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神州慧命應無盡,世紀橋頭有所思:訪蕭萐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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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萐父(1924-2008),著名哲學史家,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四川井研;1947年畢業于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1956年受邀回BEAT365唯一官网重建哲學系,是現今BEAT365唯一官网中國哲學學科的奠基人,并開創了“德業雙修,學思并重,史論結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獨樹一幟的珞珈中國哲學學派;著有《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合著),《吹沙集》三卷,《吹沙紀程》《大乘起信論·釋譯》等,編有《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哲學史方法論》《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玄圃論學集》《衆妙之門》《傳統價值:鲲化鵬飛》等。
蕭萐父先生既是一位正直不阿、特立獨行、儒道釋兼容的智者,亦是一位敢恨敢愛、能哭能歌、富于激情的詩人,他将自己的詩集命名為《火鳳凰吟》。在情與理的沖突中求和諧,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斥中求互補,在詩與哲學的差異中求統一,是蕭萐父先生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他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界少有的詩人哲學家。蕭先生晚年一再強調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執著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情感)的統一,并認定這一特質使得中國哲學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學實證的狹隘,體現出理性與感性雙峰并峙的精神風貌。他自叙以詩歌升華人生、歌哭由我的超邁:“書生自有逍遙處,苦樂憂愁盡化詩。”
蕭萐父先生(1924-2008)
神州慧命應無盡,世紀橋頭有所思——訪蕭萐父先生
訪談|丁祖富
問:蕭老師,最近拜讀了您的《吹沙二集》《吹沙紀程》等新著,感到這些新著集中反映了您的“好奇兼愛,雜而多變”的緻思特點,也集中體現了您在世紀之交對中國哲學、中國文化未來發展的思考,恰如您在湯用彤先生百年壽誕頌詩中吟唱的:“漫汗通觀儒釋道,從容涵化印中西。神州慧命應無盡,世紀橋頭有所思。”對此我很感興趣。您能否結合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學思曆程,談談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緻思特點的?
蕭:這兩本書所選錄的文章,時跨半個世紀,是我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時代背景和文化氛圍,就不同層面的學術問題所發的議論,這裡面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雜而多端、前後相乖的東西。更主要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過渡時代。新舊雜陳,思想流動,今是昨非,這又幾乎是過渡時代人物思想的普遍特征。在中國哲學家看來,“物相雜,故曰文”;“通其變,遂成天下文”。雜而多變,不一定就是壞事。比如東漢班固在對先秦諸子分類時,提到“雜家”,帶有貶意,但以《呂覽》《淮南》為例,博采兼綜,而又自立綱要,這實際上是“雜家”不雜。又如黃宗羲,一生著書一千四百多卷,自覺地堅持“窮此心之萬殊”,講“殊途百慮之學”,真可謂“綜會諸家”、“連珠合璧”。王夫之也一樣,他博覽經、史,熔鑄老、莊,出入佛、道,揚棄程、朱、陸、王,而複歸張載,更旁通天文、曆數、醫理、兵法、筮占、星象以及新興質測之學,被人稱為“其學無所不窺”,是公認的曆史上罕見的自成體系的哲學家。而王運卻說他“好奇兼愛,總其成書,亦雜家之流”。由此可見,“雜”不一定就是貶義詞。至于王夫之所說的“雜因純起,積雜以成純”,“君子樂觀其雜以學《易》,廣矣,大矣……”,這似乎是值得向往的更高一層的學術境界。因此,有心的讀者不難看出,我在這兩本書中對王夫之崇高人格美的禮贊,對李達以身殉道精神的敬仰,對馮契“化理論為德性”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贊揚,對劉鑒泉、蒙文通、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徐複觀的學思成就從不同層面有所稱美和認同,貌似雜越,情乃一貫,其中隐然自有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和不能自解的曆史情結,體現了對文化包容意識和多元開放心态的呼喚。“好奇兼愛,雜而多變”,既反映了我的學思曆程的特點,又是我對學術境界的一種追求。
問:我想,不僅您個人的思想呈現出雜而多端,輾轉流變的特征,就整個中華思想文化史來看,也體現了這樣的特點。它總是循着一定的内在規律,在多元互動的發展中,體現着人類認識世界的螺旋曲折的發展過程。在您的新著中相當鮮明地凸顯出這一點。您能不能結合中國哲學的發展曆程具體地談一談中國思想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問題?
蕭:我們中華思想文化史,綿延五千年,源廣流長,從未中絕,在總體趨向上始終呈現為多源發生、多極并立、多維互動的發展态勢。具體而言,可從回顧過去、通觀當代、展望未來三個時間段來談。
首先,回顧過去。先秦諸子,被司馬談概括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這六家各标宗旨,自成體系,都是當時的顯學;後來班固補加上縱橫、農、雜三家,再增小說家,共為十家;實際上,當時還有兵、醫、方技、神仙等專門知識的學派。它們既獨立發展,又時有分合,既交相攻難,又相互影響,可謂“同歸而殊途,一緻而百慮”,為以後中華思想文化的發展架構了“尚雜”、“主和”的發展模式,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活水源頭。秦漢時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我這裡借用毛澤東兩句詞,想說的是秦始皇、漢武帝妄想搞文化專制。秦始皇聽韓非、李斯的話,“禁雜反之學”,下令焚書。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百年間,搞了兩次大規模的文字獄,這些都是愚而妄的作法。這些作法不僅絲毫沒有阻礙文化多元發展的客觀進程,而且恰好從反面證明了“百家之論”、“雜反之學”的富有活力的頑強存在以及統治集團的色厲内荏。秦始皇雖下令燒書,秦博士及民間學者卻照樣論道、傳經、授徒,從未停止。漢朝所謂的尊儒,其實倡導的是陽儒陰法的漢家法度,而被推崇的官方儒學,卻逐漸變成了曲學阿世、奔競利祿之徒,并且日益陷入章句繁瑣,失去了理論上的創造力。當時一再被黜的道家學者群,或兼采儒、墨、陰陽之長,或拮取名、法、農、醫之要,自覺地居于異端地位從事學術創造和批判活動,反而在曆史上留下了光輝的文化業績。此外,當時還有墨俠、陰陽、形名、神仙、醫、農等大都流行民間,形成多維互動的文化格局。與此大體同時,印度佛教開始傳入中國,受到朝野的熱烈歡迎;經過長時間的譯介、消化,逐漸中國化,終于成為與儒、道并列的三教之一。隋唐時期,儒、道、佛三教鼎立,相互沖突而又互相涵化;三教各自内部更是派别林立,此消彼長,構成多維互動、異彩紛呈的絢麗畫卷。此後,宋明時期,學術繁榮,既有道學各派内部分化的多極化展開,又有陳亮、葉适等的事功之學和鄭樵、巴端臨等的文化史研究新風,還有各門自然科學技藝的長足進步,這終于醞釀出中國曆史上又一次基于社會轉型的文化蛻變時期——明清之際啟蒙學術思想的崛起。經過曆史道路的坎坷曲折,直到本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仍是這一啟蒙思想的曆史延續。因而,把中國傳統文化單一化、狹隘化,把傳統文化的發展歸結為某一家的“道統心傳”,顯然是違反曆史實際的偏見。
第二,通觀當代。近百年來整個中國社會似乎一直處在風雷激蕩的大變革中,思想領域裡各家各派更是風起雲湧。自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各種思潮紛至沓來,中西古今彙合激蕩,蔚為奇觀。1919年以前,各種學術思想就派别分疏、相互涵化,其發展軌迹,曆來各有說法,很難統一。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科學主義、人文主義三大思潮異軍突起,相互诘難、相互影響,各顯風流,構成20世紀前半期中國思想文化多元格局的典型例證。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思想文化領域呈現出分殊發展的大好形勢。各種思潮大量引進,各派學術分道揚镳,人們從不同層面會通中西,産生了各種以“新”為特點而多少能反映時代精神的理論體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體系,金嶽霖的“新道論”體系,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賀麟的“新心學”體系,朱光潛的新美學體系,以及顧颉剛、陳寅恪、何炳松、郭沫若等各自建立的新史學體系。特别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以其對中西古今文化論争的批判總結而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及其哲學基礎。這一理論體系及其哲學,以其政治上理論上的明顯優勢,在平等競争中獨領風騷,既吸納了廣闊的精神資源,更赢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對于這一曆史狀況,我曾用四句話來形容:“風雨雞鳴,破壁騰飛,吞吐百家,迎來解放。”新中國成立以後至今,近半個世紀的思想文化發展,總的特點是由分殊走向統合,馬克思主義确立了它在中國思想文化中的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意味着中國思想文化就此改變了多源發生、多極并立、多維互動的發展态勢,“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的提出,正反映了這一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特别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後,人們逐漸從十年浩劫的噩夢中醒過來,砸碎枷鎖、打破禁區、開辟草萊,從科學技術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文藝創作,都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繼“文化熱”之後,學術界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新氣象。許多高品位的學術書刊的湧現,許多中青年作者的好學深思,許多重大學術問題的提出、探讨和争論,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這是令人欣喜的。
第三,展望未來。對于中國思想文化的未來走向,更是意見紛纭。有人竭力鼓吹儒學的複興,或主張學術思想的“東化”。也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學術思想現代化的最大障礙,必須實行全面“西化”。我想這些觀點都是值得探讨的。我估計下一世紀中國文化可能會出現以下的走勢:一是學術研究會日益走向非意識形态化,即非政治化;二是學術派别将出現多元化,我們面臨的将既非“東化”,也非“西化”,而是世界性的百家争鳴。具體說來,一方面,中國學術文化必然走出被簡單政治化的舊格局,而更好地恢複和實現其固有的價值和功能;同時,又必然由統合走向分殊,擺脫過去“統比分好”“貴一賤多”的偏見,而走向多元化的發展方向。畢竟文化包容意識更符合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另一方面,中國學術文化的未來發展應當更好地實現“兩化”,即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我想,“兩化”首先是相互聯系着的雙重過程。要使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必須吸取西方的先進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發展的重大成果馬克思主義在内。同時,我們還必須認真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認真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包括馬克思主義)也就缺乏在中國生根的土壤。外來文化,再好的東西,如果不和我們民族的特點相結合,不經過民族文化的涵化,都是不起作用的。隻有充分重視中國民族的傳統文化,才能實現外來文化的中國化。因此,我們要把“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結合起來;通過“兩化”,實現中國文化的新陳代謝和重構,作出新的綜合和理論創造,從而有充分準備地去參與世界性的百家争鳴,也才有資格去與世界學術文化多方面接軌、多渠道對話,從而對人類文化的新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我說的“漫汗通觀儒釋道,從容涵化印中西”,這裡既包含有博通兼容的文化心态,又預示了未來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向。
蕭萐父先生著《吹沙集》三卷
問:剛才您對中國文化多維發展格局的剖析十分精當,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趨勢及走向作出的預測,也很有啟發。當代中國哲學的進展,其主旋律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哲學優秀遺産的交融彙合。一批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仍具創新活力的老一輩學者對此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們學貫中西,思維嚴謹,富于時代責任感,積各自學術探索和哲學體驗的經曆,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探讨了傳統哲學走向現代的内在機制和必經環節,使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哲學優秀遺産的交融帶上了民族特色和學者個性風格。比如您對中國早期啟蒙哲學的研究就似乎具有這樣的典型意義。
蕭:我說不上,我隻是認為,要實現“兩化”,使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和西方先進文化中國化,必須尋找傳統哲學走向現代的内在機制和必經環節,探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曆史接合點。我在思考這一問題時,從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典型性和中國哲學啟蒙道路的特殊性這一曆史背景出發,逐步形成了這樣的看法:即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曆史接合點,雖可以多維考察,但曆史地說,應主要從我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這是因為,明清之際在我國思想文化史上是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不僅嘉靖、萬曆以來社會經濟的變動引起了社會風習、文化心态及價值觀念開始發生異動,而且在農民大起義中以清代明的社會大震蕩和政治大變局也促成了啟蒙思想的興起。幾乎同一時期,湧現了一大批文化精英,掀起一代批判思潮,在政治思想、科學思想、文藝思想、哲學思想各個領域,互相呼應,不約而同,其批判鋒芒,都直接間接地指向宋明道學,集中抨擊了道學家們以“存天理、滅人欲”為主旨的一整套維護“倫理異化”的說教,這就觸及到後期封建意識形态的命根子,典型地表現出中國式的人文主義的思想覺醒。這一批判思潮及其文藝表現和理論成果,雖經過18世紀清廷文化專制的摧殘和思想史的流,但仍以掩埋不了的光芒,成為中國近代的變法維新派、革命民主派和文化啟蒙派的實際的思想先驅,事實上已曆史地被證明了是中國現代化的内在曆史根芽或活水源頭。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我們應該找到我們自己實現現代化的曆史根源和内在必然性,而不能浮泛地接受“歐風美雨”。
問:的确,我們應該重視17世紀以來的啟蒙思想,并以此作為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切入點,以寬廣的視野,遠大的抱負來對待中國新文化的建設。隻有這樣,我們才有希望腳踏實地開創未來。但是,我感到兩種不同類型文化的融合,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并不是兩種文化的外在形式的簡單結合,而是其内在機制和思維方式的有機結合。西方文化精于邏輯思維,東方文化長于形象思維,這是不争的事實。您能否從東西兩種文化結合的視角談一談這兩種思維方式之間的關系?如果這兩種思維方式能夠達到有機結合,那麼又将會對中國未來哲學的發展産生什麼樣的意義呢?
蕭: 我不太贊成對中西文化作比較研究時,采取簡單的、籠統的辨異或認同,實際上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應當辨其同異、别其共殊,作具體分析。至于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是詩與真的問題。我的《吹沙集》和《吹沙二集》都試圖體現“詩文并存,情理并重”。現代價值理論中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關系,實際上也就是科學實證與人文關懷的關系問題。“詩與真”“美與真”“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這些範疇都是互斥又互補的。強調哲學的詩化與詩的哲學化,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好傳統。“莊周夢蝶”“賈誼哭服”“屈子問天”“荀卿賦蠶”,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哲學裡追求詩化的典型反映。“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在情與理的沖突中求和諧,在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互斥中求互補,在詩與哲學的差異中求統一,這些都是中華哲人和詩人們共同締造的優秀傳統。他們在這一心靈創造活動中實現着美與真、善的合一,使中國哲學走上一條獨特的追求最高價值理想的形而上學思維的道路,既避免把哲學最後引向宗教迷狂,又超越了使哲學最後局促于科學實證,而是把哲學所追求的終極目标歸結為一種詩化的人生境界,即審美與求善、契真合而為一的境界。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哲學的終極關懷。王夫之有詩寫得好:“唯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燭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青山凝翠。”此乃詩化哲學的點睛之筆。中國哲學最終歸宿是詩化的哲學境界。這一點,對于中西哲學的會通,對于克服西方哲學中某些流派的極端化和片面性,不能說沒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本文原載于《哲學動态》201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