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哲學與哲學史的關系,是哲學學科内部一個曆久彌新的話題。哲學史的學習與研究是哲學研究與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從事哲學創新還需要邏輯思維能力、基本的科學素養和藝術素養等。依托哲學史提供的哲學智慧,結合現實給哲學提出的理論問題從事哲學創新,是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 “即哲學史講哲學”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一些從事分析哲學的研究者看輕哲學史的價值,進而看輕哲學史的課程與教學在哲學教育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是沒有道理的。哲學史的研究方法與類型是多元的,哲學創新的途徑也是多元的,而“即哲學史講哲學”是其中最為基本的方法之一。

關鍵詞：

哲學    哲學史   黑格爾   研究方法

哲學與哲學史的關系,經過黑格爾的闡述以後,長期以來成為哲學界與哲學史領域裡的重要問題, 20世紀中國哲學界對此問題尤其關注。beat365体育官网西方哲學界的同仁于2006年6月17—19日,曾對此問題舉辦過一場認真、細緻的讨論。仔細閱讀争論雙方的觀點,發現他們對于“哲學史”這一概念的理解,雖然也有一些“重疊共識”,如認為哲學史就是曆史上已經出現的哲學家們的思想,但由于他們對“哲學”的認識不同,對哲學史與哲學研究的正相關性的理解就發生了很大的分歧。

概括地講,以研究德國哲學為主的一批學者,比較傾向于維護黑格爾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将哲學與哲學史均理解為一個動态發展過程,研究哲學史絕不僅僅意味着對曆史上某些過去了的哲學家及其思想面貌的認識與還原重構,而是将這些個别的哲學家的思想看作是哲學思想發展鍊條上的一個有機環節,進而考察哲學在具體的曆史時空裡不斷展開的曆史過程。以研究分析哲學與邏輯學的一批學者為主,則反對黑格爾的“哲學”與“哲學史”觀,主要将哲學理解為一種“理智探索活動”,其基本任務是“憑借恰當的語言來研究思想和世界”;或者将哲學看作是一種“智力活動”,主要方法是“通過清晰的概念和合理的論證來形成正确的理論” ;或者哲學就是指一些“哲學問題”。他們不承認哲學是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認為“哲學史”無非就是曆史上已經出現的哲學家的思想,哲學史的研究,無非是對“曆史上曾經出現的哲學問題,給出的是别人曾經所做的概念分析、邏輯論證和反思平衡”,相對于哲學研究的“理性重構”而言,哲學史的研究無非是“曆史重構”等等。

由于争論雙方在“哲學”觀方面有巨大的差異,因而對“哲學史”及其研究的價值的認識自然産生了巨大的分歧。筆者在他們讨論的基礎上,綜合兩家的觀點,并結合當代中國哲學創新的幾個例證,對“哲學與哲學史”的關系問題再做一點新的論述,希望能夠深化對此問題的讨論。

試圖通過“哲學不是哲學史”,或“哲學史不是哲學”命題的證明,進一步強調哲學研究與哲學史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關系,進而否定“通過哲學史研究哲學”途徑的重要性,是一些專門從事分析哲學與邏輯學研究的學者的主要觀點。而在他們呈現出的主要觀點背後,實際上隐藏着一種未加言明的哲學史觀,即哲學史無非是曆史上已經出現的一些哲學家的思想。這些哲學思想是曆史性的東西,與哲學的創新性思維沒有什麼直接的關系。他們既不承認黑格爾整體的哲學觀與哲學史觀,也反對“時代精神”等的類似說法。就他們對哲學與哲學史關系的論述而言,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的表達式:

(1)強調哲學對于哲學史的絕對優先性,進而割裂哲學史與哲學的關系。其典型、激進的代表命題是:“沒有哲學,哲學史是不可能的;沒有哲學史,哲學是可能的。”其溫和性的命題有:a.哲學不可能僅僅是哲學史,如果從來都沒有新的哲學思想,那也不可能有什麼哲學史;b.其引申性的表達式:“每一個哲學家,必須先有了哲學,才有他自己的哲學史”, “不做哲學研究,寫不好哲學史”;c.“哲學不能離開當前的哲學問題,而哲學史也不應離開曆史上的哲學問題”, “所以,在西方哲學的研究和教學中,應以哲學問題為主,以哲學史為輔”。

(2)把哲學史與哲學之間複雜、深刻的内在關系化約為一個現代分析哲學的命題——“哲學是哲學史”或“哲學史是哲學”,然後分析這一命題的三種意思,對這一命題的辯護進行想象性的分析與反駁 ,再從語用學的角度指出這一命題的曆史根源及其危害性,進而給出反命題:“哲學不是哲學史”。這一類型的論證過程中,提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觀點,但其中的一些論證用語在邏輯上是不嚴格的,也缺乏哲學史的史實,有些地方不符合哲學史研究的實際情況。其表面的用語與實際上想表達的意圖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3)反對“哲學就是哲學史”的命題,但有限地承認“哲學史對于哲學研究的必要性”。此處的“必要性”并不能等同于形式邏輯上的“必要條件”,至多是“哲學史研究在哲學活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這種富有彈性的“不可替代”一詞的意思,是“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母親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還是“人體健康,蛋白質的作用是不可能替代的”?作者未及深論。如果是前一句式中的“不可替代”,隻是強調了其重要性程度,并沒有形式邏輯中“必要條件”非它不可的意思。因為在父親作為單親的家庭中,孩子沒有母親也能夠長大,并不一定就會死亡。隻是這樣的單親家庭裡長大的孩子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心理疾病或情感上的問題。而如果是第二句子中的“不可替代”,就是形式邏輯中的“必要條件”的意思,即如果完全沒有蛋白質的營養,人是會死亡的,至于人是從哪些食物中攝取蛋白質,那是次要的。

以上三點歸納還沒有窮盡上述分析哲學研究者關于“哲學與哲學史”關系的具體讨論。如有論者的觀點認為:

“在個别條件下,它甚至不是一個必要條件。”一些哲學家,如“老子、泰勒斯學過哲學嗎?我們也沒有充分證據表明,維特根斯坦學過哲學史”。“學習哲學史,我們隻是擁有了一些哲學思想史的素材,離哲學的思考還有相當的距離。”

(哲學上的問題) “可能來自于哲學史,也可能來自于哲學史之外……在這個意義上,學習哲學史也不是學習哲學的充分條件”。“的确,學習哲學史是一個重要條件,但還有一些同等重要的條件,如對邏輯、科學和科學史、社會和社會科學史的相當了解。”

“說哲學就是哲學史,導緻複古主義和學術停滞。”

以上列出的這些具體的論述與觀點,有些已經滑向了否定哲學史學習之于哲學研究的重要性了,将哲學研究僅僅看作是對純粹的哲學問題的研究。

非常遺憾的是,由于從事分析哲學研究的一些論者忽視對哲學史本身的研究,所以他們舉出的例證,如維特根斯坦不熟悉哲學史,實際情況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無論是前期的邏輯哲學創作時期,還是後期的語言哲學時期,與哲學史都有深刻而内在的關系。前期的維特根斯坦如果不是師從大哲學家羅素,就根本不可能有邏輯哲學的相關思想的産生;而後期維特根斯坦如果不是從邏輯學家弗雷格、牛津日常語言學派摩爾,以及德國語言學家毛特納等那裡獲得哲學思想的靈感,還有從聖·奧古斯丁、叔本華、克爾凱郭爾、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帕斯卡等人那裡獲得哲學思想的啟迪,也根本不能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界首屈一指的大哲學家。對于維特根斯坦,我們可以說他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西方哲學史,甚至不像黑格爾那樣,在他的時代允許的條件下系統地研究了世界哲學史,但并不能以此為例說他的哲學研究與哲學史上的思想無關,或者基本上沒有關系。如果對“哲學”不作分析哲學式的理解,而将它看作是人類的精神現象學,即廣義的哲學思想,追求智慧的學問,那麼,一些宗教、文學、語言學、邏輯學的著作中本來就包含着哲學思想在其中。至于老子、泰勒斯等人,他們所處的時代雖然沒有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哲學史著作可以學習,但他們的哲學思想也不是憑空産生的,王弼本的《老子》中,多處有“建言有之”的說法。而所謂的“建言”,一般的注釋均釋為古之格言。因此,以老子、維特根斯坦等人與哲學史的關系為例證,并不能證明哲學可以與哲學史基本上不發生關系。

不過,仔細分析一些從事分析哲學的研究者關于“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主要觀點,可以發現他們的主要傾向是,想通過否定或弱化哲學史與哲學研究的關系,來實現哲學研究的創新。從他們的理論目标來看,筆者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有些論者主要從他們所理解的“哲學史研究”現象出發,把哲學史研究看作是記誦古人的哲學思想,或者是引經據典把前人的哲學觀點當作現成的結論,進而否定哲學史的研究對于哲學研究及哲學創新的價值和意義。如果是否定這一特定的“哲學史研究”類型,則與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否定的某一類哲學史寫作的觀點是一緻的,那我們也是會接受并贊同的。而且,我們也反對隻有引經據典而沒有哲學理性分析的經學式的哲學史研究方法。所不同的地方在于:

(1)哲學觀上的不同。我們不把哲學僅僅看是一種“理智活動”或“智力活動”,或表現為一些“哲學問題”,它是一種觀念體系和行為方式。這套觀念體系與行為方式涉及人對世界、自我的認知與價值評價。僅就認知的方面來說,哲學是關于人如何從無知到知,從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直到智慧境界的思想發展過程。對于作為個體的人類而言是如此,對于整全的人類而言也是如此。所有哲學性的認知都處在一個動态的鍊條之中,無論哲學家本人承認還是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可以抛棄黑格爾以“絕對精神”為核心的關于哲學發展的封閉思想體系,但需要繼承他關于哲學發展是一個過程的合理性的思想。

(2)我們認為,好的哲學史研究就是在研究哲學,而不是重複或記誦古代哲人的話語。而且通過哲學史的研究,尋找并發現哲學思想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前人哲學思考的局限,對于一些曆久而彌新的哲學問題,如人生的意義問題,死亡之于人的意義,有限性與無限性的問題等,在前人理論終止的地方繼續向前推進。這可以說是“接着講”。按照筆者的觀點看,這就是“即哲學史講哲學”。

(3)哲學史和純哲學問題研究,對于哲學的創新各有勝場,并不相互排斥。邏輯思維與語言分析有助于哲學思維的訓練,但僅靠邏輯思維與語言分析,也不能有什麼哲學創新。邏輯思維一般隻能整理已有的思想觀念,讓其朝着合乎理性思維的路徑展開;而語言分析隻是澄清一些問題,并不能直接達到哲學觀念的創新,它可能有助于澄清我們的思想表達中一些似是而非的想法。而哲學史的研究與學習,與邏輯思維訓練和語言分析能力的培養,對于哲學創新而言,可以并行不悖。

(4)哲學既具有與自然科學相似的邏輯思維方法,同時還具有人文理想的内容,一些哲學洞見及其表達,還可以是詩的形象思維方式。從哲學教育的角度看,哲學研究者的科學思維能力與素質的訓練非常重要,人文理想的教育與想象思維的訓練同樣重要。不應該以科學思維的訓練排斥人文理想的教育與想象思維訓練的重要性。就哲學教育而言,科學思維、人文理想、想象思維,都具有曆史的繼承性特征。在哲學史的學習與研究過程中,通過真誠地讨論與争論,避免古人的思維過失,吸收曆史上合理的思維方式與人文理想,然後推陳出新。

筆者的基本觀點是:

(1)哲學是一套觀念體系與行為方式,它雖然不是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精神”的自我運動的封閉體系,但人類的哲學思想在國别史的時代表現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思想體系,整體上具有前後相續的關系,并處在發展的過程中。

(2)哲學史之于哲學研究而言,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它與哲學概念的邏輯展開,以及分析哲學所提倡的哲學研究方法,其重要性是同等的,不應遭到輕視,更不能遭到排斥與否定。他們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相互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正如植物的生長,水是必要條件,适宜的溫度與光合作用,也是必要條件。

(3)無論從思維方式,還是學科類型或曰學問類型、知識類型來看, “哲學”不是自足的。沒有一種先驗的、純而又純的“哲學”思維,也沒有一個先驗的、純而又純的“哲學”學科(或學問類型、知識類型)。哲學思維是從原始混沌的宗教、神學、曆史、政治、藝術諸思維中慢慢分化、獨立出來的;哲學學科也是如此。因此,把“哲學”看作是哲學史的先決條件這一觀點,并不能成立。

(4)所有門類的知識都具有曆史性特征,了解一個學科和一門學問的前提條件,或曰必要條件是了解他的基本問題史與研究方法史。哲學學科也不例外。因此,哲學史的學習與研究構成了我們的哲學研究與創造的必要條件,而不是什麼輔助條件;也不是分析哲學研究者所說的語義模糊的“必要性”。即使哲學發展到了今天,離開了哲學史提供的一系列哲學問題,離開了哲學史提供的思維方式、分析工具,今天的哲學研究是不可能展開的。今天分析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一些理性思維與分析工具,也是以往哲學家提供的,不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形象地說,哲學史是通達哲學研究過程中“過河的橋”或上屋頂的梯子,當然也可說是到達某一哲學問題研究平台的直升機。具體哲學研究工作者的哲學史修養可厚可薄,但不能沒有基本的哲學史訓練。

(5)從學術史的角度看,為了澄清此一問題的真相,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之中,把握黑格爾對“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真正意思,進而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哲學史與哲學的關系。

通過對當代部分分析哲學研究者有關“哲學史與哲學”關系論述的研究與分析,筆者覺得有必要重新回到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一)的具體論述之中。就黑格爾原書中所說的話而言,他隻是強調哲學史的研究要有哲學,哲學史的研究不是陳述過去哲學家的意見,并沒有說“哲學史就是哲學”,或者說“哲學就是哲學史”。至于有些中國哲學史研究者可能表達了上述兩個命題的意思,那并不是黑格爾本人的思想或觀念。

就黑格爾本人的觀點看來, “哲學是關于真理的客觀科學,是對于真理之必然性的科學,是概念式的認識;它不是意見,也不是意見的産物。”正因為“哲學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維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因此, “在哲學史裡我們所研究的就是哲學本身”。在這句話裡,黑格爾強調的是哲學史研究的任務不是個别哲學家的個人意見,而是在哲學家的著作中研究那種屬于哲學,即是真理的内容。這一有關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目标的觀點,他還有另外的表達式:“哲學是理性的知識,它的發展史本身應當是合理的,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就“哲學史本身應當是哲學的”這句話來看,如果哲學史本身不是哲學的,那哲學史本身也不成為哲學史了。可見,黑格爾并沒有用“哲學史”來規定“哲學”,相反,是用“哲學”來規定“哲學史”的。但這種規定并不是分析哲學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是邏輯上的先後關系,而是就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目标而言。我們可以不同意黑格爾的“哲學”觀,但不能把他有關哲學史與哲學的關系化約為“哲學是哲學史”,或“哲學史是哲學”這樣形式化的哲學命題。

黑格爾不僅将哲學看作是關于真理的科學,而且還将哲學比拟為一種生命的現象,認為“哲學是在發展中的系統”。揭示哲學理念的發展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邏輯的形式, “即揭示出理念各種形态的推演和各種範疇在思想中的、被認識了的必然性,這就是哲學自身的課題和任務”。另一種是理念在經驗時間裡所展現出的各種哲學理論體系,用黑格爾的話說:“亦即理念的不同階段和不同發展環節之出現在時間中,在變化的形态中,在某些特殊的地域中,在這個或那個民族裡,在某些政治環境裡,或在由政治環境而引起的錯綜複雜的關系裡——簡言之,出現在經驗的形式内——這就是哲學史所要揭示給我們的一幕一幕的戲劇”。而正是從哲學在經驗時間發展的角度看, “哲學史的研究就是哲學本身的研究,不會是别的, ”而且, “哲學史也是在發展中的系統”。這即是說,在一個非常嚴格的限定性條件下,當且僅當(1)哲學是發展的系統; (2)作為該發展系統的哲學在經驗的時間裡展開的條件下:“哲學史的研究就是哲學本身的研究,不會是别的”,在此雙重限制性條件下,哲學史的研究也隻能是哲學,而不是哲學家的意見或其他的内容。由此也推不出:“哲學史是哲學”,或者“哲學是哲學史”這樣兩個命題。因此, “哲學是哲學史”,以及它的反命題:“哲學不是哲學史”,隻是今天某些研究者對于黑格爾有關哲學史與哲學關系認識的簡化式表達,并不是黑格爾有關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本來陳述。

通過以上簡要的辨析,我們似乎可以把黑格爾關于“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論述予以重新表述:

(1)哲學的性質規定了哲學史研究的任務。哲學是關于真理的科學。因此哲學史就不能以客觀的描述方式鋪陳曆史上具體哲學家們的意見。“在哲學史裡我們所研究的就是哲學本身。”引申一點說,哲學史是研究具體曆史過程中的“真理”或曰真理性的認識,以此作為人類進一步認識的台階或階梯。

(2)與上述表達平行的另一表達式是:“哲學是理性的知識,它的發展史本身應當是合理的,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

這一表達式,按照筆者的理解,實際上是關于理想狀态下的“哲學”本身的認識,而不是說曆史上各個哲學家的具體哲學思想或觀念都是“理性的知識”。理想狀态的哲學史研究恰恰是要剔除一些個人性的哲學意見,從一大堆紛繁複雜的意見中尋找或提煉出一些帶有真理性的“理性知識”。

(3)作為(1)和(2)的遞進式表達, “哲學是發展的系統”。而“發展”有兩種形式,一是概念的邏輯展開,二是哲學在經驗的時間與地域裡展開的曆史過程。前者是思想的純粹邏輯展開,具體的哲學家在這一維度裡主要運用邏輯思維展開哲學的研究與思考,與具體的哲學史可以不發生關系。後者則是一般意義上的哲學曆史的研究。而這一維度的哲學研究,正是分析哲學研究者要加以削弱、抑制,甚至是加以貶低的維度。但是,就黑格爾本人而言,即使是從哲學在經驗時間裡的發展這一層意義上來說,他也将哲學史的任務規定為是對哲學的研究,而不是對個别哲學家意見的記誦,或對這些曆史上哲學思想原貌的重構或還原。他說:“哲學史的研究就是哲學本身的研究,不會是别的。”這樣,實際上并不存在分析哲學研究者化約式的說法:“哲學史是哲學”,或“哲學是哲學史”。

要而言之,上述三條黑格爾關于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表述,并沒有“哲學史是哲學”或“哲學是哲學史”的意思,而隻是從他自己所理解的“哲學”性質的角度來闡述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性質,并将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性質規定為是哲學研究本身,而不是其他。換句話說,如果哲學史的研究不是在從事哲學本身的研究,那他就不配享有哲學史研究或哲學史的稱号。實際上,從黑格爾對當時流行的一些哲學史研究方式的蔑視與頗有點刻薄的批評中,也可以佐證上面的說法。他說:“我們并不缺乏卷帙繁多、甚至學問廣博的哲學史,在這些哲學史裡,他們所費力尋求的關于哲學實質的知識反而沒有。這樣的哲學史家有點像某些動物,它們聽見了音樂中一切的音調,但這些音調的一緻性與和諧性,卻沒有透進它們的頭腦。”當然,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不認同,甚至批評黑格爾關于哲學史研究任務與目标的規定,因為, “哲學史”作為曆史學的一個分支,它的另一個任務是還原曆史上的哲學家思想的面貌。這一類型的研究對于哲學創造而言也許沒有多少必要性,但對于思想史追求曆史真相而言則是必需的(不管這一真相是否能真的完全達到)。黑格爾雖然強調了哲學史研究的科學性,但在他龐大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辨哲學體系裡, “科學性”一詞似乎還缺乏曆史唯物主義思想體系裡所包含的對經驗曆史真相的把握這一思想内涵。

為了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黑格爾本人對于“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認識,有必要對于黑格爾提出的哲學史研究的四條原則進行簡明扼要地再叙述。

第一條原則:“全部哲學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進程。這進程本身是合理性的,為理念所規定的。偶然性必須于進入哲學領域時立即排除掉。概念的發展在哲學裡是必然的,同樣概念發展的曆史也是必然的。這種發展的主導力量是各種多樣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辯證法則。”

第二條原則:“每一哲學曾經是、而且仍然是必然的,因此沒有任何哲學曾經消滅了,而所有各派哲學作為全體的諸環節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學裡……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這個哲學的原則,而隻不過是這個原則的絕對性、究竟至上性。”

第三條原則:“我們特别限制于對原則的讨論。每一原則在一定時間内都曾經是主導原則。當整個世界觀皆據此唯一原則來解釋時——這就叫做哲學系統。”在讨論到這些更具體的哲學系統時, “我們又必須注意到這些原則的主要發展和應用。那些從低級原則出發的哲學每每是不聯貫的;它們雖不無深刻的識見,但這些深刻的識見每每超出所據以出發的原則之外。

”第四條原則:哲學史雖然也是曆史, “但它所研究的卻并不是業已過去的東西。哲學史的内容是理性的科學成果。而科學的成果是不能消滅的東西。在哲學領域内勞作所得的成就乃是真理,而真理是永恒的,它不是這時存在,他時就不複存在的東西”。

在以上四條原則中,黑格爾特别對第四條原則做了富有詩意的闡發,他認為,如果一個哲學家在從事真正的哲學史研究工作,則他的工作任務在于:“把潛伏在精神深處的理性, (這理性最初隻是潛伏在那裡的内在本質或内心本性)揭示出來,提到意識前面,成為知識——哲學的工作實在是一種連續不斷的覺醒。”因此,哲學史的研究就不是在“記憶的廟宇裡”尋找“過去年代的古董”,因為真正哲學著作中的“原則”不是以帆布、大理石、紙張、圖像和紀念碑等可以變滅的東西作為媒介而得以保存,曆史上真正哲學著作中的“原則”乃是用“思想(概念) ,精神中不變滅的本質,作為媒介,這媒介是蟲所不能蛀蝕的,賊所不能偷竊的。思維所創獲的成果,就其為思想而言,構成了精神自身的存在。這種哲學的知識因此也并不是博聞強記——一種對于已死去了的,埋葬在地下的、腐朽了的事物的知識。哲學史所研究的是不老的、現在活生生的東西”。

由上述四條原則出發,黑格爾對哲學的發展曆史也有如下三點結論:第一個結論是:“最初期的哲學是最貧乏最抽象的哲學。在這些哲學裡面,理念得着最少的規定,它們隻停滞在一般的看法上,沒有充實起來。”而由此結論似乎可以推導出更進一步的規定:“最晚出的、最年輕的、最新近的哲學就是最發展、最豐富、最深刻的哲學。”對于第一條結論,黑格爾還進一步嚴肅認真地告誡我們, “必須認清這點,才可不至于在古代哲學裡面去尋找較多于應找得到的東西”。、這就是說,在從事哲學史研究的時候,不要把後來人,或者今人的一些觀念放到古人的思想當中。

第二條結論涉及對古代哲學的研究方法問題。“我們不要動辄去責備過去的一些哲學家,假如我們在他們的哲學裡面找不着在他們的文化水平裡尚沒有出現的思想。同時複可以使我們妄加一些結論和論斷給過去的哲學家,這些結論和論斷他們從沒有做過,也從沒有想到過,雖說我們可以正确地從他們的哲學思想裡推演出來。”黑格爾的這一結論似乎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解讀:第一、哲學史的研究要實事求是,不要讓古人穿今人的衣服;第二、從價值評價的角度看,不要因為古人沒有提供我們今人所需要的觀念,就指責古人。由此得出結論,黑格爾進一步規定了哲學史研究工作的任務:“哲學史所研究的隻是這些思想之發展和發揮出來的次序。某些範疇是很正确地自某一原則推出的,但是這些範疇是否已經很明白地發揮出來,乃完全是另一問題”。

第三條結論的内容較長,但仍然需要較完整地加以引用。“一如在思想的邏輯系統裡,每一思想的形态有它的獨自有效準的地位,并且通過進一步向前的發展而被貶降為附從的環節,同樣每一個哲學在全部過程裡是一特殊的發展階段,有它一定的地位,在這地位上有它的真實意義和價值。必須依照這樣的規定去認識它的特殊性格,必須承認它的地位,對于它才有正确合理的處理。也就因為這樣,我們對于它的成就,不可要求并希望得過多。我們不要在它裡面去尋求須于較高發展的知識裡才可提供的滿足。我們不必相信,我們思想上的問題,或現代世界感興趣的問題,可以在古代哲學家那裡去找到答案。”

為了比較充分地說明這一點,黑格爾列舉了兩個典型的例證,一是在柏拉圖那裡找不到“關于自由的性質、罪惡的起源、神的意旨”等問題的答案;二是找不到“自我本身的獨立性或自為性”的觀念。

特别是有關現代人所需要的“自由”的觀念,黑格爾做了比較詳細的說明,他說:

至于說到一個人本身就是自由的,依照他的本質,作為一個人生來就是自由的——這點柏拉圖不知道,亞裡士多德也不知道,西塞羅不知道,羅馬的立法者也不知道,雖說惟有自由意志這一概念才是法律的泉源。隻有在基督教的教義裡,個人的人格和精神才第一次被認作有無限的絕對的價值。一切的人都能得救是上帝的旨意。基督教裡有這樣的教義: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耶稣基督解救了世人,使他們得到基督教的自由。這些原則使人的自由不依賴于出身、地位、和文化程度。這的确已經跨進了一大步,但仍然還沒有達到認自由構成人之所以為人的概念的看法。多少世紀,多少千年以來,這種自由之感曾經是一個推動的力量,産生了最偉大的革命運動。但是關于人本性上是自由的這個概念或知識,乃是人對于他自身的知識,這卻并不古老。

上述黑格爾的第三個結論及其延伸性的解讀,有很多值得玩味之處。就其結論而言,黑格爾要求我們不要做思想上的懶漢,我們自己時代的問題要通過自己的理性思維去加以解決,不要指望古人那裡有現成的答案。就其延伸性的解讀,如對“自由”觀念發展史的解讀而言,的确為哲學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範例。一些哲學概念出現比較早,但其概念的具體内含是不一樣的。現代人所擁有的自由觀念,尤其是将自由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基意義的自由觀念,在傳統的哲學裡是找不到的。黑格爾以自由思想史綱的形式勾勒出“自由”觀念在西方哲學史上的演進曆史進程,高度肯定了基督教教義對“自由”觀念深化的意義,但仍然沒有拔高基督教教義對現代“自由”觀念的作用。這些延伸性的說明,對于我們今日的觀念史、範疇史的研究,均提供了頗有借鑒意義的方法。不過,在哲學史的研究過程中,我們也不能忽視古人的哲學智慧對于我們的啟示。那些未能充分發展而又包含着深刻洞見的思想觀念,經過時代問題意識的激發,恰恰可以成為新的時代裡有價值的思想酵母。如中國傳統哲學中“仁”的概念與觀念,道家的“自然”概念等。因此,對于古代思想觀念的價值,我們并不完全同意黑格爾的觀點。

上述黑格爾關于哲學與哲學史關系的四條原則與三點結論,我們并沒有必要全盤接受,甚至可以對其展開讨論與批判,對于哲學與哲學史的關系做出新的論述。但從上述相對完整、扼要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一些從事分析哲學研究的學者對于黑格爾有關哲學與哲學史的認識,運用形式化的語言簡單表述為“哲學史就是哲學”或“哲學就是哲學史”,進而否認哲學史對于哲學家研究的重要性,甚至直接否定哲學史與哲學的關系,實際上與黑格爾本人對于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認識并沒有太直接的關系。特别是那種将“哲學”看作是一自足的概念而沒有曆史發展過程的觀點,由此從特定的“哲學觀”出發,将“哲學”與“哲學史”對立起來的極端性觀點,更不足取。不過,上述這些簡單化的、甚至漫畫式的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表達式,倒也重新提醒人們重新回到黑格爾的哲學文本之中,讓人們對于此問題通俗化、簡單化的表述有一個正确的認識。

在闡述此一觀點之前,我們有必要重申一下關于哲學史的兩種認識,一種是黑格爾式的哲學史觀,将哲學史看作是哲學的展開,因而曆史上出現的各種哲學觀點,都是哲學自身發展的一個邏輯環節。這是一種系統的哲學史觀。另一種哲學史觀則将曆史上的哲學思想看作是過去發生的一些思想現象,而哲學史研究即是對這些已有的哲學家思想進行一種“曆史重構”,或者說是一種曆史還原,其目的是将曆史上出現的哲學思想的真實意思與面貌揭示出來。而這些前後出現的哲學思想之間未必如黑格爾所設想的那樣,有一種邏輯上的次第關系。這種哲學史觀大體上是分析哲學研究者有關哲學史研究工作性質的認識。

在我們看來,哲學的曆史展開過程,雖然未必像黑格爾所設想的那樣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展開,但曆史上出現的一些重要的哲學思想觀念,大體上還是有前後之間的邏輯聯系。相同的哲學概念,後出現的總比它先前出現的概念内涵要豐富、飽滿。而後出現的哲學體系也往往包含了先前哲學體系的一些主要哲學原則。哲學史研究過程中的“曆史重構”工作雖然不是從時間與邏輯展開的角度來研究觀念的發展史,但如果真能将曆史上一個個哲學家的思想原貌揭示出來,也非常有助于後來者更準确地認識哲學的曆史與邏輯的發展進程,盡管分析哲學研究者并不喜歡這樣看問題。就筆者本人的觀點來看,哲學觀念的“曆史重構”工作與哲學發展的曆史與邏輯進程研究之間并不一定是矛盾的,而是可以兼容的。我們提倡即“即學史講哲學”,按照馮友蘭先生的觀點來看,就是接着前賢的哲學問題與觀念往下講。而我們不用“接着講”的說法,主要是強調依托整個哲學史提供的思想經驗來從事哲學創造的工作,并不強調經驗時間上的直接對接或鍊接關系。而“即哲學史”之“即”字,有“依托”“順着”哲學史展開的意思。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哲學理論既可以按照邏輯的次第展開,也可以在經驗的時間裡依照前後的次序加以發展。後來者的哲學在吸收了前人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可以将前賢哲學思想的主要原則降低為自己哲學理論體系的一個有機環節,讓哲學理論朝着更加豐滿、更加豐富的方向發展。

筆者提出的“即哲學史講哲學”的命題,并不隻是局限于哲學史的文本诠釋來從事哲學的創新工作,其更為具體、深入的表述應當是,通過對哲學史上重要範疇、問題的梳理與解釋,結合當前社會實踐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從哲學的角度給出新的解釋或提供新的思想方案。對于這樣一種哲學研究與創作的方法,筆者稱之為“即哲學史講哲學”。這一方法與以往中國哲學界提出的“照着講”與“接着講”的兩種方法相比,更接近于“接着講”的方法。與當前中國哲學界有些人提出的“講自己”的方法也不矛盾,當然與分析哲學研究者提出的理性分析方式也不矛盾。不過,與“接着講”的具體說法不盡相同的是,我們不一定僅僅依托中國哲學史的問題或中國社會提出的問題,而是放眼世界哲學問題,當前主要是放眼西方哲學傳統,特别是現當代西方哲學傳統提出的哲學問題,來展開當代中國哲學的研究與創作。

當代中國仍然處在古今中西之争的交彙點上,中國的現代哲學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對此問題給出了自己的曆史回答。當代中國哲學家中,也有一些接着現代哲學家提出的問題給出了新的回答,如馮契對金嶽霖的哲學問題——“以得之經驗之道還治經驗”的知識何以可能的哲學問題,從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實踐論角度給出了新的回答,指出“知識”不僅是可能的,還進一步提出了“由知識到智慧”的“轉識成智”問題,将金嶽霖狹義的認識論發展成“廣義的認識論”。陳來則以“仁學本體論”回應了馮友蘭的理本論和李澤厚的“情本體論”的問題。還有像張世英、楊國榮等人,分别以“橫向超越”“具體形而上學”的新哲學理論,回應西方哲學幾千年來的形而上學問題,尤其是針對西方後現代主義取消形而上學的哲學主張,在綜合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資源,吸收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哲學基礎上,重建了哲學的形而上學。至于張立文,則是在中國傳統“貴和”、重視“天人合一”的思想傳統基礎之上,嘗試創立當代的“和合學”這一中國化的哲學理論體系。筆者認為,上述這些哲學新理論均體現了“即哲學史講哲學”的現實形态。從哲學理論體系的内在自洽性的角度來說,這些哲學理論是否包含真理的内容,能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那是另外一回事。哲學理論的創立與人類其他的科學研究活動一樣,既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敗的。檢驗的标準當然是長期的社會實踐對這些理論的接受程度。但是,即使是一些并不成功的哲學理論,作為一種哲學研究與創作的方法,也具有思想的啟迪意義,有時可以作為反面的思維陷阱,讓我們避免一些思想的過失。“即哲學史講哲學”,其主要意思是依托更加寬廣的世界哲學史的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來建構當代中國的哲學理論形态。

就筆者本人目前的哲學研究與創作而言,還不敢奢談自己的哲學。但在具體的哲學史研究過程中,也嘗試講出哲學史中的真正“哲學”,而不再是對個别思想家的思想重構。具體而言,在明清哲學研究的過程中,參照現代西方哲學的實證主義與語言哲學的思路,将清代哲學的方法論提升到一種“人文實證主義”方法論的高度,試圖從哲學方法論的高度來考察清代經學考據學與曆史考據學中蘊涵的曆史還原主義方法,并從哲學的統合角度将其提升為一種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由于清代的考據學主要是人文學的,而非自然科學的,故将其視為人文學的實證主義方法,簡稱為“人文實證主義”方法。另外,筆者曾依托中國傳統哲學“通”的概念與觀念,結合當代世界互聯網的現實狀态,嘗試建立以“通”為形上學的哲學形上學,以此來推進傳統哲學以“道”為形上學的理論建構。目前,此項工作還在嘗試的過程之中。舉出上述幾個例子旨在說明,哲學史的研究可以不采取“曆史重構”的方式展開,亦不需要重複前人講過的話,而是可以通過對哲學史上諸問題的澄清或批評,激發研究者的思考,從而推進哲學研究與哲學創作。

筆者的基本結論是: (1)雖然多元的哲學史研究不等于哲學研究,但也沒有必要把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對立起來。(2)哲學史是研究哲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這是由于哲學學科涉及的問題具有廣泛性,有些哲學問題是由其他科學如數學、邏輯等引發的,在現代社會主要由物理學、生物學所引起的,還有些哲學問題主要是由巨大的政治運動、宗教運動引起的。(3)依托哲學史研究而展開哲學研究和哲學創作,是一條可行的道路或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它不排斥哲學研究和哲學創作的其他方法,如依據哲學概念的邏輯展開的方式。(4)作為人類精神經驗現象之一的哲學思想及其發展曆史,簡捷地說即哲學與哲學史的關系,合理的說法是相互定義的。如果從純粹的邏輯角度看,認為先有哲學然後才有哲學的曆史的說法,類似于先有雞還是有雞蛋的問題一樣。哲學思想作為人類的精神現象之一,是從非哲學的思想類型中逐漸産生的。早期的哲學思想與原始宗教、政治等門類的思想是結合在一起的。哲學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問是後起的事情。沒有一個先驗的、絕對的“哲學”存在于人類的精神發展史的過程之中。對此,黑格爾十分正确地說道:“哲學作為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思維和認識,無論是怎樣先驗的東西,本質上卻也是一種産物”,而“一個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須達到某種階段,一般地才會有哲學”。(5)筆者認為,黑格爾關于哲學史與哲學關系的論述,全面而完整的理解應當是:哲學這門知識或學問類型是由哲學史這門學科建構起來的。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其一,是通過哲學史的研究,讓哲學概念得以真正地建立起來。如黑格爾說:“哲學有這樣一種特性,即它的概念隻在表面上形成它的開端,隻有對于這門科學的整個研究才是它的概念的證明,我們甚至可以說,才是它的概念的發現,而這概念本質上乃是哲學研究的整個過程的結果。”而哲學史恰恰是關于哲學這門科學的整個過程研究的學問,它不僅面向曆史,也面向未來。其二,是哲學史這門學科通過将“哲學”知識類型實體化,進而因為實體化而獲得主體化的資格,使得自己的學科得以與自然史、科學史、藝術史等學科分别開來。從這一角度說,作為知識類型之一的“哲學”賦予了哲學史以實體和主體的雙重特性。

希望所有的哲學史著作都能體現寫作者自己的哲學,但哲學的研究與創作既可以沿着人類哲學史的大道向前邁進,也可以結合時代要求從事純粹的哲學思考,以邏輯的方式來展開哲學的論證。但從事哲學思考的理性思維能力與邏輯分析能力,仍然是由哲學史所提供的。因此,我們強調哲學史的學習與研究是我們從事哲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每位哲學家都需要必要的哲學史訓練,但不必成為哲學史專家。哲學家除了要有基本的必備的哲學史訓練之外,還需要有更多的科學與文學藝術的素養,但要想成為哲學家,哲學史的基本訓練是必需的。我們不否定從事“曆史重構”式的哲學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因為這種哲學史研究可以拓展我們關于哲學的“知識視野”與“思想視野”。但哲學研究如果追求一種理論的創新,我們更傾向于從哲學發展的動态過程來考察哲學觀念的發展史,對前賢的思想得失進行辨證與批評,并結合時代需要創造新的哲學理論。因此,筆者主張“即哲學史講哲學”,即通過對曆史上諸哲學家和哲學體系的研究、學習,分析其理論的得失,提升我們的哲學理論思維水平,結合時代的需要,并根據哲學思想自身的邏輯要求,創造新的哲學體系。

作者：吳根友，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

原文載于：《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