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羅莎·盧森堡繼承了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及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傳統,通過考察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積累的特點及其與全球資本危機之間的關系,創立了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解答帝國主義時代的新問題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曆史辯證法形态。這一辯證法從資本積累的高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的内在機制,對我們認識和分析2007—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及之後的世界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也要求我們聯系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曆史的新變化,創造21世紀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這一新的曆史辯證法就是,以資本積累為主線,在曆史、理論和現實的結合上考察一個世紀以來的壟斷與反壟斷、霸權與反霸權、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鬥争,建構起洞見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論框架。在這個新的曆史辯證法的建構上,中國道路是一個十分典型的經驗原型。

關鍵詞：

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 羅莎·盧森堡 資本積累論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 人類命運共同體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在20世紀90年代剛剛建立起來的對資本主義的信念,迫使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于是,自2009年開始,人們不再熱衷于在“全球化”背景中讨論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轉而在“金融危機”背景中讨論資本主義的危機問題。這一問題的研究轉向表明,人們不再相信以世界市場為核心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建立其上的國際新秩序會給人類帶來光明的前景和預期的效益,而質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逐漸建立起來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在這裡,人們面臨20世紀初世界曆史變革中出現的同樣問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是從哪裡産生出來的?危機是偶然事件引發,還是資本主義内在矛盾的爆發?這恰恰是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所研究的問題。羅莎·盧森堡繼承了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及其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傳統,通過考察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積累的特點及其與全球資本危機之間的關系,創造了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這個辯證法對于我們認識和分析2007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及未來的世界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進而有助于探究中國和世界的21世紀發展前景,創造适合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新思維。

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即它“不崇拜任何東西”, 堅決地否定那些過時的、不合理的東西,昭示具有曆史合理性的東西;二是它的曆史性,即它有着現實的曆史内容,這就是,立足于現代社會的高度考察人類曆史,揭示資本主義産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論證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必然性。由于這兩個特點,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必然随着資本主義的變化和無産階級革命的發展而不斷發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到壟斷階段,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全球資本主義是走向繁榮,還是自我崩潰?當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圍繞着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讨論,從中産生了曆史辯證法的三種形态,羅莎·盧森堡建構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就是這三種曆史辯證法形态中的一種。因此,探讨羅莎·盧森堡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揭示其中的哲學内涵及其方法論意義,就必須對當時各派的觀點及其理論框架進行梳理和分析。

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性質,通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觀點。該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有着巨大的創造力,關鍵在于人們如何運用它,全球資本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創造力的一種運用,能夠給各個國家帶來巨大的利益。這是自由主義者經常向人們作出的承諾。從這一觀點出發,這些理論家們把全球資本主義看作一個不斷發展的體系,主張全球經濟開放、世界市場、國際貿易、投資和移民自由。當然,面對資本主義的災難性危機,這些理論家們也會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抨擊,指責資本主義制度不公正、不正義,但這些指責都是道義上的,并未觸及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在他們看來,危機是人們運用資本主義創造力不當造成的,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所緻,因此,隻要在政策上稍加調整,便可以克服和消除危機。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這種觀點把全球資本主義看作一個自我崩潰的體系,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内在矛盾的轉移或外化,但這并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曆史命運,即在連續不斷地、越來越廣泛而深重的危機中摧毀自己的生存基礎,最後走向滅亡。因此,對于這個體系重要的不是道義上的譴責,而在于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崩潰、自我滅亡的規律。該觀點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

但是,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内部,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理解是十分複雜的。這種複雜性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對帝國主義的不同理解,而這種理解又與他們對待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及支持這一理論的曆史辯證法的态度緊密相關。從總體上看,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内部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大緻可分為三種,也相應地形成了三種不同形态的曆史辯證法。

第一種理解是第二國際内部以鮑威爾、考茨基為代表的理論家們的觀點。該觀點強調帝國主義是一種政策和策略,并非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帝國主義的出現沒有曆史的必然性。這實際上否定了帝國主義階段的特殊性。基于這一理解,這些理論家不去研究帝國主義階段的特殊規律,不是從全球資本結構變化角度來思考當時資本主義發生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而是片面地理解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認為資本主義的危機不過是由消費不足引起的,隻要通過調節回到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中,危機就自行解決了。所以,他們強調:“根本就沒有問題需要解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的說明是對積累的一種完美無缺的解釋;那裡的模式結論般地證明了資本能夠迅速增殖,生産能夠擴大,如果世界上隻有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而無其他生産方式的話;它就是它自己的市場”。 從表面上看,這種觀點是堅持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實際上背棄了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即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的自我否定的過程,從而也背離了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的哲學基礎——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滑到機械唯物論那裡去了。這種觀點受到了當時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派嚴厲批評,被稱為“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和哲學上的機械唯物主義”。列甯和羅莎·盧森堡就是當時批判這些機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骁将。此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鼻祖柯爾施、葛蘭西、盧卡奇把第二國際的哲學定義為庸俗唯物主義、機械唯物主義,也是源于此。

盡管鮑威爾、考茨基等人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和對馬克思的曆史辯證法的解釋受到了嚴厲批評,但他們提出的理論問題卻是不可忽視的。這就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性質是一個與資本積累相關的問題,人們對資本積累機能的理解決定了人們對全球資本主義性質的基本判斷。如果把資本積累的内在調節機能看作資本積累的本質方面,肯定資本積累是可以無限制的擴大,可以不斷地進行下去,那麼,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全球資本主義是一個發展的體系。反之,如果把資本積累的缺失機能看作是資本積累的本質方面,認為資本積累隻能在連續不斷的、不斷加重的危機中行進,而這種行進又是有限度的,當它到達一定的曆史階段,必然變得不可能了,那麼得出的結論必然是:全球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崩潰的體系。這個問題的提出,使資本積累成為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列甯和羅莎·盧森堡同是堅持後一種觀點,但由于所處的國度不同、面臨的問題不同,他們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作了不同的說明,進而創造了兩種不同的曆史辯證法。

列甯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說明,代表了經濟、政治和文化落後的東方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觀點。列甯肯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它的産生有着内在的經濟必然性。這主要體現在經濟形式上的兩大變化:一是壟斷資本組織的出現,資本壟斷代替自由資本而成為帝國主義時代的主要經濟形式之一;二是銀行資本從工業資本中分離出來,成為金融資本,主導着帝國主義經濟的發展。列甯認為,這兩種經濟形式的出現絕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表現,而恰恰是資本主義衰落的表現,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内部矛盾激化的結果;帝國主義的出現意味着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沖突、國際間的不平等加劇。由此,他把帝國主義定義為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的出現标志着資本主義的崩潰和無産階級革命時刻到來。所以,他作出“帝國主義是無産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 論斷。基于這一理解,列甯把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國家和無産階級革命問題上,創造了無産階級革命的辯證法。他的《國家與革命》就是對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理論和無産階級革命的辯證法的系統闡發。由于十月革命的勝利,列甯的帝國主義理論和他所創造的無産階級革命辯證法得到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普遍認同,從而成為了這一時期世界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念,也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者分析帝國主義經濟和世界大戰的理論框架。

與列甯不同,羅莎·盧森堡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的說明則代表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發達的西方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觀點。在羅莎·盧森堡看來,帝國主義雖然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但并不意味着資本主義瀕臨崩潰,就其現階段而言,帝國主義化解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延長了資本主義的壽命。據此,她指出:“帝國主義是一個政治名詞,用來表達在争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的競争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的……帝國主義雖是延長資本主義壽命的曆史方法,它也是帶領資本主義走向迅速結束的一個可靠手段。這并不是說,資本主義實際上必然達到這個頂點,隻是進入帝國主義的傾向本身即已表現各種形态,這些形态将使資本主義最後階段成為一個災難的時期。這一定義的核心問題是:帝國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形态,它是如何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的?它延長資本主義壽命的方式是什麼?這種方式為什麼不能徹底化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反而會帶領資本主義走向快速崩潰?毫無疑問,這些問題都是有關帝國主義經濟本身的問題,隻能通過探究帝國主義的經濟規律來解決。從這一理解出發,在論證帝國主義必然滅亡問題上,羅莎·盧森堡以資本積累為主題,研究并創造了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遺憾的是,由于德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失敗,羅莎·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和她所創造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不僅不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所接受,而且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

羅莎·盧森堡及其《資本積累論》一書一出版,就遭到了來自社會民主黨内理論家的批評和否定。對此,羅莎·盧森堡撰寫了《資本積累——一個反批判》一書進行了辯解,同時對那些誤解她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羅莎·盧森堡反複強調,她的資本積累圖式是一個哲學概念,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它所要解決的是帝國主義的曆史規律和世界曆史圖景的問題,而不是具體的經濟學的計算公式問題;批評家們不能理解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否定帝國主義産生的曆史必然性、不懂得馬克思的辯證法。羅莎·盧森堡的這一辯解當然沒有說服當時的批評者,但它卻被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所接受了。沃勒斯坦認為,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所使用的“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術語使她的研究陷入了混亂,但是“她的視野是完美的”。自此,羅莎·盧森堡的“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術語被“中心”和“邊緣”術語所代替,而她提出的世界曆史的二元對立結構卻成為了人們研究全球資本主義問題的理論框架。沃勒斯坦對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的評論和改造,揭示了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的哲學意蘊及其在當代的方法論意義。

從上述馬克思主義陣營内部對帝國主義三種不同理解及相應的曆史辯證法形态的比較分析中,我們可以概括出羅莎·盧森堡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的兩個基本特征。

第一,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是對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積累規律和曆史趨勢的有力說明,有着十分現實的内容和具體的規定性。這正是“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區别于鮑威爾、考茨基的“曆史辯證法”的地方。鮑威爾、考茨基否定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曆史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實際上也就否定了帝國主義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加以考察的意義。在他們看來,沒有資本主義的特殊,隻有資本主義的一般,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也具有普遍适用性,既能說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由個體資本家所進行的資本積累,也能說明帝國主義時代由總體資本家所進行的資本積累;既能用于分析自由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主義國内危機,也能用于分析帝國主義條件下的世界性危機。從哲學思維的高度看,這種觀點就是隻講一般、抽象,而不講個别、具體。這種思維方式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思辨哲學的思維結構。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指出,黑格爾思辨哲學的基本的思維結構,就是隻講一般,不講特殊;隻講抽象,不講具體。這種思維結構的最大弊端,就是使人的認識陷入了思辨的虛構,而不能抓住現實,不能把握對象的具體的内容和個性特征,因此, “用這種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豐富的規定的”。舉例說, “如果有一位礦物學家,他的全部學問僅限于說一切礦物實際上都是‘礦物’,那末,這位礦物學家不過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礦物學家而已。這位思辨的礦物學家看到任何一種礦物都說,這是‘礦物’,而他的學問就是天下有多少種礦物就說多少遍‘礦物’這個詞。”鮑威爾、考茨基所講的“曆史辯證法”,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這種思辨方法,因而它在本質上是反曆史辯證法的。這也正是羅莎·盧森堡、列甯及以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把他們的“曆史辯證法”冠之以機械唯物主義的原因。與之不同,羅莎·盧森堡強調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曆史進程中一個必然出現的階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必須把帝國主義作為一個特殊的對象加以研究,為此她給《資本積累論》的書名增加了副标題:“對帝國主義經濟學的一種解釋”,旨在強調《資本積累論》不是研究“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研究“特殊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上的資本主義,亦即“全球資本主義”。這樣,羅莎·盧森堡通過對象邊界的界定摒棄了思辨的思維結構,進到了馬克思所主張的具體的思維結構。正是由于采取了具體的思維結構,她才能夠抓住馬克思資本主義理論的精髓——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思想,進而剖析帝國主義的經濟現象,創造出屬于她那個時代的自我否定的辯證法。

第二,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是馬克思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的繼承和發展。從總體上看,馬克思的辯證法是由兩個部分構成:一是無産階級革命的辯證法,這是馬克思在指導第一國際鬥争的實踐中、在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經驗中概括出來的;二是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這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高成就。馬克思的辯證法這兩個部分在列甯和羅莎·盧森堡那裡得到了發展。盧卡奇曾經準确地将這兩種辯證法概括為:“列甯的問題史就成為19世紀歐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而羅莎·盧森堡的文獻史表述則發展成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生存和擴展而鬥争的曆史。”他對這兩種辯證法理論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稱贊它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再生。面對帝國主義戰争和危機,羅莎·盧森堡之所以采取不同于列甯的研究路徑,創造了不同的曆史辯證法,歸根到底,是由她與列甯所處的環境和面對的問題不同決定的。列甯處在具有東方社會特點的俄國,看到的是帝國主義戰争造成的世界曆史發展不平衡性,并從中看到了東方民族崛起的機遇。他認為,東方社會要改變自己的被動地位,變成世界曆史的能動性方面,隻能通過無産階級革命的方式。這樣,列甯就把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放在革命的平台上加以思考,從而發展了馬克思的革命的辯證法。與列甯不同,羅莎·盧森堡雖然出生于波蘭,是波蘭的猶太後裔,但她主要戰鬥在德國,是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當中批判伯恩施坦的主将,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必然要受到她所批判的對象的制約。當時,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哲學觀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否定馬克思有關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的思想;二是否定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主張從生産關系的适應性來探讨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伯恩施坦提出,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信用制度的建立、電報等通訊技術的發展、工會組織的建立等,都增強了資本主義的适應性,證明資本主義不會出現危機,馬克思的“崩潰論”已經過時了。為了從理論上駁斥伯恩施坦,羅莎·盧森堡把研究重心放在曆史規律層面,力圖通過對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本質的研究來證明馬克思“崩潰論”的有效性,從而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

概括上述兩個特點,羅莎·盧森堡創造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與馬克思創造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是一脈相承的,它繼承了馬克思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的内在精神,又将馬克思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擴展到對帝國主義經濟的考察,解答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面臨的時代課題,有力地回擊了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對馬克思學說的歪曲和否定。

羅莎·盧森堡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是馬克思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的繼承和發展,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必須從馬克思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講起。首先要講清楚馬克思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内容及其遺留的工作,繼而要講清楚羅莎·盧森堡是如何評價馬克思遺留下來的工作,她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的區分何在?隻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進入羅莎·盧森堡的話語體系,準确把握其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思想及其理論創新點。

所謂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就是資本積累的自我否定性及其走向滅亡的曆史趨勢。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資本積累就是價值增殖的過程,它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産的真正目的,因而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問題。正是這樣,馬克思對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闡發,集中在對資本積累的本質及其曆史趨勢的研究之中。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不同于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根本特點,就在于它是社會性的生産。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社會性,決定了資本積累具有雙重的否定性:一重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對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否定性。這重否定的内容是資本對其自然前提的否定。因為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無論采取什麼樣的形式,都是自然經濟形态,而自然經濟與資本的社會性是不相容的,資本隻有通過暴力的形式殲滅自然經濟,才能獲得自身的社會性,從而開始資本主義的生産過程。馬克思把這個過程稱為資本的原始積累;一重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創造的社會化的勞動形式與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不相容而導緻了對資本主義自身的否定。這雙重的否定就構成了人類社會從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到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再到社會主義的生産方式的過程。馬克思把資本的這一否定過程描述為:“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産方式的桎梏。生産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産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産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這裡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指的是社會所有制基礎上的個人的自由的勞動,即社會主義的生産方式。在這裡,馬克思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資本的自我否定不是資本主義無限向上發展的過程,而是不斷向下衰落的過程,直到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走向終結,代之而起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孕育出來的社會主義生産方式。馬克思強調,從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進到社會主義的生産方式,無産階級革命是一個必要的因素,但是,這個因素的積極的、有效的作用,隻有在資本主義經濟發生普遍性危機時才能完全發揮出來。既然如此,要論證無産階級革命的曆史必然性,說明資本的自我否定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資本主義不斷衰落的曆史趨勢,就必須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問題,從理論上闡明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哪個環節中産生出來的?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積累的核心問題,也是令馬克思最苦惱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令人苦惱的難題,馬克思把資本積累的理論研究與對資本主義現實危機的經驗分析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在1857年12月18日緻恩格斯的信中描述了他是如何開展這兩項工作的研究的:“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點鐘。工作是雙重的: (1)寫完政治經濟學原理。(這項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衆認清事物的實質,也可以使我自己擺脫這個讨厭的東西。) (2)當前的危機。關于危機,除了給《論壇報》寫的文章外,我隻是做做筆記,但是花費的時間卻很多。我想,到春天,我們可以合寫一本關于這個問題的小冊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國公衆:我們還在,還和過去一樣。我備了三大本筆記簿——英國、德國、法國。至于美國,全部材料《論壇報》上都有。這些材料可以以後整理。” 這裡所說的“寫完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工作,指的是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集中研究了資本積累的問題;這裡所說的“當前的危機”工作,指的是1857年在歐美和亞洲國家發生的世界經濟危機。馬克思并不把這兩項工作合并為同一件事,而強調它們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是有道理的。因為這裡存在着一個如何看待危機與資本積累的關系問題,即是從哲學的高度來看待兩者的關系,說明危機是資本積累的一個内在環節,還是從經濟現象的層面看待兩者的關系,把危機看作是某種外在因素引起的偶然現象。資産階級經濟學家從後一個角度看待危機與資本積累的關系問題,所以,他們即使從危機中發現了資本積累的内在矛盾,并預言“這些矛盾必然導緻資本的毀滅”,也不想通過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這個矛盾,而是“想通過習慣、法律等等從外部給生産設置限制”。 與之不同,馬克思是從哲學的高度來研究危機的本質,把危機看作是資本主義規律的一個内在要素或環節。按照這一思路,馬克思一方面研究資本的特性,提出了“資本界限”這個概念,說明資本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體系;另一方面分析了1857年的經濟危機,從理論上說明資本“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潰”的根源。

馬克思提出“資本界限”這個概念,正是為了揭示資本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的必然趨勢。這裡的“界限”一詞,就是含有否定意義的限制。這種否定意義的限制的内容和意義因資本的價值增殖在不同階段的特點而發生變化,因而是不确定的。盡管如此,馬克思還是從資本的價值增殖兩個必要環節分析了這些限制的内容和意義。馬克思認為,在資本的價值增殖的生産階段,即産品價值的生産過程内,限制指的是“生産過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為前提,部分地被産生出來的界限”;在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流通階段,即生産出來的産品的價值實現階段,限制指的是消費需求、消費能力、貨币的量及剩餘産品的實現等。馬克思把這些限制概括為三點:“ (a)資本作為生産出來的産品會遇到現有消費量或消費能力的限制”; “ (b)作為新價值和價值本身,産品看來會遇到現有等價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貨币量的限制,但不是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币,而是作為貨币的貨币”; (c) “全部産品必須轉化為貨币”的限制。馬克思強調,這些所有的限制都是資本的内在矛盾的存在,肯定這些矛盾的存在,是考察資本的自我否定及其曆史趨勢的前提。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提出了資本與這些限制之間的相互否定關系:一方面是資本對這些限制的克服與超越,這種否定的結果是,資本“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産力、擴大需要、使生産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為資本價值增殖,從而為生産力的發展掃除了障礙。這是資本的積極本質。另一方面是資本不能克服和超越這些限制,而是被這些限制所否定。這種否定的結果是,生産過剩、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在這裡,資本成為了生産的限制,成為生産力發展的桎梏。這是資本的消極本質,體現了“資本具有限制生産力的趨勢”。馬克思正是從後一種否定關系來探究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他提出的問題是:資本的價值增殖的阻礙究竟是在哪個環節發生的?為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馬克思考察了資本生産環節所遇到的限制以及資本流通環節所遇到的限制。由此,馬克思得到的結論是:“普遍生産過剩所以會發生,并不是因為應由工人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或者說,不是因為應由資本家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而是因為這兩種商品生産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确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殖來說過多。”這樣,馬克思就把研究資本主義危機根源的重心,放在消費與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确比例問題上。那麼,消費與價值增殖之間應該如何保持正确的比例呢?在探究這個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生産和消費兩大部類比例關系的圖式,但是,馬克思并不滿足于這種邏輯的說明,而是深入到資本積累的曆史層面,探究資本能否創造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确比例,它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創造這種比例關系。在對這個問題的探究中,馬克思發現,資本要創造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正确的比例,就必須通過“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範圍”來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在這裡,不斷擴大的流通範圍和日益增多的消費需求就成為資本的限制,如果資本能夠克服和超越這個限制,能夠創造一個不斷擴大的流通範圍,即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和日益增多的消費需求,那麼,資本積累就能夠順利進行,資本的價值增殖就能夠實現;反之,資本若不能克服和超越這個限制,世界市場不能擴大、消費需求日益萎縮,那麼,資本積累就受到阻礙而處于停滞狀态,剩餘産品的價值就不能實現,這就意味着消費與價值增殖之間的比例失衡、普遍生産過剩。這就是資本面臨的現實的現代危機。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構成羅莎·盧森堡研究帝國主義經濟的理論起點。

羅莎·盧森堡充分肯定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的基本圖式,強調它對于分析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有效性。她指出:“馬克思關于危機形成的圖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提出的圖式,之所以适用于迄今為止的危機,隻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切危機的内在結構和它們的深刻的一般原因。”基于這一肯定,她像馬克思那樣,也從資本主義危機的向度研究資本積累問題,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危機是由資本積累決定的,危機隻是“積累的特殊的外部現象,隻是在資本主義再生産的周期性形态中的一個要素而已”。 如果我們把羅莎·盧森堡的分析與馬克思的分析作一個對比,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問題上,羅莎·盧森堡與馬克思的觀點是根本一緻的。

當然,羅莎·盧森堡與馬克思也存在諸多不同。從表層上看,這些不同是他們建構的資本積累圖式不同,而在深層上,則是研究的問題不同。馬克思研究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 這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部運動,因此要求把一切與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無關的因素都抽象掉,設定有一個隻有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純粹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設定基礎上的。與之不同,羅莎·盧森堡研究的問題是:在世界上存在着廣大的非資本主義國家的環境下,資本主義是如何建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有的問題。這已經不再僅僅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部關系和内部運動的問題,而是不同生産方式之間,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地說,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與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之間的關系、資本主義國家與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總之,這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建構問題。既然研究的問題不同,那麼,研究的理論框架當然也就不同。但這并不意味着這兩種資本積累圖式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相反,它們是相互銜接、相互補充的。按照羅莎·盧森堡的說法,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揭示了“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的内在矛盾和危機的根源,而她的資本積累圖式隻是補充了資本主義“過渡時期的特征”, 即帝國主義的内在矛盾和危機根源。因此,從資本主義變化的角度看,這兩個資本積累圖式分别揭示了資本主義“晚期危機”和“早期危機”的特征,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最終結局,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并不否定或排斥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隻是補上了資本主義走向它的終結點進程中的帝國主義這個曆史環節。正是這樣,羅莎·盧森堡在“批評”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時,從來不用“錯誤”這個詞,而是強調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不能解釋這樣一些現象:“資本主義生産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産資料,并從非資本主義國家中找到購買者”、“由美國南北戰争時植棉中斷的結果所惹起的英國棉花的危機,或俄土戰争時農奴制俄國亞麻輸出中斷的結果所惹起的歐洲麻織業的危機”、“為要養活歐洲工業勞動者大衆(即可變資本的要素) ,輸入農民用非資本主義方法所生産的谷物在當時所起的重要作用”, 等等。而她要解釋這些現象,就隻能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與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資本主義國家與非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這個前提出發了。從這個角度看,對于羅莎·盧森堡“批評”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與其說是在“批評”馬克思,不如說是在清理和确立自己研究的問題。這正是德國官方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沒有看到,更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們隻能在表層上談論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圖式與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之間的差别,把資本積累圖式的“錯誤”歸于“數學公式”的計算問題。相比之下,羅莎·盧森堡對馬克思資本積累圖式的理解則要深刻得多。這種深刻性就在于她穿透了帝國主義的經濟現象,抓住了馬克思資本積累圖式本質的東西,即其中的哲學思想。

由于将研究的問題轉變成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建構問題,羅莎·盧森堡對資本主義的危機也作了新的闡釋。她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克服自身經濟危機的一種手段,但是,帝國主義并不能根除資本主義的危機,隻能通過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内部危機轉移到非資本主義國家的方式來緩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在這種危機的轉移中,資本主義國家的内部危機是暫時緩和了,但全球經濟危機卻出現了。由全球資本主義的構成所決定,全球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内部危機有着質的區别。資本主義國家的内部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産和消費比例失調造成的,它所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而全球經濟危機則是全球經濟秩序斷裂造成的,它所體現的是資本主義國家與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據此,羅莎·盧森堡提出了資本積累圖式:“資本主義是第一個具有傳播力的經濟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驅逐其他一切經濟形态,以及不容許敵對形态與自己并存的傾向。但是,同時它也是第一個自己不能單獨存在的經濟形态,它需要其他經濟形态作為傳導體和滋生的場所。雖然它力求變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變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趨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潰,因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為世界普遍的生産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資本主義本身是一個矛盾,它的積累運動帶來了沖突的解決,但同時,也加重了沖突。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除了實行社會主義外,沒有其他的出路,而社會主義的目的不是積累,而是以發展全球生産力,來滿足勞動人民的需要。因此,我們看到,社會主義由于它本身的特質,是一個和諧的、普遍的經濟形态。”這個圖式的最突出的特點,也是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理論最富有創造性的内容,就是把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态納入資本積累的結構之中,将資本積累看作是由資本主義經濟形态和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态共同構成。在這個結構中,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決定資本積累的運動方向,但它又依賴于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态,要把非資本主義國家的存在作為自己生存的條件;東方前資本主義國家作為資本積累的市場而從屬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成為國際資本、政治的一個有機部分,但由于它是資本積累的傳導體和滋生的場所,是資本積累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因而又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具有反作用。這種反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以民族解放運動的形式反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統治,争取自身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第二個方面是以其作為資本主義生存環境的限度來制約資本積累。這兩種反作用對于資本積累的意義是不一樣的。前者是以革命的方式阻止資本積累,改變資本積累的方向,它體現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世界曆史進程中的曆史主動性;後者是以資本主義自動崩潰的方式終結資本積累,決定了資本積累的曆史趨勢,它所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運動。這裡所說的資本主義的内在矛盾,不是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而是資本主義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經濟形态既不能容忍又不得不依賴于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态的存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就是這一内在矛盾的展開:一方面,資本主義受資本積累的内在驅使,必然走向全世界,遏制或驅逐一切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态,從而把自己變成普遍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為了不斷地擴大資本積累,又不得不依賴于非資本主義經濟形态,這又使它不能成為世界普遍的生産方式。由于這一内在矛盾,資本積累的每一次擴張都必然改變它賴以生存的非資本主義的曆史環境,而每一次非資本主義的曆史環境的改變又都是在挑戰或摧毀資本主義生存的基礎和現實條件。由此決定,資本積累的曆史趨勢不是無止境地增長和擴大,而是日趨縮小和衰落的,直到最後滅亡,被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态所取代。羅莎·盧森堡這一圖式所得出的結論與馬克思論述資本積累時得出的結論是一緻的,不同的是,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在内容上補上了整個資本主義進程中的帝國主義這個曆史環節。

進而,羅莎·盧森堡考察了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的内在機制。她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在把本國的内部危機轉變成世界危機的過程中,有三個因素決定了世界危機必然發生:第一個因素是外部市場的限制。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積累的主要形式是向非資本主義國家滲透,到非資本主義國家中去尋找“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去建立資本積累實現所需要的市場,但這個市場是有限的,于是,為了争奪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宗主國之間開展了争奪殖民地的競争,直到爆發世界大戰,于是,經濟危機伴随着政治危機就成為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第一種形式;第二個因素是非資本主義自然經濟形式的抵抗。資本積累需要到非資本主義國家去尋找“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但非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自動地成為“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如果說它是“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這隻是在潛在的意義上而不是在現實的意義上而言的,非資本主義國家要成為現實的“對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必須經曆一個資本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資本積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來自非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形式的各種抵抗,而資本主義國家也會用暴力的或和平的方式摧毀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經濟形式,迫使其走上商品經濟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資本積累通常是通過民族戰争的形式完成的,于是,經濟危機伴随着民族沖突就成為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第二種形式;第三個因素是地球上有限的生産力發展資源的限制。資本積累向非資本主義國家滲透不僅是向非資本主義國家傾銷商品,而且還要掠奪非資本主義國家可用于生産力發展的自然資源,這種掠奪的後果是地球上所有可用的生産力發展資源枯竭,産生不可逆轉的生态危機,于是,經濟危機伴随着生态危機就成為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第三種形式。資本積累所内含的這三種危機形式表明,資本主義危機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是災難性的;這種危機不僅僅是對非資本主義國家的,也是對全人類的。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這三種危機不是相繼發生的,而是同時發生的,隻不過在資本積累的不同階段上其中的某一種危機形式更為突出罷了。但是,無論資本主義危機以哪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都是以否定資本主義的生存條件為前提的,都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積累。正是這一系列的對資本主義自身生存條件的否定,正是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積累,導緻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後崩潰。所以,羅莎·盧森堡反複強調:“經過一定的時期,國内外資本積累的條件将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那就是它們變為資本沒落的條件了。資本通過軍國主義,愈加殘酷地想消滅國内外非資本主義階層、愈加壓低整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那麼,在世界資本積累的逐日曆史上,變動也就越大。它将成為一連串的政治和社會災難和痙攣,在這樣條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經濟災禍或危機,積累已不可能再進行了。但在正式到達這個資本自己創造的經濟絕境之前,國際工人階級起來反抗資本的統治已成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羅莎·盧森堡的這一預言,在20世紀至21世紀的頭十年世界範圍内發生的一次又一次世界危機中得到了證明。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在這個階段上世界危機主要是以經濟危機伴随着政治危機和民族沖突的形式出現的;20世紀60—70年代,世界危機主要是以經濟危機伴随着政治危機、生态危機的形式而出現的;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由于蘇東劇變、信息科學的發展、互聯網的出現,資本主義出現過短暫的繁榮,但不到十年的短暫光陰,居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地位的美國就爆發了次貸危機,并且迅速地蔓延到世界各個地區,造成了全球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生态危機的爆發。這些事實再次表明,資本積累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它使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不可消除的方面。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看,資本主義的危機并不會随着資本主義的階段性變化而減輕,反而是越來越廣泛和嚴重了,若不根除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消除世界危機。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主導國家内部自發産生的危機,是全球資本的結構性危機。由于這一特點,人們不可能用外在的、偶然的因素來解釋這場危機,隻能到資本主義内部尋找它自發産生并走向崩潰的原因。在這一研究中,羅莎·盧森堡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再度進入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的研究視野。2011年以來英國《曆史唯物主義》雜志舉辦的曆次年會上都會有羅莎·盧森堡思想讨論的專場來讨論當代全球危機問題;在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發表100周年之際,國際馬克思主義學界分别在德國和美國等國家召開專題學術研讨會,讨論《資本積累論》的哲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主題分别為:“紀念《資本積累論》發表100周年——對帝國主義的一種經濟學說明”、“羅莎會怎麼說:對一部久遠經典的新理解——紀念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發表100周年”)。這些讨論絕不是對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進行機械式的文本解讀,而是重在發掘《資本積累論》中那些對今天全球資本主義思考有意義的方法論啟示。然而,我們今天要繼承羅莎·盧森堡的思想遺産,創造21世紀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就必須看到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圖式的缺陷,即隻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東方國家的同化,把世界曆史等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曆史,而否定了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曆史創造中的作用和地位;隻講世界曆史的必然性,不講世界曆史的偶然性,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除此之外,羅莎·盧森堡勾勒的資本主義國家與非資本主義國家二元對立的圖式,随着世界曆史的變化,也顯得過時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絕不能再固守羅莎·盧森堡勾勒的二元對立的世界曆史圖景,而應當根據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新變化,融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建構過程中形成的反抗力量的内容,尤其是以中國道路為經驗原型,建構新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重新勾勒世界曆史圖景。這個新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就是,以資本積累為主線,在曆史、理論和現實的結合上考察一個世紀以來的壟斷與反壟斷、霸權與反霸權、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鬥争,建構起洞見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論框架。

從理論上分析,全球資本體系主要由兩個基本要素構成。一個基本要素是國際壟斷,這是全球資本的經濟基礎;另一個基本要素是國際霸權,包括政治霸權、軍事霸權、文化的話語霸權等,這是建構全球資本秩序的基礎。這兩個基本要素是資本積累的結果,又是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資本積累的組織結構。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建構這兩種組織結構而實現了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控制,從而建構起全球資本體系。由此決定,全球資本體系絕不是單純的經濟形态,而是融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态為一體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一種國際社會秩序。這個國際社會秩序的核心,就是世界霸權主義。但是,這兩個要素本身又是充滿着矛盾的。因為國際壟斷是以經濟的全球化為前提的,而經濟的全球化又依賴于跨國公司的形成、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金融資本的全球化,而這三個條件都需要各國政府的認同與參與,這勢必産生國際經濟市場與本國利益的沖突。這種沖突激化的結果,就是經濟危機的爆發、國際間霸權國家與非霸權國家矛盾的加劇。

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提出了全球金融資本實施的“三合一困境”:在金融資本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必須在執行本國的貨币政策與保持世界貨币穩定之間作出選擇,而不可能兼而有之,也就是說, “各國在三件普遍心儀的事情中——資本流動、穩定的彙率和貨币獨立——隻能做到兩件”。這種“三合一困境”表明,各國獨立的貨币政策是金融資本全球化背後的非全球化因素,或者說是不可全球化的因素,正是這個因素構成了國際金融資本體系中的全球化與非全球化的矛盾。美國國際貨币和金融政治學研究專家傑弗裡·弗裡登運用這個“三合一困境”來說明墨西哥、東亞、俄羅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等這樣一些非霸權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國内金融危機的必然性。他認為,這些非霸權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接連不斷的金融危機,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在進入國際金融資本市場後,為了執行美國的貨币政策,而被迫放棄本國的貨币政策,從而導緻了本國彙率崩潰,使本國經濟遭受災難性的危機。在這裡,傑弗裡·弗裡登是以“可以自由進入開放的國際資本市場” 的内在矛盾來說明非霸權國家遭受金融危機的根源。如果我們轉換一個角度,也可以用同樣的原理來說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衆所周知,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源自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場危機是由于美國經濟學家鼓吹金融創新而美國政府又缺乏對金融部門的監管造成的。這種理解實則過于表面化。從深層看,這場危機與資本積累有着内在的聯系。它是美國憑借自己的全球金融市場的霸權地位,通過金融資本的運作在世界範圍内積累資本,而在危機發生後,它又通過國際金融體系而将危機轉嫁給非霸權國家而造成的。在這裡,同樣有一個美國的本國經濟利益與維持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的選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從來就不把維持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放在首位,而是把全球金融市場當作美國在全球範圍内積累資本,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的手段。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就是美國優先考慮本國繁榮而犧牲國際貨币和金融秩序的結果。同樣地, 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是美國為了保持霸權地位,在世界範圍内積累資本而大力推行“泛金融化”體系,而在危機發生後又迅速地将其轉嫁于其他國家的結果。當下特朗普挑起的世界貿易大戰更是如此。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同樣是在本國利益與國際經濟秩序之間作選擇,但由于各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同,其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那些非霸權國家因受制于國際金融市場的壓力不得不犧牲國内利益而陷入國内危機的災難,以美國為首的霸權國家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秩序來獲得最大化的經濟利益,一旦本國的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它們也可輕易地通過全球資本市場将本國的危機轉嫁到非霸權國家。歸根到底,這樣的不平等、不公正、不正義,是霸權國家進行資本積累造成的。這一事實表明,在國際霸權主義的秩序中,資本積累在造成全球資本體系危機的同時,也造成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正義,從而也塑造了世界經濟的兩極力量。

全球金融危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這對于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霸權國家是如此,對于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複蘇乏力,美國的霸權地位及其建構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普世價值等觀念為核心的意識形态日漸衰落,而與以美國為核心的霸權國家相對的另一極力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卻開始活躍起來。這些國家團結起來,或發展已經有經濟聯盟,使其能夠發揮國際作用,如2013年時,東盟國家國民生産總值高達2.4萬億美元,成為全球重要的經濟增長中心;建立新的經濟體,并在此基礎上構造世界經濟新秩序,如金磚國家的通力協作已經成為新的經濟體,而這些國家領導人為建立公正、平等和民主化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努力已經引起了世界關注。在《大變革:南環經濟帶将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中,約翰·奈斯比特、多麗絲·奈斯比特肯定了金磚國家在當代世界經濟複蘇中的引領作用:“當今世界已經不是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建立時的樣子了。金磚國家正在發揮領導作用,達成了各自的雙邊貿易協議,并為建立新的開發銀行、開發自己的貨币穩定基金和貿易争端解決機制制定了路線圖,這些新的機構可以行使過去由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所壟斷的各種職能。”此外,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連接亞非拉美和歐洲等廣大的區域,也形成了多個新興的經濟體。這些新興經濟體系雖然還遠遠沒有占據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但推動了世界經濟權力結構的變化。德國學者施德凡·施馬爾茨認為, 2007—2011年的全球經濟危機是由于美國未能适應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造成的,因此,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包括中國在内的東亞國家抓住了機遇,開始在世界經濟中崛起,從而推動了世界經濟權力的轉移。他說:“2007年到2011年的危機對全球經濟權力從西向東、從核心國家到現有的半邊緣國家轉移産生了重要的加速作用。阿裡格尼和哈維提出的問題,制度性的積累循環導緻了霸權的轉移和空間的重組看起來是對的。”随着世界經濟權力結構的變化,全球發展的理念也發生了變化,中國倡導以各國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為原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有取代“世界霸權”而成為新的全球化理念的趨勢。這些都預示着世界霸權主義時代正在走向終結,世界格局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轉化。

正是在這種世界格局的變化中,中國道路受到了東西方學者的青睐,成為了人們分析當代世界格局變化的經驗原型之一。從已有的研究看,中國道路研究的意義在三個方面得到了闡發:一是,把中國作為世界社會主義改革成功的典範加以研究。傑弗裡·弗裡登在論述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狀況時,專門列出“中國道路”一節,分析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和20世紀70—80年代的改革開放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新變化。正是這些變化,使中國成為亞洲轉變最搶眼的國家之一。二是,把中國作為成功抵禦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典型加以研究。許多學者認為,中國道路體現了國家權力在控制經濟風險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中國政府對經濟的作用有三點是值得研究的:由于中國政府的支持,中國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資本主義國家,并具有了一定的消費和投資的能力;公衆服務領域的不斷擴大,降低了工人階級對雇用者和市場的依賴作用,轉而成為一個社會群體;銀行的國家化保障了金融的穩定。這三個方面體現了國家權力在控制金融危機方面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道路對于研究如何克服全球金融危機具有典範性。三是,把中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在當代崛起的典範加以研究。奈斯比特夫婦用中國近年來快速發展的事實證明:“中國并不僅僅是作為南環經濟帶中最有實力的隊員而重振雄風的。它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領域扭轉乾坤的力量。它的輝煌戰績之一就是改變全球資本投資流。”事實上,這三個方面的典型性,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内容和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的崛起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起了世界的關注,而當代學者對中國道路的多重意義的闡發,又為我們建構21世紀的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提供了經驗原型。羅莎·盧森堡在《資本積累論》中以中國的鴉片戰争為經驗原型,分析了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侵占和掠奪非資本主義國家而建構全球資本主義的,也說明了非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生存環境的。對于羅莎·盧森堡證明資本自我否定辯證法的這一方面内容,當時的中國的确具有典型性。但是,今天的中國,卻向人們展示了羅莎·盧森堡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沒有論及的另一方面,這就是,非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在資本主義危機中覓得生機,通過走适合本國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開放道路,使本國的經濟能夠迅速地發展,政治上變得強大起來,從而推動世界格局的改變。正是這一方面,展示了世界曆史發展的趨勢,證明資本主義主導國家憑借它的霸權創造的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系是資本主義霸權國家容納不了的社會基礎,于是,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系轉而成為了世界霸權主義的現實的否定力量,而世界的進步力量正是在全球化的市場經濟體系這個社會基礎上獲得了發展的空間,并通過創造新興經濟體而推動世界向着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是羅莎·盧森堡未分析和預料到的。這一切都證明了, 2007—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對資本主義主導國家霸權統治的一種否定,這種否定的結果絕不是霸權主義的更加強盛,而是霸權主義的衰落,全球平等、民主、正義觀念的廣泛認同。這種否定證明,當代世界格局的變化,不是人為地創造出來的,而是從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中轉化而來的,是資本自我否定的曆史趨勢。它證明,資本主義的适應機能雖然可以通過不斷地擴大資本積累的範圍、更新資本積累的形式,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新的疆域,創造新的資本形态,但是,它絕不能根除資本主義危機,相反,資本積累的每一次擴大,資本霸權統治的每一次增強,都隻能造成資本主義更廣泛、更深層的結構性危機,直到資本自我滅亡。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缺失機能才是資本積累的本質方面,決定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從另一方面看,全球資本體系的自我否定,為全球公平、正義原則的确立,為全球社會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機遇,當然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崛起創造了機遇,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及在維護世界和平、公平、正義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又證明了中國經驗的世界曆史意義。在這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為我們構建21世紀資本自我否定的辯證法理論提供了經驗基礎。由此可見,同是中國經驗,由于時代的内容不同,提供的世界圖景和理論框架也必然不同:19世紀末的中國,伴随的是西歐列強瓜分和掠奪非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圖景,因此,它給予羅莎·盧森堡的,必然是西方決定論的理論框架。21世紀的中國,提供的是東方國家通過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獨立自主的全方位開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而擺脫西方的控制,并逐漸成為尋求世界和平、公平、正義的主導力量的世界圖景,這也是當年羅莎·盧森堡及其模型不能描繪和預測的。因此,它給予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必然是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論框架。這種世界曆史發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論框架,應該成為21世紀資本自我否定辯證法的理論框架。

作者簡介：何萍,哲學博士，二級教授。兼任國際羅莎·盧森堡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全國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列甯思想研究會副會長。研究領域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哲學。出版著作20餘部，在海内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主持和完成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項目多項，獲中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及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科獎多項，湖北省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多項。

原文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