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為跨文化體驗的載體,吳宓《歐遊雜詩》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為“文學創造之正法”,以拜倫《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為模本,勾勒旅途中“瑣屑有逸趣之事”。詩集描繪詩人眼中的異域,也構成西方文學閱讀記憶與現實遊曆的二重唱。詩筆淺易,卻在談文論史中盡顯吳宓的浪漫傾向,迥異于其師白璧德對浪漫主義的嚴厲批判,可例證中國學人如何以文學的感性演繹異域,以個人體驗擇取西學。

關鍵詞：

吳宓 《歐遊雜詩》 《學衡》 旅外紀遊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從清華學校到清華大學,教師學術休假制度屢經讨論,作為正式規程由校評議會決議通過。1930年初,身為《專任教授休假條例》的推動者之一,吳宓起意休假赴歐遊學,緻函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請出洋留學一年”。同年9月12日,吳宓從清華園啟程,乘火車經東北由俄入歐,至1931年8月16日從德國返回。

近一年的旅程中,吳宓遊曆了法國、英國、比利時、意大利、瑞士、德國等地,其間訪學聽課于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訪晤理雅各(James Legge)後嗣、艾略特(T.S.Eliot)、莊士敦(Reginald F.Johnsto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知名人士。從1930年9月21日開始,吳宓途中“随時随地”以詩抒寫“聞見感想”,成詩50餘首,陸續發表于《國聞周報》《大公報·文學副刊》,并在1933年5月結集為《歐遊雜詩》,載于當期《學衡》雜志“文苑”欄。

《歐遊雜詩》所屬的紀遊文學(或曰旅行寫作) ,往往書寫旅行者暫别固有生活模式,涉足陌生疆域,獲得新奇領悟,進而重新認識自己和世界。正如龔鵬程在《遊的精神文化史論》中指出,遊人遠行代表了出離具體生存之此世的行動, “遊客”的身份具有“在而不在”的性質,以遠遊表達自我轉化的曆程意義。故此,研究者對紀遊文學的文化意涵多有發掘。其中,晚清以來中國人“遠遊”的跨文化意味尤引人關注。譬如,有學者認為海外經驗造成晚清詩歌中詩語與形式之間的裂痕;有論文指出近代奇女子呂碧城的旅歐遊記側重“差異性”的異國形象。

相比晚清旅外紀遊文字,寫于20世紀30年代的《歐遊雜詩》是否傳達了不盡相同的跨文化想象?此外,同為紀遊文學,紀遊詩與遊記的差異不可忽視。正如田曉菲所見,文需要建立顯而易見的邏輯連接,而詩可以将不相幹的事物并置并創立關系。吳宓在創作《歐遊雜詩》前也分辨“文重思想,詩重感情”“文主以理服人,而詩則主以情動人”。詩比文更能凸顯作者對異質文化的第一印象,更易于編織不盡符合邏輯的海外影像,照見作者理性背後的複雜心境。

一“體裁甚合”拜倫

一如吳宓的其他詩作,《歐遊雜詩》的形式為中國舊體詩。1923年,吳宓即以《論今日文學創造之正法》闡明主張:“作詩之法,須以新材料入舊格律。……至新體白話之自由詩,其實并非詩,決不可作。”他高舉“學衡”宗旨,對“新”持保留态度。

以舊體詩寫歐洲之行,吳宓并非首開先河,他亦熟知同類作品的創作序列。1930年10月,他為《歐遊雜詩》作“叙”稱“吾國人旅遊歐洲作詩紀所聞見者”有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中附載各篇、呂碧城《信芳集》及李思純《旅歐雜詩》,零星短篇有汪榮寶“對月略能推漢曆,看花苦為譯秦名”等。吳宓與上述詩人并不全止于神交。他曾極力表達對呂碧城的仰慕,不料因緻函言辭冒失而激怒這位剛烈女子。李思純則是吳宓至交,他1923年自歐返國便為《學衡》供稿,其《旅歐雜詩》即刊于此。另外,吳宓盛贊黃遵憲的詩作。他在1926年總第60期《學衡》上刊載《書人境廬詩草自序後》, 1934年又在《空軒詩話》中稱黃遵憲“乃近世中國第一詩人”,認為黃“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之主張,不特為前此千百詩人所未能言者,所未敢言,且亦合于文學創造之正軌,可作吾侪繼起者之南針”。黃遵憲之海外紀遊詩可謂不拘一格;康有為的歐遊詩時為楚辭體,時為五言或七言詩;呂碧城《信芳集》有詩有詞;李思純《旅歐雜詩》五言七言兼備。而吳宓《歐遊雜詩》除一組獻給某西洋女子的英語散文體情詩外,餘皆為五言詩。

吳宓以《雜詩·叙》解釋了緣何選擇五言古體。他1927年所作《西征雜詩》“感興”起于英國詩人拜倫的“長篇紀行詩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之第三曲”。吳宓深感自己與拜倫“遭際閱曆不無一二類似之處”,故《歐遊雜詩》再次模拟此詩體裁。此前,清華預備留美生楊葆昌已将此譯為中文。楊譯均為五言古體詩,每首16句80字。吳宓認為此與拜倫原詩“體裁甚合”,便“亦用其體”寫《歐遊雜詩》。中國五言詩為什麼在吳宓眼裡會與拜倫《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相契合?

按通行文學史的叙述,拜倫大學畢業後獲上議院世襲議員席位,卻因自由主義傾向飽受嘲笑和孤立。1809年6月,他開始歐陸之旅,遊曆葡萄牙、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等國。旅途中,他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以文學創造求精神世界的解脫超拔,陸續完成《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一、二章(canto) ,回國發表部分章節即暴得大名。1816年,拜倫因離婚而招攻诋,遂再次離開英格蘭,遊比利時,憑吊滑鐵盧戰場;溯萊茵河,入德國,抵瑞士,留居日内瓦湖畔,寫下《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同年10月至次年春,拜倫遍訪意大利古迹,寫下長詩第四章。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不僅是聞名一時的“旅行便覽”,還與拜倫此後完成的《異教徒》(1813)、《海盜》(1814)等作一起被稱為“東方叙事詩”,呈現“拜倫式英雄”群像。恰爾德·哈洛爾德是拜倫虛構的人物,他聰敏而又叛逆彷徨,在孤傲的反抗中流露自毀傾向。全詩四章中,吳宓尤其欣賞第三章。1927年前後,他在清華留美預備部講授“英文讀本”,特以英語編印《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集易解》。楊葆昌應該就是在這課上接觸此詩,由此步入翻譯。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在結構上主要采用因斯賓塞長詩《仙後》而聞名的“斯賓塞詩節” (Spenserian stanza) ,每節9行,前8行為抑揚五音步(十音綴) ,末行為六音步(十二音綴) ,韻式為“ababbcbcc”。此詩體有兩大特點:一是前8行中的連鎖韻(interlocking rhyme) b韻将兩個4行緊密連結,增加了全詩的整體感和緊湊性;二是第9行的亞曆山大詩行使整個詩節莊重,往往是全節内容的重心或總結,有時以警句形式凸顯結尾力度,并增加詩節韻律的變化,此在長詩中效果更顯著。第八、九行是雙韻,使最後一行與前8行形成有機體。斯賓塞詩節因其叙事功能而被18、19世紀多位詩人運用。

而中國五言古詩,一般認為肇源于樂府,格律不拘,用韻自由,可雄渾,可沖淡,可绮麗,至李、杜後更是恢張多變。将它對應斯賓塞詩節似無充分理由。而吳宓寫于1927年的《西征雜詩·附詩注》也表明這一中西比照其實相當随機:

《内地旅行的描述随筆》或《吳宓先生紀遊》(标題源自拜倫) ———由100首七律(相當于英文詩中的斯賓塞詩節)構成的中國詩篇,為我1927年一月二月從北京至陝西西安府以及返回北京的旅行報道,在某些方面,模仿拜倫所寫《王孫哈羅德紀遊》,尤其是第三篇章———這是試圖極其快速地切實描叙、不務詞章、創作詩歌的成果,幾乎就在接受印象的一刹那時刻率易成章。

契合斯賓塞詩節的中國詩體是五言還是七律,恐怕并無正解。但吳宓對拜倫的追慕委實經年曆久。《西征雜詩》中,詩句“光明自異萊茵岸,封建如存中世風”緻敬“《王孫哈洛德紀遊》第三篇章:萊茵河故壘”;“封禅莫譏方士技,詩人浪漫亦推崇”則指涉拜倫。西安之行兩年後、歐遊前一年,吳宓讀到楊葆昌譯詩,贊許其利落簡潔,于是他也以五言詩摹仿拜倫。特别是楊在譯詩弁言中指出拜倫詩“式古神新”,這正是吳宓看重的“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上述引文亦可見吳宓服膺于《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的速寫式寫法。作為“浪漫反諷” (romantic irony)的代言人,拜倫心儀的詩風是精簡犀利,讓“思考的自我”以客觀态度觀照“感性的自我”。

直觀印象先于反思,這切合《歐遊雜詩》的旨趣。吳宓在《附言》中申明“以陶情适意為主”,所叙“皆瑣屑有逸趣之事”。他自陳留心各國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社會人生等重要問題,但“專書具在,國人盡可取讀”,即便要讨論,也會另為篇章而不入《歐遊雜詩》。因而,《歐遊雜詩》顯然不同于《航海述奇》《乘槎筆記》《歐美環遊記》等側重介紹西洋政治制度、社會現象、肩負“睜眼看世界”重任的晚清海外遊記。吳宓得以更為随性地描畫歐洲,其情态恰似他所心儀的另一位英國文學家薩克雷以《巴黎速寫》(The Paris Sketch Book)觀照巴黎。

大張旗鼓效法拜倫,暗示着《歐遊雜詩》立基于吳宓那不無偏頗的自我投射。托馬斯·卡萊爾在《拼湊的裁縫》(Sartor Resartus)中有句名訓“合上你的拜倫,翻開你的歌德”。依美國學者萊昂内爾·特裡林(Lionel Trilling)之洞見,此處的歌德不是寫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時的歌德,而是那個積極樂觀的歌德;與積極樂觀相對的,正是創作《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的早期拜倫。而吳宓,卻誇贊這個拜倫“嫉俗如仇”并引為同道,可謂“一廂情願”的浪漫化解讀。

二“新材料”與浪漫情懷

《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題記引用了普魯士王給達朗貝爾的信:“那麼這種辦法就是讓你去想别的事;除了這個辦法和時間以外,也确乎沒有其他良藥了。”确實,拜倫此章極寫詩人寄情異國景緻來擺脫苦痛心境。那麼,《歐遊雜詩》在書寫異域時會呈示何種文學理念、怎樣傳達詩人思緒?

《歐遊雜詩》中,吳宓從清華園啟程時并不欣悅。第一段《由北平至倫敦(凡十七首)》首句即“郁郁不得意,休暇賦遠遊”,他襲用中國古代詩人自哀感懷的筆調, “鵬飛渡滄海,壯志挾雲浮”。黃節、浦江清等親朋來踐行,吳宓難抑離别悲情,道“短别不足悲,再拜謝親友”。出關滿洲裡,蒼茫景象又讓吳宓湧起國族之憂,感慨“疆土失已多,國防安足論。籲嗟和戰策,哀傷壯士魂”。

低落沉郁構成整部詩集的底色,倒也随旅途推展漸趨平靜,與此同時,吳宓詩筆愈顯平實甚至淺顯。如《倫敦公園(第二首)》起句“倫敦多公園,海德稱最巨”,《日内瓦湖景總叙》收筆“勝境絕人寰,客遊心情順”……平易詩句遠多于奇崛生僻之句。吳宓對此亦有認識,特在《叙》中略自謙地解釋:“予所為紀行詩,率皆依據事實,平鋪直叙,不矜不飾。其病在缺乏凝練之功與高華之美。”1934年,淩宴池緻函吳宓,贊《歐遊雜詩》“樸古處大似初唐及漢魏人語”,恭維中有真傾向。“不矜不飾”的特點也切合《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拜倫起初采用不少古香古色的詞語以适應斯賓塞詩節,但很快棄古語而用平易語,楊葆昌自述譯詩也要“造句力求淺顯”。

與平實風格相關,《歐遊雜詩》率性使用俗常語、新名詞。以“言志”為旨歸的文言詩屬于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崇高文體,而《歐遊雜詩》觀看、描繪異域景觀,将視線投向物質層面和日常生活,使文體與内容之間出現張力。出境後,吳宓先入俄國,當時僅有黑面包可食,于是吟詩“面包類豬肝,其味苦酸澀”。過烏拉爾山以西,歐亞判然,他描繪拜占庭式建築“金塔葫蘆頂,白壁多古寺”。接着,吳宓說俄國提倡工業,詩中接連出現“手表”“剃刀”“照像館”“機械”等現代色彩鮮明的事物,似延續了晚清看世界的新奇心。但對留美數年的吳宓來說,這不僅是異域之眼的無意識,更是創作的自覺。

豐富的物質描寫和現代語詞,符合吳宓“新材料入舊格律”之鹄的。旅歐歸國不久,吳宓即發表文章《論詩之創作答方玮德君》(1932) ,指出“新材料,則西洋傳來學術文藝生活器物,及緣此而生之思想感情等,所号為現代之特征者是”。那麼,《歐遊雜詩》中的“新材料”觸發了怎樣的觀感和情緒?

紀遊關聯着或隐或顯的“觀看”,作者隻見其注視之物。溝口雄三即論及,晚清郭嵩焘和劉錫鴻同時駐英,觀察對象一樣而結論相異,前者大力推動中國鐵路建設,後者卻極力反對,這在于他們各執其視角。《遊的精神文化史論》亦指出,人在看時,并不隻看到一個物事,更同時看到事物和“我”之間的關系,此為視覺的交互性(reciprocal nature) 。吳宓自比于拜倫的一大原因,恐是他歐遊前也經曆了離婚風波。簡介楊葆昌譯詩時,吳宓言及拜倫1816年離婚事,可見其心結。情愛糾葛在《歐遊雜詩》中不時浮現。吳宓遊倫敦特拉法加廣場,寫《倫敦讷耳遜紀念碑》贊英國“皇家海軍之魂”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 ,卻筆鋒一轉寫這位英雄“苦愛哈米頓,豔史風流袅”,且在詩後詳述納爾遜與漢密爾頓夫人婚外相愛而不能相守的悲劇,字裡行間投射吳宓自己的遭際。《遊莎士比亞故鄉(第二首)》記錄吳宓拜谒莎士比亞夫婦合墓,曰“伉俪多猜嫌,野史傳瑣故”,詩後解釋莎翁“違心而娶”“不喜其妻”。《愛丁堡司各脫紀念塔》附注沃爾特·司各特“生平事迹,今不具述”,随即卻深有感觸地介紹司各特的情事:

自昔文人之愛,皆如醉如狂,而少成功。以常人多重實利,未能了解文人之用心。然文人之愛,雖在實際生活中失敗落空,于其詩文著作中則多結果。固不特司各脫為然也。

吳宓自視為這些掌故轶事中的主人公,用歐洲文化景觀來界定自己的生活和情思。恰如約翰·伯格(John Berger)《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所察———人觀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識與信仰的影響。

晚清紀遊偏重中西差異,吳宓則更傾向于打量歐洲各國之間的分殊。總體而言,詩人心境随行程西進而漸趨舒朗。甫入歐洲境,吳宓筆下俄國景象一派抑郁, “高幹葉黑青,猙獰若可怖。有如厚集軍,荷槍嚴敵赴”。離開俄國“波蘭笑迎人,入境心情霁”。尚未入德國,僅火車上匆匆一瞥,吳宓即斷定“明日德意志,整潔為世先”。即将離開德國踏上歸程,他寫《德累斯頓大公園》深表不舍,在這“頗兼英法勝”的“大公園”裡“将歸心如搗”“解脫未易言,遊賞惜有競”。

《歐遊雜詩》寫倫敦,聚焦特拉法加廣場、泰晤士河、聖詹姆斯公園等區域,總體圖景綠意盎然、舒展壯美。這不同于多位英國作家的倫敦觀感。查爾斯·狄更斯發牢騷說特拉法加廣場醜陋不堪。與吳宓有交集的T.S.艾略特曾就職于勞埃德銀行,所在街區康希爾是倫敦乃至全世界金融中心。此地彼時已無居民住所,人們借助鐵路等公共交通上下班。艾略特每天看到繁華倫敦這一隅而醞釀出《荒原》,借鑒但丁《神曲·地獄》來描寫以倫敦為代表的都市生活,其筆下的泰晤士河肮髒荒廢。幾乎與吳宓歐遊同時,喬治·奧威爾1933年出版的《巴黎、倫敦落魄記》也描繪了倫敦生活的糟糕面,并提議通過立法改善倫敦貧民的生活境遇。相形之下,《歐遊雜詩》采取了印象式的遊客視角。

這部詩集尤其青睐巴黎。1930年9月27日晨,吳宓抵“煙雨層城匿”的巴黎,吟詩似透着笑意“秀麗兼諧和”“民風稱都雅,文物盛雕飾”,令他憶起李思純《巴黎雜詩》彌覺真切。1931年春,吳宓按計劃離英赴法國巴黎大學訪學。《吳宓日記》亦稱“深感其美。蓋雅素而莊嚴,極雕琢細密與布置合諧之緻。街衢之廣,河橋之寬,灰色之屋宇,濃綠之園樹,素藍之天空———凡此種種,相合而成巴黎之美,為世界中所獨有,異乎其他都市也”。吳宓從盧森堡公園分析出法國文化的優越性, “法式儀象遵,界畫繁密好。離合準物情,正反明理道”“融通智慧力,術藝若神造”。吳宓每晨赴法盟上課,往返橫穿盧森堡公園,林池在大雪中黑白分明,點線交錯。他感慨法國公園遵程式而寓匠心,在組詩後附言:

法蘭西人為世中極聰慧之民族,長于思辨,最重理智。即其園林之布署,亦喜以“幾何學之精神”行之。盧森堡公園之形式及性質,與凡爾賽及楓丹白露等處之園實同,皆可為法國式公園之代表。而與英國式公園之純任自然,為廣漠之草場者迥别。

很難斷言,吳宓是親曆巴黎後有此觀感,還是此行恰好印證了他心中的法國和巴黎。據《吳宓日記》,歐遊前的1930年9月1日,他發函毛彥文,附“所作《巴黎夢影錄》小說二篇”。此小說今不見,但可知巴黎早就帶給吳宓夢與影的文學想象,《歐遊雜詩》所繪的正是他所期待的。

巴黎被吳宓記取的是最光彩照人的一面,徜徉在這些街區的法國人往往也以高雅得體示人。《歐遊雜詩》中,法國吸引詩人的不僅是景緻,更是人。《巴黎盧森堡公園》組詩第三首誇贊林間情侶“顧盼多英強,豐盈兼窈窕”,此與《吳宓日記》對法國女性的觀感一緻, “士女豔裝麗容……容色姿态服飾之美,尤令人心醉神移”。

《歐遊雜詩》對歐洲諸國景物與人的歆羨,潛藏着詩人對母國的負面評價,這在《吳宓日記》中表露無遺。1931年5月13日,吳宓對陶燠民談及西洋事事超過中國, “尤其普通學識及立身行事待人之禮節規矩。中國人則既無學識,尤乏真誠,徒以機械虛僞相尚”。同年6月3日,吳宓與劉真如遊楓丹白露,直贊“何殊仙境”,然“又念如此之街市屋宇,中國何得而有”。7月16日,吳宓訪慕尼黑聖母教堂,他稱贊慕尼黑城宏麗幽靜,激賞教堂内女聲合唱, “念中國人之缺乏高尚宗教情感,證以賀麟君之言,益覺歐洲之精神文明之高,使宓留戀不忍去,而歸後必更嫌中國之不可居也”!兩天後,吳宓來到紐倫堡,覺此地又勝過慕尼黑, “城垣最為宏麗……以北京之紫禁城比之,真愧死矣”!與寫意爛漫的詩相比,日記為歐洲之行提供了更為翔實的注腳,也容納了異域之眼的多重視角,例如《吳宓日記》叙寫了巴黎“鬧鬧攘攘”的一面,并斷定“清華生活,兼中西之長,實最舒适便利者”。

通過“新材料入舊格律”以美化異國形象,《歐遊雜詩》切合了《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詩句:“為了創造并在創造中生活得更活潑,我們把種種幻想變成具體的形象,同時照着我們幻想的生活而生活,簡而言之,就象我如今寫着詩行。”于是,《歐遊雜詩》所傳達的異國印象散發出浪漫情懷。

全詩多次聚焦歐洲各國宏闊景象。第一段第十三首寫莫斯科, “過午莫斯科,西來第一城。輕剽窺新俗,雄闊想舊京。長林遠圍繞,廣路直縱橫。樂廳小劇院,巍峨近望衡。” “窺”,意味着取景于小孔或縫隙,所見卻渲染以“雄闊”“廣”“縱橫”“巍峨”,壯觀氣象呼應着莫斯科在行程單上的“第一”。1931年春,吳宓跟随某旅行社在半個月内遍曆意大利名勝。《歐洲雜詩》第五段《意大利》的第一首《登山望羅馬全城》,就抒發了他登頂賈尼科洛山(Mt.Janiculum)所感, “千年古羅馬,宇宙此中心。政教立世極,末日始登臨。七山俯全城,壯麗宮阙深”“長河明玉帶,野樹連高岑”。此處有加裡波第立馬像俯瞰全城,吳宓“歎為壯觀”,極力描繪羅馬城在時空上獨一無二的高遠偉岸。第七段《德國》第一首《海岱山》寫海德堡有大氣象,首句“崇山夾明河,一線極幽深”凸顯宏觀視角,第四句“巍然中古式,堡壘臨高岑。河明人亦智,山崇志淩雲”則強調建築與人的崇高。根據以賽亞·柏林的歸納,這些無疑體現了浪漫主義的一大表征———崇古尚遠。

《歐遊雜詩》不僅直抒對拜倫的追慕,還有對盧梭的欣賞,浪漫基調不言而喻。吳宓亦不諱言其為文、行事的浪漫做派,他在日記中頗為自許記錄陳寅恪“知宓本性浪漫”,并坦言“Romantic,乃系生性,未遊美前即已如此”。赴歐前一年,吳宓發表《評顧随〈無病詞〉〈味辛詞〉》,論及中國文化與西洋浪漫主義的異同:

所謂浪漫者,非僅兒女豔情。舉凡奇偉之思想,仁俠之行事,超乎平凡、迥異庸俗,而絕去功利自私之見者,皆屬于浪漫之範圍。中國舊日之文學中,缺乏近世西洋文學中之所謂浪漫特質。然中國古人以身殉道之義,及曆代慷慨激昂忠孝節烈之行,悉是浪漫。如僅以飲酒狎妓為浪漫,渺乎小矣。西洋近世之浪漫主義,其要素凡二:一曰尊崇女性。以所愛之女子為理想之寄托。二曰崇拜自然。以一己為自然之友而人類之敵。前者起源于基督教之崇祀聖母馬利亞及中世之騎士歌者,後者起源于文藝複興以來之極端個人主義與十八世紀盧梭等之返乎自然之說。自西洋文學傳入中國,此二浪漫要素乃影響中國文學。

白璧德在《中國的原始主義》一文中指出:“曆史上最接近于以盧梭為最重要的領袖人物的運動的或許是中國早期的道教運動。”他不僅反對浪漫主義,也反對中國文化中的浪漫主義特征。而《歐遊雜詩》表明,吳宓作為白璧德的忠實學生,雖以“以新材料入舊格律”等做法來實踐文化保守主義,卻對浪漫主義推崇備至,未對老師亦步亦趨。這種偏移,恰是跨文化之詩與思的通融。

三“讀書探勝境”

近年來,晚清民國學人的西學閱讀史研究頗風行,從《吳宓日記》《吳宓自編年譜》《西洋文學精要書目》等材料論列吳宓讀書生涯的著述亦早已有之。但日記、書目等記錄大多經過作者本人的“重建”,難免構成局限。而《歐遊雜詩》以詩心的“興之所至”,留存了吳宓“無意識”的西學烙印,使人得以編織這位中國比較文學之先驅的閱讀史,由此推想彼時中國學人對西方文學的接受達緻何等廣度和深度。

《歐遊雜詩》的潛文本就是一部個人閱讀史,吳宓帶着西方文學的閱讀經驗去遊曆并書寫自己的歐洲見聞,這恰能以《海岱山》中“讀書探勝境”之句來概括。

吳宓此次赴歐,本就以“在巴黎大學研究文學史編著法”的訪學名義申請,理應“讀萬卷書行萬裡路”。1931年1月21日,他在英國寫日記道:

獨至South Kensington,遊Victoria&Albert Museum,尚未遍覽。深覺不到歐洲,不知西洋文學曆史之真切。又思吾國自費留學生,即不納費入校,專住倫敦、巴黎等名都,常年至圖書館、博物院觀覽,亦是真正之教育。

此言透露出吳宓将歐洲之行與西方文學曆史相互驗證,而《歐遊雜詩》正展現了異域行程與已知文本的二重唱。

過境波蘭,吳宓聞見“此邦擅方言,生女尤美慧”,想起“幼讀說部書,俠情殉伉俪”。此是指法國作家貝納丹·德·聖比埃(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88年發表的小說《保爾和薇吉妮》(Paul et Virginie) , 1913年由林纾和王慶骥以《離恨天》為名出版漢譯本,稱作者為“森彼得”。在吳宓的記憶中,這部小說講述18世紀90年代波蘭愛國志士“哥修士孤(Kosciuszko)起兵謀獨立不成,從容就死。其聘妻兒依薩力抗父命,卒亦以身殉夫”。他“當時讀之頗為感動”,以緻将這份閱讀體驗融入他在波蘭的驚鴻一瞥。

初睹倫敦街景,吳宓以詩句坦陳“名字皆熟識,風俗資涉采”,首次親臨其境,此前卻已在紙上對這些地名熟悉了無數回。有關異質文化的閱讀記憶,往往會為異域實際所見披上一層詩意面紗。查令街橋下,吳宓見一憔悴老人,有感而寫下《倫敦詩丐》:

河畔一衰翁,俯伏指畫地。粉筆飛彩色,寫詩殊工緻。

上言愛是空,下言德勝利。年少賈達登,飲酖甘自棄。

吟哦不救窮,待灑同情淚。旋知酒家傭,失業口腹累。

錄誦前人作,識詞不解意。嗒然不解意,餅金為翁賜。

老人賣詩謀生的日常,在吳宓眼中具有哀婉隽永的詩意。潦倒“詩丐”令他想起才華橫溢、17歲即孤貧棄世的英國詩人“賈達登” (Thomas Chatterton)。吳宓付給老人兩先令,請将當日詩作抄一份給他。“詩丐”當場欣然,因當時未有紙筆,約好回家抄好再寄至吳宓下榻的旅館。後來吳宓并未收到這份詩鈔,僅輾轉得知老“詩丐”已遷走。恰似堂吉诃德總要把凡俗際遇構想為騎士小說裡的曆險,熟悉英國文學史的吳宓渴望在倫敦有奇遇,對街頭的落魄賣藝者懷有浪漫化的道德期待。

在倫敦,吳宓常以心中的文學、曆史地圖與實景對照。《倫敦公園》中, “入門見勇士,戈盾壯腰膂”寫海德公園東南角的阿喀琉斯像;見“蛇湖掉小舟,鷗鹭同容與”,吳宓想起雪萊首任妻子1816年投此湖而亡;肯辛頓公園南端有維多利亞女王為亡夫阿爾伯特所建的紀念亭,吳宓感慨“君後愛何虔,方亭鎮靈圉”。

吳宓在歐洲探訪了多位文學家的故裡故居,使“歐遊”成為文學之旅。1930年10月,他遊觀克裡斯蒂娜·羅塞蒂故宅,留下未完篇的《羅色蒂女士誕生百年紀念》,感慨“君生滿百年,君沒我始生”“旅址君舊宅,昔夢尚回萦”。同月,吳宓與郭斌龢等人同遊斯特拉斯福,寫出《遊莎士比亞故鄉三首》。第一首起始“秋雨肅清寒,言訪詩王裡”,稱莎翁為“詩王”是借鑒托馬斯·卡萊爾等人的提法。第二首末句“形骸等秕糠,榮名何所顧”,汲取了本·瓊生、約翰·彌爾頓等人的觀點———“作者以文章顯于百世,榮寵自然歸之。不待立碑鑄像,邀譽受封也”。由此,這部紀遊詩成為層層疊疊的文學批評史。

在牛津,吳宓寫出《牛津雪萊像及遺物三首》,鈎沉雪萊1810年入牛津大學之事。他自陳“少讀雪萊詩,一往心向慕”, “君身有仙骨”“君愛如赤子”;津津樂道雪萊與第二任妻子的轶事“瑪麗結同心,繡盒藏發絲”;提及馬修·阿諾德對雪萊的雅贊。吳宓在愛丁堡度聖誕節,又想起“昔讀歐文記,聖誕多感懷”。

《歐遊雜詩》所載的文學朝聖之途中,拜倫和盧梭最醒目。1931年4月,吳宓至瑞士日内瓦,此地正是《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的重要背景,他按捺不住興奮,《歐遊雜詩》第六段《瑞士》的5組詩全以“日内瓦”為題頭。其二《日内瓦湖上熙隆堡》贊歎“人間此仙源,豈陷劫塵裡。戰血染碉樓,黑冤沉獄底。畫盾獻赤心,系鐐存道揆”。弗朗索瓦·彭尼瓦爾(Fran9ois de Bonivard)發表異見,觸怒熙隆堡主人而被囚于堡中地牢,這是吳宓從拜倫之詩《熙隆堡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中讀來的史事。他又見騎士室中徽章上多繪飾以心形,故在詩後附言“拜輪Childe Harold《王孫哈魯紀遊詩》第三部第四十九首所叙,得其實證矣”。

拜倫與盧梭交彙于日内瓦湖東端北岸的克拉朗,吳宓至此而徘徊神往。其詩《日内瓦湖上克拉朗》吟誦“美極克拉朗,愛情锺此地”“豔侶得同心,神仙居何異。芳樹認模糊,林墅甯捐棄。拜輪旅址詳,盧梭說部記。景物動遐思,詩成欲誰寄”。克拉朗為盧梭所戀華倫夫人的誕生地,也是《新愛洛伊斯》的女主人公朱莉所嫁之夫沃爾瑪的家。吳宓走進克裡特堡,記起《新愛洛伊斯》中朱莉與情人常在栗樹下幽會, “今園中樹木甚多,竟不能知何者為當時之栗樹”。拜倫1816年在瑞士的寓所離克拉朗不遠,《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He who has loved not, here would learn that love”等句即詠此地。吳宓想起楊葆昌的譯詩“伊誰不識愛,來此必相知。會使心靈間,蓬勃生氣滋。伊誰識秘奧,領會更無涯。都因不滅愛,蘊藏即在茲”,直歎“恨不偕楊葆昌君同來此一遊”。吳宓遊克拉朗,詠歎拜倫對盧梭的詠歎,構成詩中詩的套疊。

日内瓦是盧梭的誕生地,《瑞士》第五組詩專寫“日内瓦盧梭像及遺物”。吳宓在盧梭島見到立于1838年的銅像“日内瓦之公民盧梭”,組詩第一首吟盧梭面相是“姣媚同蕩子,樸拙類村婆”。西學之浸染,使吳宓對盧梭事迹、思想及影響了然于胸, “生涯曆鄙久,情智欠通和。貌寝意則揚,執筆俨揮戈。布衣勝王侯,百世仰文魔”。在此,吳宓以“文魔”這一個性十足的封号對應莎士比亞的“詩王”之稱。組詩第二首,吳宓訪盧梭祖宅,聚焦盧梭生平。他以寥寥數十字道出盧梭從“早歲譜樂歌”到“自忏十二卷,影事眼前過”,其精煉程度非尋常遊客所能為。吳宓又參觀日内瓦大學的盧梭紀念館,以第三首詩論盧梭在後世的回響,不免提起白璧德對盧梭的批判, “吾師憂今亂,邪說蕩民情”。吳宓在詩注中說“白璧德師評論盧梭之學說及其影響,最為确切透澈。拜輪論盧梭之性行,亦鞭辟入裡。而今法國人士,尤多責诋盧梭者”。但吳宓在此詩中并未追随白璧德以古典主義倫理批判盧梭的浪漫主義,而是頗為通達地知人論世———“君說甚驕傲,君才實峥嵘”“順逆孰為善?推挽互常争。時變由天運,寒儒獵大名。獨有耿介士,松竹甘遺榮”。

對吳宓來說,這類“讀書探勝境”是歐遊題中應有之義。在1931年7月11日的日記中,他沿《恰爾德·哈洛爾德遊記》第三章的行程,乘遊艇溯萊茵河而上,感慨“岸邊雖多古壘,然已盡失其荒涼奇險之緻與争奪戰伐之景,直如花園中之太湖石點綴”。吳宓更抱怨同船“雜坐一大群美國男女中,殷殷談商業或旅遊之俗務瑣事,實使人毫無詩意,毫無吊古之情思”。堅持将行旅與訪古憑吊相連,借山川宮阙構築理想世界,以詩心感應曆史的回響,這是中國文士傳統與歐洲浪漫思潮的交彙。

四“兩月成故鄉”

縱使熟稔西方文學史,但以中國五言古詩紀歐洲之行,《歐遊雜詩》這種形式與内容之間的張力,使吳宓不免像晚清詩那樣以中國文化經驗傳達異域見聞。

《倫敦讷耳遜紀念碑》描繪納爾遜“拄劍立華表”,以中國傳統建築物“華表”形容納爾遜紀念柱。進而,吳宓讴歌納爾遜的深情和忠勇, “臨戰寫情書,龍蛇飛夭矯”,這是歐洲戰場與中國成語的嫁接。“傷哉海克多,國祚終難紹”,對抗拿破侖的納爾遜如同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而“國祚”卻中國色彩鮮明。《遊莎士比亞故鄉》第三首,吳宓以現代名詞“紀念堂”開篇,接着寫莎士比亞銅像“眉宇憺威棱,隐含百世憂”,這裡顯然化用了中國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慣常表達。《愛丁堡司各脫紀念塔》渲染司各特之筆力:“淝水草木動,昆陽風沙曚。說部最卓絕,傳誦及婦僮。……桃園共日月,梁山仰穹窿。”以“淝水”“說部”“桃園”“梁山”等詞描摹司各特的曆史傳奇,無疑是一種跨文化的解讀方式。

《日内瓦湖畔斯達爾夫人故宅》第一首概述斯塔爾夫人生平,吳宓借《史記》歎賈誼的名句“才命兩相妨”,惋惜她“福慧誰兼有?才命果相妨”,又以“瑤章”形容其著述。斯塔爾夫人遭拿破侖忌憚而屢遭放逐,吳宓贊她“艱難志不屈,伫看暴秦亡”。第二首切入斯塔爾夫人舊宅,其父為瑞士銀行家,後擔任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吳宓因此稱她“外家一脈傳,守禮德澤長”。簡言之,歐洲文化景觀與中國傳統概念、意象、典故、倫理觀混融于《歐遊雜詩》。

這既是“以新材料入舊格律”,更是以中國眼觀西洋景。日記也表明,吳宓歐遊途中多次由異國聯想中國。他尤其熱衷比較法國與中國,認為兩國“皆文明舊邦”,隻是“今則盛衰治亂不同”。遊訪文化遺迹時,吳宓時常進行學理層面的跨文化比較。他參觀席勒舊居,以《花月痕》中韋癡珠與韓荷生比諸席勒與歌德, “有遇有不遇,有幸有不幸,然二人之資禀才力亦有差别”。他觀歌德故居,贊歎歌德當得起杜甫詩句“智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歌德的廣博學識和精勤工力,令他自慚“吾侪于中西文化,均未能沉酣寝饋、悠遊涵泳于其中,則吾侪欲學Goethe,誠為不可能者矣”!可見,《歐遊雜詩》及日記中的跨文化比較,實折射了學衡派對學貫中西的期許。

由異域之眼,《歐遊雜詩》時常傳達出一種中西混搭、新舊雜陳的曆史觀。如《愛丁堡故宮見蘇格蘭女王瑪麗遺像及所居處作詩吊之》第二首寫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豔色為禍水,權勢召奸邪”;第三首描繪伊麗莎白一世與瑪麗的鬥争“日月不雙照,風雨摧流霞。妒色情何切,安國智足誇。……榮枯各有命,同氣尚莩葭”。吳宓在詩後附注指出:“伊利薩伯忌瑪麗之美,又畏其才。且按天主舊教律,伊利薩伯之母,乃前英王亨利第八之妾,僭竊王位。而瑪麗以本身胤系,應兼為英吉利國王。”稱亨利八世的第二任王後安妮·博林為“妾”,意味着吳宓以中國舊時眼光看待基督教婚姻制度;贊美憐惜瑪麗,稱伊麗莎白一世“僭竊王位”,而不深究宮闱秘聞背後的天主教與新教之争,又顯露着中國傳統學術視角與歐洲浪漫主義史觀的接榫———懷念封建宗法社會,崇尚個人直覺和情感,深描曆史人物的個體力量,熱衷于形象性地描繪曆史情景以抒發個人激情。

《歐遊雜詩》上述種種跨文化的特質集中體現于吳宓對牛津的歌頌。第二段《英國》中,以牛津為主題的詩有6組(共10首)。《牛津大學風景總叙》開端即“牛津極靜美,塵世一樂園”,繼而寫其校園景觀的古老深邃, “真有辟雍意,如見泮池存”,将牛津之悠久與中國古代官學“辟雍”“泮池”相提并論。

吳宓遊訪牛津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11月11日停戰紀念日(Armstice Day) ,由此寫下《牛津歐戰紀念三首》,中有詩句“執戈衛社稷,死生同榮寵”“君民同降福,世平國祚永”“牛津稱太學,詩書文化種”“經世将相才,寰宇國徽奉”等。并在詩後附注:

牛津大學為英國國學,亦世界文化中堅。……牛津所養成之人才,不重博學,而期于修身立行,經世緻用。所謂造成大英帝國之工匠(Empire-builders)是也。牛津以守舊聞于世,蓋其精神惟重是非,不計利害。甯為義死,不屑苟全。行其心之所安,堅貞不渝。絕異于順應潮流,揣摩風氣者。……昔當一六四二年,英國清教徒革命大戰。英王查理斯第一退駐牛津,以大學為行宮。王居聖體學院,後及大臣分居他所。于是牛津大學師生,激于忠義,奮起勤王,據城堅守。

這三首詩及詩注至少傳達了三層意味。其一,吳宓以“社稷”“太學”“勤王”等中國傳統概念書寫英國牛津精神。其二,吳宓看重牛津“修身立行”“守舊”,凸顯了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其三,以“君民”“國祚”“勤王”描述牛津師生對查理一世的捍衛,似是中國傳統政治觀與西方浪漫主義史觀的雜糅。

在牛津,吳宓也進行着“讀書探勝境”之旅。《牛津雪萊像及遺物三首》以牛津大學圖書館所藏雪萊遺物為線索,鈎織出雪萊生平和文學功績。《牛津大霧》筆力酣暢,可謂《歐遊雜詩》中一佳作,吳宓從以前所見英國詩與畫中獲得靈感:“蓋濃霧乃英國之特色。予至英國,然後知夙昔所見英國畫家及文人詩人所描繪者之真切工妙也。”在《牛津大學公園散步》中,吳宓凝視“尖塔遠浮桅”,而他歐遊期間對塔建築的關注,還體現于組詩《愛丁堡司各脫紀念塔》。究其緣由,吳宓已在詩注中說明:“夙愛誦賴慈女士(Winifred M.Letts)《牛津尖塔》(The Spires of Oxford)之詩。曾譯登《學衡》雜志第九期。……仰視尖塔,悠悠身世,不禁感慨系之矣。”最後,《牛津大學風景總序》以“半載匆匆往,終生系夢魂”收尾。《由牛津赴愛丁堡》開門見山說“含凄去牛津,兩月成故鄉”。

《歐遊雜詩》對牛津的不舍,濃縮了吳宓對這趟歐洲之行的留戀。同為異域,美國卻遭到吳宓諸多惡評,其留美期間的日記頻頻譏諷美國風貌之伧俗。症結或許在于,倉促遊觀有别于深度留學,還來不及沾染當地的塵埃。更關鍵的是,在人文學者眼中,歐洲曆史文化之深厚自非美國所能及。尤其對吳宓這樣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而言, “新知”幾同于“歐化”。而《歐遊雜詩》以文學的感性展示了這份對異域文化的擇取和演繹。

本文作者：餘婉卉

本文載于：《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