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留給現代中國的精神遺産,最為重要的無疑是這一運動所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規模傳播與延續至今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五四運動後才開始在中國傳播的,但隻有經過五四運動才開始作為一大思潮在中國思想世界崛起,并在與其他思潮競争中成為主流思潮。因此,五四運動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一大轉折點。這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一點,就是經過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五四運動前的20年間,馬克思主義已經在中國思想世界有了最初的傳播,這時的傳播主體包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這些人物無一是馬克思主義者。1899年,馬克思的中文譯名第一次出現在《萬國公報》所刊譯文《大同學》中,馬克思的思想和學說在文中被稱為“安民新學之一家”,這說明當時的中譯者多少看到了馬克思和他的主義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今天的人們往往将這篇譯文視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思想世界的開端标志。但不論文章的原作者英國社會學家企德(Benjamin Kidd,又譯颉德),還是文章的中譯者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和中國早期報人蔡爾康,他們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進入20世紀後,一些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中國人,如改良主義思想家梁啟超、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劉師培、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們,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傳播馬克思主義。這些人物的政治主張各不相同,但他們都非馬克思主義者則是共同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隻是作為一種學理介紹,至多是部分地吸取其思想,而不是作為自己信奉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因此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隻是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史。

1915年伊始的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帶有馬克思主義的某種影響。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号上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其中将“社會主義”與“人權說”、“生物進化論”并列作為近世文明的三大特征,介紹了社會主義的産生原因、思想起源與政治訴求,談到了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由思想到運動的貢獻,稱:“德意志之拉薩爾及馬克斯(即馬克思———引者注),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光大之,資本與勞力之争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歐洲社會岌岌不可終日。”但是,陳獨秀在那時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介紹馬克思主義隻是針對西方近世文明弊端而論,并不是主張在中國也立即加以實行。因此,他在五四運動前大力倡導的隻是“科學”與“民主”,而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馬克思主義。

《新青年》轉向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是以1919年1月出刊的第5卷第5号發表李大钊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二文為标志的。這時的李大钊,盡管已經看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劃時代意義,發出了“試看将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呐喊,但他對于世界曆史大勢的認識,還是基于他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所形成的民彜史觀,而不是基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他說:“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獨是法蘭西人心變動的表征,實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這裡所說的“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也就是他所尊崇的“民彜”,即人民大衆自身存在的向善本性與合理追求,這與唯物史觀對人類曆史上革命發生原因的理解是不同的。隻有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李大钊才最終完成了思想的轉變,由民彜史觀走向唯物史觀,成為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撰寫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連載于1919年9月和11月相繼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争理論和剩餘價值學說進行了較準确、較系統的闡發,标志着中國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

自李大钊開始,從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中,從投身這一運動的新青年中,走出了一代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人物是革命志士,他們經受了五四運動的鍛煉,決心學習俄國十月革命的榜樣,用革命的手段開辟救國救民的道路。這些人物又是知識精英,他們往往既有相當厚實的舊學功底,又有在新式教育中所獲得的西學新知,其中不少人還有到國外求學的經曆,對新思想新學理的追求與探索是他們的文化性格。因此,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多為集革命家與學問家于一身的優秀人物。作為革命家,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批新青年追随響應,發起了延續至今的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其中一些人以後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作為學問家,他們為這個黨、這個運動确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奠定了哲學基礎,使這個黨、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發展起來,從一開始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進程。這兩個方面的工作,都可以稱得上開天辟地、前無古人。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體,就以五四運動為轉折點實現了曆史性的轉換與更新,由馬克思主義者取代了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在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的時候,當年親曆這一段曆史的毛澤東對此作了回顧與總結,指出:“在‘五四’以後,中國産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産黨人所領導的共産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産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這裡,他強調了中國共産黨人在五四運動後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主體作用。

由于主體的轉換與更新,由于這些集革命家與學問家于一身的人物同時活躍于中國的政治舞台與思想舞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呈現出五四運動前所不曾有過的新特征、新形态、新氣象。

首先,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那裡,馬克思主義不再隻是作為一種學理介紹,或者隻是從中作部分的思想吸取,而是理解為學理與信仰的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成為了中國共産黨人信奉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在五四運動後不久,李大钊就已自覺地表達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解:“我們惟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深受南陳北李影響的蔡和森與毛澤東,通過法中兩國之間的書信往返,富有遠見地提出并探讨了正在籌建中的中國共産黨的哲學基礎問題。蔡和森認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顯然為無産階級的思想。”毛澤東則明确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就使得在中國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不再隻是一種單純的書齋裡的學問,不再隻是一種僅能解釋世界而不能改變世界的理論,而與中國共産黨和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實踐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使中國共産黨從創建時起就是一個有思想、有理論、有哲學基礎、有奮鬥理想的革命黨,與舊式起義的農民、近代的資産階級政黨明确地劃清了界線。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特征、形态和氣象,深刻地體現了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主義、自己的哲學時所賦予的品格:“哲學把無産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産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其次,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既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産黨人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那就必須要處理好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革命實踐和文化傳統的關系,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盡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毛澤東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才明确提出的,但在中國共産黨創建初期這個問題就已引起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關注和探讨。特别是1923年春夏之交,聯合國民黨、發動國民革命已成為中國共産黨面臨的緊迫問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從中國國情出發,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讨:李達發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一文,主張“提出‘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的論題來讨論一番”;陳獨秀作了題為《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的系列講演,其中專門探讨了“社會主義如何在中國開始進行”的問題;蔡和森在《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一文中,強調必須“認清中國的革命運動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認為,“殖民地國民革命運動的特性就是:一面打倒國内的封建勢力,一面反抗外國帝國主義;在這種立場上,殖民地的無産階級所以可與革命的資産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些思考和探讨在中共三大上成為了全黨的共識,用陳獨秀在大會報告中的話說,就是“我們開始更多地注意中國社會的現狀”,由此而有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和1925—1927年的大革命。盡管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還缺乏領導中國革命的經驗,他們的這些思考和探讨還存在種種不足,以緻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失敗,但他們畢竟由此看到了中國革命道路的特殊性,開啟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探索。那種以為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是照抄照搬馬列本本和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看法,實是對當時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艱苦探索缺乏深入了解的結果。

再次,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發揚了新文化運動破舊立新的時代精神,以自己良好的文化素養和發奮的研究工作,着力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專門性闡發,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批學術著作。這些著作的一個總特點,就是對唯物史觀作了多維度的闡釋,使中國人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李大钊著《史學要論》和《史學思想史》,從曆史學視域對唯物史觀進行了闡發;蔡和森著《社會進化史》,從人類學古史研究維度對唯物史觀作出了研究;楊明齋著《評中西文化觀》,運用唯物史觀總結了新文化運動中的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李達著《現代社會學》,綜合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闡釋,對唯物史觀作了更系統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說明;瞿秋白著《社會哲學概論》,則把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的理解,由唯物史觀擴展為辯證唯物主義,首次在中國對辯證唯物主義進行了較系統的論說。正是這樣,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了活躍于新文化運動中的唯物史觀派,對新文化運動作出了重要學術貢獻。李大钊犧牲後,魯迅就曾對他的著述作過高度評價,認為:“他的遺文卻将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産,革命史上的豐碑。”隻是由于這些年來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遮蔽,他們的學術成就未能得到應有的研究和中肯的評價,以緻人們隻看到他們革命家的一面,而看不到他們學問家的一面,錯誤地把他們當作是一代破壞有餘、建設不足的人物。

最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人數不多、力量弱小,不僅遭到反動當局的政治迫害,而且受到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思想擠壓,但他們卻堅信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正義性,以堅定的理論自信和無畏的理論勇氣,敢于同其他思潮進行激烈的競争。面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中國思想世界掀起的一陣陣軒然大波,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韬光養晦、躲風避浪、失語失聲,而是直面論敵、勇敢迎擊、據理力争。對于新文化運動陣營的同仁,他們不怕思想分歧,李大钊首先與胡适就“問題”與“主義”的關系問題展開争論;對于國内學術界的大人物,他們敢于進行論戰,李達年僅30歲就寫出了批判梁啟超假社會主義的名文《讨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對于西方來的世界級大哲學家,他們也不盲目迷信,陳獨秀就寫信給來華講學的羅素,告誡他不要在中國發表“不必提倡‘社會主義’”的言論,“免得贻誤中國人,并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新文化運動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思想争論,如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問題與主義論戰、社會主義問題論戰、科學與玄學論戰、無政府主義問題論戰,都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積極參與,都留下了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字和聲音。毛澤東曾深情回憶這些峥嵘歲月,贊揚李達就是黨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沖鋒陷陣的李逵和魯迅,說:“你從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适、梁啟超、張東荪、江亢虎這些‘大人物’,都挨過你的‘闆斧’。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正是通過這些激烈的思想競争,顯示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鋒芒和理論力量,從而使馬克思主義赢得了群衆,争取了青年,成為了中國思想世界的主流思潮。

總之,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所呈現出的這些新特征、新形态、新氣象,都是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新主體直接相聯系的。換言之,正是有了這一新主體,所以才有了這些新特征、新形态、新氣象。正是這樣,研究這個特殊的群體,研究他們革命與學問相交織的人生,研究他們為在中國傳播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作的個性化努力和共同性奮鬥,研究他們走上這條道路時所懷抱的“初心”,對于進一步深入探讨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中吸取在百年後的今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啟示,都是很有意義、值得去做的工作。

作者簡介：李維武,男,安徽合肥人,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唯一官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駐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哲學博士,主要從事19—20世紀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研究。

原文來源：湖北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