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郭齊勇，男，西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漢人。beat365体育官网暨國學院教授、國學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專長為儒家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儒學之精神》《中國哲學智慧的探索》《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儒學與現代化的新探讨》《熊十力哲學研究》《熊十力傳論》《守先待後》《文化學概論》《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等。

2018年山東祭孔大典現場

古今社會規範的差異不可以道裡計，但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協調群體、鄉村、社區、鄰裡的關系，促成家庭與社會健康、和諧、有序地發展，不能沒有新時代的禮儀文化制度、規矩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指導。今天我們仍然面臨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務。在這一方面，禮學有深厚的資源。

禮之中有不少行為規範其實就是文明的習慣，在今天仍有價值。衣食住行的行為規範如：吃飯時不要發出“咤咤”的聲音，已經用筷子夾起的魚肉不要再放回盤中，不要專挑一樣好吃的吃；不要側耳偷聽别人說話，答話不要高聲喊叫，目光不要遊移不定，站立要正，坐姿要雅等。《禮記》中還有不少道德訓誡，這些道德訓誡具有普遍的意義。例如：“敖（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臨财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曲禮上》）這些都是有益我們身心的格言。

“禮”是什麼？我國很早就是禮義之邦。儒家的禮是古代社會的生活規範、規矩，包括等級秩序等。禮起源于習俗。儒家的禮節，除日常應事接物外，重大的如冠、婚、喪、祭、朝、聘、鄉、射等，都有其具體含義。冠禮在明成人之責；婚禮在成男女之别，立夫婦之義；喪禮在慎終追遠，明死生之義；祭禮使民誠信忠敬，其中祭天為報本返始，祭祖為追養繼孝，祭百神為崇德報功；朝觐之禮，在明君臣之義；聘問之禮，使天子、諸侯相互尊敬；鄉飲酒之禮在明長幼之序；通過射禮可以觀察德行。總之，這些古禮包含了宗教、政治、倫理、藝術、美學的價值，對于穩定社會、調治人心、提高生活品質都有積極意義。

禮樂文明中的政治正義與社會治理的智慧

關于《周禮》，錢玄認為：“《周禮》是儒家之書，其成書在戰國後期。”其思想主要屬早期儒家，也有一些是發展到戰國後期的儒家融合儒、道、法、陰陽等家思想而成（參見錢玄：《前言》，錢玄、錢興奇等注譯：《周禮》，嶽麓書社，2001年版，第5頁）。楊寬說：“《周禮》雖是春秋、戰國間的著作，其所述的制度已非西周時代的本來面目，夾雜有許多拼湊和理想的部分，但是其中所記的鄉遂制度，基本上還保存着西周春秋時代的特點。”又說，《周禮》所載已不是西周原有制度，“是儒家按後世流行制度作了改造的”（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頁，《前言》第2頁）。

《禮記·王制》與《周禮》都是讨論制度的，大體上體現了先秦儒家的理念與制度設計，當然其中有的制度在西周春秋時代實行過，有的制度在戰國時代實行過。《周禮·地官司徒第二》、《禮記·王制》雖一為古文經，一為今文經，然如我們打破今古文的壁壘，從兩者有關社會公平正義和福利制度的内容來看，相關性較大。

禮之中有對後世的土地制度極有影響力的“一夫授田百畝”的制度設計。《王制》“制農田百畝”，制度規定一個農夫受田百畝。百畝土地按肥瘠分類，上等土地一個農夫可供養九人，次一等的可供養八人，依次遞減為七人、六人、五人。庶人在官府任職者的俸祿，依這五等農夫的收入區分等差。諸侯的下士的俸祿比照上等土地的農夫，使他們的俸祿足以代替他們親自耕種所得。中士的俸祿比下士多一倍，上士的俸祿比中士多一倍，卿的俸祿是大夫的四倍，君的俸祿是卿的十倍。俸祿顯然是有差等的，但農夫有農田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周官》與《王制》都有對社會弱者予以關愛與扶助的制度設計。例如，有養老制度。上古虞夏殷周都有養老之禮，肯定綜合前代的周制，強調實行養老禮的禮儀制度。五十歲以上老人（包括平民）享受優待。三代君王舉行養老禮後，都要按戶校核居民的年齡。年八十的人可以有一個兒子不服徭役；年九十的人全家都可以不服徭役；殘疾、有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家中可有一人不服徭役；為父母服喪者，三年不服徭役；從大夫采地遷徙到諸侯采地的人，三個月不服徭役；從别的諸侯國遷徙來的人，一年不服徭役。

關于對待鳏寡孤獨與殘疾人等社會弱者，《王制》幾乎重複孟子之說，指出：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饩。”（《禮記·王制》）

“常饩”，即經常性的糧食救濟或生活補貼。又說：“喑、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對于聾、啞及肢體有殘疾、障礙的人則有供養制度，即由國家養活。國家則以工匠的收入來供養他們。又曰：“庶人耆老不徒食”，即老百姓中的老人不能隻有飯而無菜肴。又曰：“養耆老以緻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即通過教化形成風氣，引導人民孝敬長上，幫助貧困者。

古時借助民力耕種公田而不征收民的田稅；貿易場所隻征收店鋪稅而不征收貨物稅；關卡隻稽查而不征稅；開放山林河湖，百姓可按時令去樵采漁獵；耕種祭田不征稅；征用民力一年不超過三天；田地和居邑不得出賣；墓地不得要求墓葬區以外的地方。

涉及政治參與權、受教育權的有關選拔人才的制度，亦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一部分。《王制》對庶民中的人才的選拔、任用并授以爵祿予以肯定，并規定了步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幹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鄉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記·樂記》）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郭按：聲字，《說苑》引為性字），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記·樂記》）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禮記·樂記》）

“樂所以修内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溫文。”（《禮記·文王世子》）

禮樂教化，主要是和諧并提升百姓的素養的。禮樂之教把天地精神、人的性情與日用倫常貫穿起來了。禮樂的社會功能，尤其是與法律、政令相配合，使社會和諧。禮樂之中有秩序、節度、交往、和諧的原則與原理。在“禮”這種倫理秩序中，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價值。荀子推崇“禮”為“道德之極”、“治辨之極”、“人道之極”，因為“禮”的目的是使貴者受敬，老者受孝，長者受悌，幼者得到慈愛，賤者得到恩惠。在貴賤有等的禮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諸德，以及弱者、弱小勢力的保護問題。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記·曲禮上》）

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以德為貴，自謙并尊重别人，講究施惠與報答，禮尚往來。無論富貴或貧賤，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這裡提到對負販、貧賤等弱者的尊重和對等的施報關系。過去我們對“禮不下庶人”的理解有誤，據清代人孫希旦的注釋，“禮不下庶人”說的是不為庶人制禮，而不是說對庶人不以禮或庶人無禮制可行。古時制禮，自士以上，如冠禮、婚禮、相見禮等都是士禮，庶人則參照士禮而行，婚喪葬祭的标準可以降低，在節文與儀物諸方面量力而行。

在社會治理上，儒家重視道德教化，同時重視法治。《王制》中也有刑罰制度的記錄與設計。涉及在審案、判案、處罰過程中如何審慎、認真，避免冤案，嚴格程序及對私人領域的保護問題。

《周禮·地官司徒》、《王制》中有關理念與制度安排中，體現了中國先民的原始人道主義，體現了中華民族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與人文精神。其中，有不少制度文明的成果值得我們重視。如有關應對災荒、瘟疫，予以組織化救助的制度，有關對老弱病殘、鳏寡孤獨、貧困者等社會弱者的尊重與優待的制度，都是極有人性化的制度，且後世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有發展，這都有類似今天的福利國家與福利社會的因素。有關頒職事及居處、土地、賦稅、商業的制度與政策中對老百姓權利與福祉的一定程度的關注與保證，有關小民的受教育權與參與政治權的基本保障，有關對百姓施以道德與技能教育的制度，有關刑律制定與審判案件的慎重、程序化與私人領域的保護方面等，也都涉及今天所說的社會公平公正問題。隻要我們用曆史主義的觀點去省視，同樣是在等級制度中，以我國先秦與同時代的古希臘、古印度、古埃及的政治文明相比照，則不難看出中國政治哲學理念與制度中的可貴之處，這些資源至今還有進一步作創造性轉化的價值與意義，希望國人不要過于輕視了。

禮樂文明中的道德理性與君子人格

《表記》講以仁德為标準。《儒行》記載了孔子闡述儒者的十六種高尚品行，有溫良、敬慎、寬裕、遜接、禮節、言談、歌樂、散财等，皆以仁德為本。其中講到澡身浴德，特立獨行，見死而不更其守，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儒有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幹橹，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儒者把忠信作為甲胄，把礼義作為盾牌，頭戴仁而行，懷抱義而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儒者不以金玉為寶，而把忠信當作寶貝；不祈求土地，而以道義作為立身之地；不祈求多積财物，而以學識廣博、多才多藝作為富有。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谄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伸）其志，猶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者生活在現代，卻與古人的意趣相合。在現代社會的行為，可以成為後世的楷模。有君子恰好生不逢時，上面沒人援引，下面沒人推舉，讒佞谄媚的人結夥陷害他。雖然他的身體可能危險，志操卻毫不動搖，雖處險境，舉動行事仍然伸展自己的志向，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疾苦。儒者的憂國哀民的心就是這樣的。

“儒有博學而不窮，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遊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者廣博地學習而無止盡，切實地實行而不厭倦，隐居獨處時不淫邪放縱，上通國君被重用而不會失态困窘。以禮待人，以和為貴，有忠信的美德，優遊從容的風度，思慕賢人而又包容衆人，有時可以磨毀自己的方正的棱角而依随衆庶，猶如房瓦之壘合。儒有的寬厚容衆就是這樣的。熊十力、錢賓四先生等都很重視《儒行》。

《禮記》中有關人的教養與人格成長，特别是君子人格的養成的智慧，體現了儒教文明的特色。儒家教育是多樣、全面的，其内核是成德之教，其目的是培養君子，成聖成賢，其方法是用禮樂六藝浸潤身心，以自我教育與調節性情心理為主，其功能在于改善政治與風俗，其特點是不脫離平凡生活，知行合一、内外合一的體驗。在當代建設現代社會，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過程中，尤其需要調動儒家修養身心與涵養性情的文化資源。忠信是禮的基本精神，義理則是規矩儀式。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記·禮器》）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窦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巳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記·禮運》）

《禮運》強調禮對于人的人格成長與治理國政的重要性。禮的功用首在治理人情。“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同上）這裡強調禮為義之實，義為仁之節，仁是義之本，肯定“治國不以禮，

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於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同上）

《禮運》對于人的界定，如前所述，是把人放在天地之中的。盡管人是天地之最秀者，但人是具有終極信仰的人，人是在自然生态序列中的人。同時，人又是治理的主要對象（即“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這裡對人的界定，是以禮義、仁德為中心的，而人應當是道德的人。這裡也強調了作為治國之本的禮，而禮的規範中，重要的是道德仁義的精神。《王制》亦強調道德教化，指出司徒之官的使命是節民性與興民德，推行六禮、七教、八政。

《王制》重視教化，強調“節民性”與“興民德”，肯定人文教化，發揮退休官員、鄉下賢達的作用，運用射禮、鄉飲酒禮等，通過習禮對民衆、青年進行持續不斷的教化。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緻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绌惡。”（《禮記·王制》）

司徒修習六禮（冠、婚、喪、祭、鄉飲酒和鄉射禮），來節制民衆的性情，講明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等倫理）來提高人民的德行，整頓八政（飲食、衣服、技藝、器物品類、長度單位、容量單位、計數方法、物品規格等制度和規定）來防止淫邪，規範道德來統一社會風俗，贍養老人來誘導人民孝敬長上，撫恤孤獨的人來誘導人們幫助貧乏的人，尊重賢能的人以崇尚道德，檢舉、摒除邪惡，實在是屢教不改的人，再摒棄到遠方。由此可見，王制就是道德之治。

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交往關系，以及人自身的身心關系方面，儒家有極其重要的資源，尤其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恕道”，“推愛”“推恩”的方式，值得珍視。“愛有差等”是具體理性、實踐理性，恰可證成普愛。儒家強調主體性，特别是道德的主體性，但儒家人己、人物關系，是交互主體性的。成己、成人、成物等是仁心推擴的過程。這對今天的人際交往與文明對話有其積極意義。人的道德性尤表現為在對自然物取用上的反思性，反思貪欲、占有欲，使人更加肯定動植物自身的價值，成為宇宙大家庭中自覺維護生态倫理的成員。人的道德性也表現在社會治理上，則更加尊重庶民大衆的權益，予不利者以最大的關愛，并有更多制度的保障，促成社會的和諧。這裡包含了教育公平之于政治公平的基礎性，促使階級階層間的合理流動，保證一定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些都是禮學的真義。

禮樂文明的現代意義

徐複觀先生指出，中國之所謂人文，乃指禮樂之教，禮樂之治。《周易》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實即是興禮樂以化成天下。“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禮樂正是教化的具體内容。由禮樂所發生的教化作用，是要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完成自己的人格，達到社會（原注：風俗）的諧和。由此可以了解禮樂之治，何以成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鄉愁。”（徐複觀：《中國藝術精神》，《徐複觀全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8頁）

徐先生指出“禮樂”有三方面功能或作用。第一，在政治層面上，人把人當人看待，這是理解禮治的基礎。第二，在社會層面上，建立一個“群居而不亂”，“體情而防亂”，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會風俗習慣。第三，在個人修養的層面上，“人的修養的根本問題，乃在生命裡有情與理的對立。禮是要求能得情與理之中，因而克服這種對立所建立的生活形态”。“現代文化的危機，根源非一。但人的情感因得不到安頓以趨向橫決；人的關系，因得不到和諧，以緻于斷絕，應當也是主要的根源。我這時提出中國人文的禮樂之教，把禮樂的根源意義，在現代中，重新加以發現，或者也是現代知識分子，值得努力的課題之一。”（徐複觀：《中國思想史論集》，《徐複觀全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91、292頁）徐先生此說值得我們深思，我們的确需要重新發現禮樂的現代價值。

關于“禮樂”的意義，徐先生說它包羅廣大，其中之一乃在于對具體生命中的情欲的安頓，使情欲與理性能得到諧和統一，以建立生活行為的中道。更使情欲向理性升進，轉變原始性的生命，以成為“成己成物”的道德理性的生命，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擔承自己，擔承人類的命運。這便可以顯出中國人文主義的深度，并不同于西方所謂人文主義的深度。中國人文主義與西方人文主義确有其不同，中國人文主義不是寡頭的人文主義，它不與宗教對立，不與自然對立，不與科學對立，的确有其深度。

徐先生對于“禮教吃人”說予以批評，指出：“即使在封建時代，禮也是維系‘人地’地位及人與人的合理關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靠親親與尊尊兩種精神；禮即是把兩種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為規範。這與由法家隻有尊尊而沒有親親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禮儀，絕不相同，在實際上大大緩和了政治中的壓制關系。漢儒多反對叔孫通取秦儀以定漢儀，而思另有所制作，其根本原因在此。”（徐複觀：《中國思想史論集》，《徐複觀全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87頁）

徐先生認為，“立于禮”，“約之以禮”，以禮來節制人的性格與行為，以禮為“為仁”的工夫，是孔子立教的最大特色之一。“孔子的後學，由古禮以發現禮意，即發現古禮中原有的精神及可能發展出的精神，由此對禮加以新評價，新解釋，以期在時代中有實現個人、社會、政治上合理生活方式的實踐意義，作了長期的努力；此觀于大小戴《禮記》中先秦的遺篇而可見。《春秋三傳》亦無不以禮為綱維、為血脈。這不是其他各經所能比拟的。”（徐複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徐複觀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57頁。）漢承秦代刑法、官制之後，社會人倫秩序出現一些問題，叔孫通們的朝儀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西漢儒者，自賈誼以降，莫不繼先秦儒者，重新诠釋禮樂，并借助禮樂之教的推行，補充刑法、政令的單面化，發展民間社會，調整政治、社會與人生。在一定意義上，禮樂是補充、調整、改善單面的刑法或政令的。此有助于文明的建構與保護民間的道德資源。

儒學以仁義為道體，以禮樂為路徑。禮是民族、國家、社會、家庭的秩序。以個人言，守禮則文明，無禮則禽獸。以群體言，隆禮則緻治，悖禮則緻亂。樂是禮的補充。禮治理身形，樂陶冶性情。法律出于強制，禮則出于人性之自然，靠人的良知與社會習尚即可推行。法治無禮樂輔助，則徒有具文。民主無禮樂維系，則徒增混亂。如人人不知尊重他人，亦不知尊重自己，又怎能施行民主？禮的作用，在保障人與人自由的界限，人類要求得自由，不能離開禮與禮樂。禮與禮樂是從社會上層到老百姓的行為方式。西方法律背後是基督教精神在支撐在起作用，中國新時代法律背後一定要有本土文化精神，特别是長期積澱下來并對公序良俗有滋潤的儒家禮樂文明來支撐來起作用。

“禮”具有秩序、節度、和諧、交往四大原理。三禮之學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産，仍有其現代價值。禮讓為國，安定社會，消弭争奪戰亂，節制驕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的前提。以一定的規矩制度來節制人們的行為，調和各種沖突，協調人際關系，使人事處理恰到好處，是禮樂制度的正面價值。這裡有社會正義的意蘊，即反對貧富過于懸殊。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富了以後怎麼辦？孔子講“富而後教”，“富而好禮”，講教化、教養，反對輔張浪費、誇财鬥富，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不要有土豪的心态與做派。目前我國的大衆文化渲染淫逸，對社會風氣有極大的腐蝕作用，對青少年的成長十分不利，而文化批評的力量卻格外薄弱。這是值得我們檢讨的。“禮”恰好是調節和治理我們的欲望人情的。

就現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強制的法律與内在自律的道德良知之間，有很大的空間，即包含社會禮俗在内的成文與不成文的生活規範，這就是所謂“禮”。古今社會規範的差異不可以道裡計，但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協調群體、鄉村、社區、鄰裡的關系，促成家庭與社會健康、和諧、有序地發展，不能沒有新時代的禮儀文化制度、規矩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指導。今天我們仍然面臨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務。在這一方面，禮學有深厚的資源。就國家間的交往而論，盡管周秦之際的諸侯國與現代的民族國家不可同日而語，但互利互惠、和平共處的交往之禮義，亦有可借鑒之處。

禮樂文明在社會與國家治理方面，在人的精神安立、安身立命方面的意義甚大甚廣，不可輕視。我們今天建設新時代的禮與禮樂，應以此為目标。

 文章來源：《文彙學人》2019年3月1日第381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文節選自作者在2018年11月“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讨會上的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