學、法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多個領域，可謂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李達不僅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少有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而且在所有這些領域中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就，實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綜合理論創新，最早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作了創造性的探索。

陳：請您更具體地談談李達在各相關領域裡的代表性著作及其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方面所作的探索。

汪：好的。下面我簡要談談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史學、法學等領域裡的開創性成就及其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所作出的突出貢獻。

李達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領域的貢獻是最為突出的，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實踐論）（矛盾論）解說》和《唯物辯證法大綱》。《現代社會學》初版于1926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啟蒙傳播時期(1919-1927)的代表性著作，它以淺近的文言文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唯物史觀表述體系，并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任務、動力、對象、領導者、前途等問題作了深入探索，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标志性成果。《社會學大綱》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系統傳播時期(1927-1935)基本結束的标志，被毛澤東稱贊為“中國人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不過，《社會學大綱》決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教科書，即使是作為教科書也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哲學教科書有本質上的區别，因為李達在該書中構建了一個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體系。如果考慮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遲至20世紀80年代後期才通過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讨論而确立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實質是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那麼，不難看出，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索是遠遠超出,他那個時代一般人所達到的理論高度的。《（實踐論）（矛盾論）解說》由《（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構成，二者最初分别于1951、1953年出版，它們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核心文本《實踐論》和《矛盾論》進行了準确、深刻、通俗而系統的解說，适應了新中國建立初期提高廣大幹部群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需要，為解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範例，并為推進新中國建立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唯物辯證法大綱》則是李達于1961-1965年間受毛澤東委托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上冊，“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由陶德麟教授根據李達生前的意見對原稿作了必要的修訂，于1978年由人民JLIJ,版社正式出版。該書在《社會學大綱》的基礎上，通過恢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往哲學遺産的聯系、突出實踐觀點及其認識論意義、強調辯證法與唯物論的統一以及對立統一規律在辯證法中的核心地位而開創了一條有别于蘇聯模式的哲學教科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之路，并通過着重闡發毛澤東哲學思想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和回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鮮明的中國風格，成為李達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又一典範之作。

李達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領域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中國産業革命概觀》、《經濟學大綱》和《貨币學概論》。《中國産業革命概觀》初版于1929年，是中國人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第一本著作。它運用大量翔實的資料系統地考察了中國近代經濟演變的過程，科學地分析和論證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揭示了中國革命與中國産業革命的關系，進一步回答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和前途問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經濟學大綱》于1935年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教材印行，但直到1984年被收入《李達文集》第3卷，全書才得以公開出版。該書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曾向延安理論界推薦此書：“李達還寄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已經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李達認為，“我們不是為了研究經濟學才研究經濟學，而是為了要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才研究經濟學”。由此出發，與那種單純隻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狹義經濟學立場不同，李達在該書中提出了“廣義經濟學”的主張。他指出：“從來的中國的經濟學，或者隻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者并行地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但對于中國經濟卻從不曾加以研究。這些經濟學專門研究外國經濟，卻把中國經濟忽略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極大的缺點。因此，我主張廣義經濟學，除了研究曆史上各種順序發展的經濟形态以外，還必須研究中國經濟。隻有這樣的研究，才能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具體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體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迹。”李達的這種“廣義經濟學”研究，是對構建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最早探索，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貨币學概論》是20世紀30代前期李達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任教時撰寫的教材，但直到1949年才公開出版，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貨币學專著。它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貨币理論，批判了西方各種資産階級貨币學說，并且運用馬克思主義貨币理論對資本主義貨币制度進行了剖析，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貨币理論的拓荒性著作。

《中國産業革命概觀》既是李達的經濟學著作，也是他在史學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該書系統地考察了中國近代經濟演變過程，包括帝國主義的入侵過程、封建主義的瓦解和掙紮過程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形成和萎縮過程。正是這一系統考察，為明辨和确認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因此，該書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少見的極具理論深度和理論說服力的著作，為中國共産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科學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當然，李達最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是1935年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作為教材印行的《社會進化史》，它是中國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寫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這部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态理論考察和闡述了白原始社會至第二國際時代的世界曆史的發展過程，并把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思想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和中國社會史論戰中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置于世界曆史的廣闊視野中加以考察，特别是對亞細亞生産方式、奴隸制和封建制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闡述。例如，李達在論述西歐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征時，将土地所有制置于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區别生産方法及剝削形态的封建構造的基本标志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土地歸于所謂封建領主的特權的農奴所有者=地主之手）；生産手段分配于人格上隸屬于封建領主的直接生産者=農民，由這些生産者=農民榨取地租，因而加緊把他們束縛于土地；自足自給的，閉塞的，與其他世界發生薄弱的經濟結合的白然經濟的支配；時常感受貧乏的農民所耕種的小地面上的獨立的農業經營（伴随着極低的技術形态）；‘農業經營落在為貧乏所壓迫，及因人格的隸屬和蒙昧而沒落的小農民之手’（伊裡奇）；大土地所有與小生産的結合。”“所以土地所有，是封建領主和地主——農民的剝削者——的支配之基礎。”在李達看來，中國不過是世界社會的一個局部，世界曆史上的封建社會與中國的封建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因此，李達對西歐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征的分析，對于人們理解中國的封建社會、特别是對于人們認清當時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具有重要的啟示。

李達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研究方面的成就也非常顯著，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法理學大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法理學大綱》是1947年李達在湖南大學法學院任教時編寫的講義，當時曾由湖南大學分上、下兩冊石印，但下冊早已遺失，留存下來的上冊于1983年公開出版。該書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法學領域裡的拓荒性著作，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對曆史上紛繁複雜的各派法學理論條分縷析，把它們整理成一個井然有序的系統，對各派法學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對曆史上和現實中的各種法律現象做出了科學的闡釋，并對國民黨當局玩弄“制憲”的把戲作了巧妙的揭露。著名法學家韓德培先生指出：“從這部講義中，可以看出他（指李達——引者注）為我國法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路子。我們不妨說，他是我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法學的一位拓荒者和帶路人。他的這部講義是我國法學研究中的重要文獻，也是他對我國法學的重大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于1956年出版，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的系統闡釋。在該書中，李達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考察了憲法的本質、國家和法律的曆史演變以及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與資産階級憲法的根本區别，深刻闡明了我國憲法的性質、目标和任務，深刻論述了我國的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國家機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并由此構建了一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憲法學體系。他強調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貫穿着辯證唯物論的觀點，體現了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的辯證唯物主義精神，同時也是我國曆史經驗包括中國人民一百多年以來英勇鬥争的曆史經驗、中國近代關于憲法問題和憲政運動的經驗、新國家成立以後新的曆史經驗的總結，是全國人民為建成社會主義而鬥争的憲法，因此，“這個憲法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憲法理論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在這裡，李達對憲法問題的研究和闡釋，在方法論上鮮明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範式。

陳：李達在這麼多學科領域裡的拓荒性和奠基性探索中，有沒有某種一以貫之的東西呢？

汪：當然有。李達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他在各個學科領域裡的探索都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整體研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其根本旨趣則在于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近現代中國所面臨的時代的中心問題。在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中，他都白覺緻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特别是唯物史觀考察和探究各種理論問題，特别是有關中國社會的問題。李維武教授甚至認為李達在唯物論（特别是實踐的唯物論）、政治學、曆史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裡的研究不過是他的唯物史觀研究的不同向度，即分别屬于李達對唯物史觀的本體論向度、政治學向度、曆史學向度、經濟學向度、法學向度的開展。他認為，李達對唯物史觀的理解視域，“從曆史與邏輯的結合上看，包含了一縱一橫兩個大的向度，而在這兩個大的向度中，又包含了若幹不同的具體向度。所謂縱的大的向度，是指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内部的開展：唯物史觀首先向更具體的政治哲學層面伸展，以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一時代大問題，繼而向更抽象的本體論層面提升，以說明作為‘實踐的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謂橫的大的向度，是指唯物史觀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外部的開展，建立起與曆史學、經濟學、法理學等不同學科的聯系，既使唯物史觀從這些學科中獲取思想資源，以充實和發展自己的内涵，又使唯物史觀深入這些學科研究之中，為其提供思想方式，開拓思維空間。”這一看法至少從一個側面闡明了李達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過程中的統一追求。

陳：您在上面已用比較詳盡的事實說明了李達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巨大理論貢獻。現在我想請您談談《李達全集》編纂的特色。

汪：關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來看看他人是如何評價的吧。2017年4月，人民出版社和BEAT365唯一官网在北京聯合主辦了《李達全集》出版座談會。會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出版管理司許文彤副司長在緻詞中總結出了《李達全集》編纂的四大特色：

一是“全面”。《李達全集》收錄了目前國内外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李達論著和書信，搶救性地開掘出了李達論著這筆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寶貴的精神财富，是最完整、最準确地反映李達思想的文獻。

二是“信實”。《李達全集》的編纂綜合運用文獻學方法、文本學方法、編纂學方法以及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因而在考證、甄别、勘校李達論著過程中，在準确把握文本理念、文本建構過程、文本結構和文本意義并理解不同文體的論著的内容與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有效克服和校正了李達早期論著所存在的原始信息不全、多樣化署名、譯名不統一、版本差異、印刷錯誤等問題，并在按時序編排李達論著過程中較好地應對了各種棘手的難題。

三是“新穎”。《李達全集》的編纂體現了全新的曆史人物全集編纂理念，遵循尊重曆史、忠于原文的指導思想，不掩蓋曆史、不粉飾曆史人物，不以今天看來“不合适”為由删節李達論著，而是完整地收錄了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李達論著，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全集，它完整地再現了李達作為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教育家、理論家、著作家”和“名家大師”的真實心路曆程。

四是“厚重”。《李達全集》的編纂堅持整理與研究相結合的原則，把對李達論著的整理建立在對李達論著和思想的深入研究的基礎之上，因而融人了豐富的學術含量，這不僅體現在對李達筆名的考證和李達論著的甄别上，體現在對李達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史實勘誤上，體現在對李達論著中所涉及的許許多多的曆史事實和知識點的核準上，也體現在對李達論著的寫作背景、版本流變和重要影響的考察上。

我想，這一總結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陳：最後，我想請您談談《李達全集》編纂和出版的重要意義。

汪：在我看來，《李達全集》的編纂和出版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首先，它填補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文本整理與研究的一項空白，為李達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準确、最完整、最權威的文本。《李達全集》20卷中有15卷是李達民國時期的論著，它們以往處于極其零散難覓、根本不可能被人們系統閱讀的狀态；更為重要的是，《李達全集》中的許多内容是由編纂者經過搶救性收集和整理後首次公開面世的。這樣一套經過精心編纂的《李達全集》，全面地展示了李達一生的豐碩學術成果和重大理論貢獻，它對于深化人們對李達思想的研究的特殊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它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實資料，有助于人們通過李達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研究這一個案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曆史是一幅色彩斑斓、經緯交錯的宏偉畫卷，如果說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其一脈相承的經線，那麼，像李達這樣的“名家大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造則構成了其中的重要緯線。李達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研究，曾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李達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思考和研究過包括中國在内的各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特點，可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早探索者之一。《李達全集》能夠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曆史決不是平面的，而是立體的、極其宏富的。

再次，它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李達全集》所展現的李達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他的博大精深的學術思想、他的治學方法和開拓精神、他的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都堪稱楷模，對今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啟示。著名哲學家陳先達先生在《李達全集》出版座談會上指出，“我欽佩李達同志，不僅是因為他的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而且也因為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意志和決心。在白色恐怖下，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他的信仰毫不動搖，始終堅持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這種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現在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人學習。如果說要不忘初心的話，我看李達同志為我們所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研究者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我總是想，我們現在的工作環境，我們現在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條件，和李達同志等老一輩革命者是無法相比的。我們有有利的條件，也有不利的條件。有利的條件是，現在我們有時間和安定的條件從事工作；不利的條件是我們無法體驗到那種以生命相搏、以熱血追求信仰的内心的激情。這種精神在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裡面太缺少了。如果說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着非常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堅定的信仰，這種信仰有如經過淬火的寶劍，那麼，我們中一些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常常是經不起摔打的瓷瓶。”所以，“《李達全集》的出版的重要意義，不僅是紀念他的書出版，而且是紀念一個人，紀念一種精神。”

最後，它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樹立了典範。李達一生都不遺餘力地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貨币學、史學、法學的學科體系的構建上成就卓著、影響深遠。在所有這些學科中，李達都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特别注重探求唯物史觀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具體的中國社會各個領域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并由此構建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上述李達在相關領域中的那些代表性著作，都是他緻力于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拓荒性成果，能夠為我們今天推進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提供極其重要的啟迪。

  原文發表于《江漢論壇》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