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國内高校通識教育勃興，經典研讀類課程成為重中之重。不過質疑從未停歇：當代人為什麼要閱讀經典，尤其是那些時空遙遠的經典？自然科學專業的學習者既然有标準教材，還有必要閱讀經典嗎？深入考察之下不難發現：人的生活和人類曆史由人的行動構成；而人的行動由自然環境、本能欲望和文化觀念決定；經典塑造了人們的底層文化觀念，進而調控着人們的行動方向和價值追求。因此，閱讀經典是個體自我認識的需要，是族群自我認同的需要，更是文化自我更新的需要。在今天，我們需要閱讀包括自然科學經典在内的一切經典作品。

關鍵詞：

經典；通識；自我認識；自我認同；自我更新

國内高校通識教育蓬勃興起。北京大學、複旦大學、BEAT365唯一官网等高校開設了一系列的名著導讀課程，清華大學、中山大學、重慶大學等甚至設立了專門的“博雅學院”。在這些培養體系中，對經典的研讀成為重中之重。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高等教育領域尚未出現過像今天這樣重視經典的局面。不過，質疑之聲從未止息。今天的大學生為什麼要閱讀經典，尤其是那些時空遙遠的經典？時過境遷，現代人為什麼要閱讀孔子？文化土壤完全不同，中國人為什麼要閱讀古希臘的柏拉圖？特别是以創新相号召的理工科專業，其本科學生真的有閱讀經典的必要嗎？閱讀經典是不是“讀經”的擴大化？……這一系列疑問有一定的合理之處。如果認識到經典在塑造人們行動方面的重要作用，這些質疑也許就會平息下來。需要提前約定的是，本文中的“經典”，指人文和科學領域中具有典範性、權威性的著作。

一、經典與行動的決定因素

人的生活和人類曆史由人的行動構成。每個人的生活，無非是一連串的行動。我們難以想象沒有行動的生活，假如所有行動終止，作為“人”的生命事實上也就終結了。所有人的行動，彙聚成人類曆史。翻開曆史書，記載的中心都是人的行動：大禹治水、仲尼作《春秋》、陳勝吳廣起義……偶爾也有一些山川地理、天時瘟疫等的記載，但它們都是人行動的背景，正如蒼茫大漠是霍去病奔襲匈奴騎兵的戰場，連年旱荒則是李自成高舉義旗的肇端。

人的行動由諸多因素聯合決定。這些因素大緻可以分為自然環境、本能欲望和文化觀念。

人首先是自然物，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自然環境為個人的肉體存活和人類的種族延續提供了物質基礎。在殘酷的生存競争中，成功的自然物絕不能離開自己的環境特立獨行，而要跟自己的環境相融合，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以便從環境中得到庇護和供給。作為自然物的人，其行動當然也會受到自然環境的重要影響。孟德斯鸠甚至相信，一個國家的法律，都“應該量身定做”，“應該顧及國家的物質條件，顧及氣候的寒冷、酷熱或溫和，土地的質量，地理位置，疆域大小……”外在的自然事實及其變化之所以對人們有意義，僅僅在于，它們可以對人們的行動造成某種改變，否則，它們的存在就等同于它們的不存在。對人類而言，不存在純而又純的、康德“物自體”意義上的自然界，“作為自然界的自然界……就是無，是證明自己為無的無，是無意義的”。

人作為自然物，本能欲望是行動的底層驅動力：趨利避害；在保證自身存活的前提下，盡可能地趨樂避苦；進而繁衍族類。從某種意義上講，生命過程就是一個滿足欲望的過程。告子說：“食色，性也。”這樣的欲望力量強大，孔子就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将基本欲望的滿足确定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為了能“創造曆史”，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

然而，人并不僅僅是自然物，人還是文化的産物。文化觀念對人類欲望滿足的方式加以改進和修飾，并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高級欲求。人與動物皆有吃東西的需求，但文化為人類的求食和進食活動規定了種種禮節和禁忌。如，雖然饑渴之人要吃要喝，但“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埃利亞斯發現，從１７世紀開始，法國上流社會逐漸不在餐桌上分割牲畜，在絕大多數肉食中，“通過切割和烹調的藝術隐去或改變了牲畜的形狀”。他認為，這表明“在文明化的過程中，人們試圖驅逐一切可能使他們聯想到自己身上的‘獸性’的感覺”。馬克思明确指出，“囿于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隻具有有限的意義”。之所以有限，乃在于這種感覺正在把人降低為自然物，就像對忍饑挨餓的人來說，食物形式是不存在的，完全不能說他的進食活動“跟動物的進食活動有什麼不同”；同理，“憂心忡忡的、 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麼感覺”。離開了文化的熏陶，人類感覺到的世界跟動物不會有任何差别。事實上，“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曆史的産物”。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培養出一些具有反自然傾向的高級欲求，如，為了詩與遠方的田野抛棄眼前的苟且，替素不相識的陌生人做出犧牲，等等。孟子曾經感歎，“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但正是這些細微的、不不可見的觀念，讓人的行動迥然不同于動物的活動。

能将文化觀念加以固化表達和傳播的，主要是文明的經典。直接創造文化觀念的是勞動。勞動是動态的過程，并不能固定下來，也難以持久流傳。文字誕生之前的文明進步緩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先進的、獨特的觀念難以保存，從而無法長時間、遠距離地傳播，進而造成文明難以累積式地發展。一些人群在某個區域獲得的有益經驗，另一個區域的另一些人卻不能直接學習它們，而不得不重新發現它們。道金斯就指出，通常的文化模因，像流行歌曲，“隻能在短期内迅猛地擴散，但不能持久”，而那些“可以流傳幾千年曆久不衰”的文化模因，“通常是由于見諸文字記載的東西擁有巨大的潛在永久性”。這就表明，文字出現之後，經驗被記載下來了。事實上，這些被記載下來的經驗，不斷被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人驗證，達不到預期效果的經驗記載被淘汰和遺忘，取得好效果的經驗記載被保留下來，并不斷得到補充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其中一些記載成為經典。 有學者認為，所謂文明，無非是“平行于生物基因，可以代代相傳的一個信息系統”。這樣的信息系統包括口耳相傳的經驗，從經驗提煉而來的格言和諺語，以及從這些東西中升華而來的經典。例如，遠古時期，還在森林裡生活的人類先祖不得不經常冒着生命危險有意無意進入毒蛇的領地。對毒蛇的提防和恐懼經過口耳相傳，最後進入經典（比如基督教的《聖經》）之中，蛇由此成為一個非常負面的形象。經典教化和生理反應一起，持續地強化着這一形象。卡爾維諾由此指出：“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着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後拖着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隻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迹。”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經典跟普通的經驗以及從經驗中升華而來的格言、諺語不同，後者“最多被視為一些世俗智慧，對人亦缺少說服力和約束力”，而經典則是具有“規範性的論說”，具有“表述上的普遍性”和力量上的“權威性”，是“文化的基本内核”。我們的底層文化觀念，就表達在我們文化的經典當中。

在今天，我們不可能像自然物一樣直接地跟世界打交道，我們的任何觀察、任何活動，都滲透着來自我們經典的文化觀念。哪怕是站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的高處遠眺，山川、河流、植被……我們所見到的東西，都有自己的名字，它們不再是純粹的自然物。任何一個名字，都是一個分類，或者是某個分類中的一個元素，它們所在的分類是基于與人類生活的相關性而建立起來的。阿德勒就說：“我們一直是以賦予現實的意義來感受它。我們所感受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我們解釋之後的東西。”馬克思斷言：“自然界不過是觀念的異在的形式。”毫不誇張地說，通過塑造我們的底層文化觀念，經典間接決定了我們的行動，從而決定着我們的生活面貌。著名文化學者孫隆基就主張，人的活動，雖然首先受到人的生物本能的影響，但主要由來自于體外的“良知系統”“支配”，而這個良知系統，則随着文化而變化。傳統中國人的良知系統，主要由儒家和道家的經典塑造。經典的“經”，是途經，是編織的經線。儒家文化經典的深遠影響，讓我們将家庭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及其經典的影響，造成了西方人“超家族的集團組織”，“總是過着集團而鬥争的生活”。正如《大觀念》一書的出版者指出的，“螞蟻不必有觀念而活，因為它生命的全過程是确定不變的。但人類有選擇的自由、且總有按照觀念進行選擇的自由”。因此，我們必須追問這些觀念，否則“我們就生如螞蟻而不是人類”。

二、閱讀經典的理由

人的曆史由人的行動創造。人的行動由他所處的自然環境、他的本能欲望和所持有的文化觀念決定。同時，自然環境和本能欲望受到文化觀念的調節。由此可見，文化觀念處于中心位置。又由于一個文化中的底層觀念在這個文化的經典中得到了集中表達，因此，閱讀經典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１．閱讀經典是個體自我認識的需要

德爾斐神廟的神谕告誡人們，“認識你自己”。《孫子兵法》 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人隻有認識自己，才能更好地确立和實現自己的行動目标。日常生活的糾結，很大部分症結在于，沒有正确地認識自己，導緻自我與行動的分裂：采取行動越多，自我傷害越大。人有很多自我認識的途徑，比如照鏡子，讀曆史，與人交往。唐太宗就曾經說：“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但這些都是對自己的淺層次認識，止于行為的對錯。如果要認識自己行動的深層根源、自己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追求，閱讀經典是一個好方法。經典之所以值得個體閱讀，是因為它具有當下性。現實生活中，我們為生活瑣事所累，有意無意地做出許多選擇。粗略回顧時，我們常常會把自己行動的原因歸結到直接的觸發點上。但細察起來，不同境遇之下，我們卻會有類似的選擇。這些選擇甚至不一定跟我們的身體因素相關，而體現出一定的文化相關性。根據湯因比所采納的巴格比的“文化”定義，文化是“一個社會成員”除開明顯由生物遺傳而來的那些“内在和外在行為的規則”。這些規則，在文化共同體中通過教育獲得，而教育的基本典籍，就是這個文化共同體中的經典。卡爾維諾相信，“經典作品”已經“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隐藏在深層記憶中”，這種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力量如此強大，以至于殷海光批評，中國的“保守主義者的思路以至于想象都被宗教的或經典的制式思想長年型定了”。要是遇到批評，他們往往會搬出經典來證明自己的正确性。這樣，經典就起到了卡爾維諾所謂的“類似古代護身符”一樣的作用。殷海光浪漫地以為，隻要我們接受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重視論證和證據，大約就不必如此。其實，理性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也有他們的經典，他們的思想和想象同樣受到經典的制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典型代表是科學家。科學哲學家庫恩觀察到，在短暫的科學革命之外的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遵循着先前科學巨人們制定的科學範式去做某種解題類應用，這是一種修修補補的工作，并不越雷池一步。薛定谔甚至認為這一現象要嚴重得多，他引用貢佩茨的話說：“你不必了解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等古代大師的學說和著作，甚至從未聽過他們的名字，但你仍然處在他們的權威的魔咒之下。”這一“魔咒”主要表現在，“我們的整個思考，思考所運用的邏輯範疇和語言模式（因此會受它們的控制）——所有這些絕非人工産物，而是基本上出自于古代的大思想家”。為此，他呼籲要回到古代思想，“徹底地研究”觀念的流變過程，以區分“人工的”東西和“自然的”東西。

通過閱讀經典，把自己日用而不知的深層觀念對象化，知道它們從哪裡來，在它們所來處，支持它們的理由和證據有哪些，就可以在深層次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進。如果經典提供了堅實的論證，那麼就可以更加堅定地持有自己的信念；如果經典提供的論證比較薄弱，就可以對自己的信念加以适當的質疑，為行為模式的改善創造契機。假定有一個人，處處相信亞聖所講的人性本善，吃了不少虧。要是回到主張人性本善的經典，他會發現，在孟子主張人性本善時，主要的論證有兩個：一是基于一些經驗事實，比如人皆有“恻隐之心” “羞惡之心” “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不忍人之心”；二是基于一個類比，“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隻要他接受過一定的邏輯訓練，他就會知道，類比不能确立論點，隻能闡明立場；隻要他有足夠的生活閱曆，他就會知道，人除了具有向善之心外，還有向惡之心，比如在滿足欲望時，會優先考慮自己。這樣，他将發現，先賢關于性善的論證并沒有那麼充分，盡管他從教育中得到了這個底層觀念，但他已經有理由将其置于懷疑之中，與其将孟子的性善論解釋成關于實然的學說，不如理解成關于應然的呼籲。他的行為模式和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基于經典的，因此，對經典的反思，也就成了對他自己的反思。正如卡爾維諾所說的，通過閱讀經典，“它幫助你在與它的關系中甚至在反對它的過程中确立你自己”。

正因為如此，所以，閱讀經典也就可以取悅自我。閱讀經典，會讓我們得到精神上的較高滿足。這種滿足不同于物質的滿足，也不同于閱讀流行作品帶來的滿足。對經典的閱讀所得到的滿足，不是當下的，而是推後的。吃東西，看流行作品，我們當下便會得到滿足。這種滿足幾乎不存在期待，是某種即時反應。但對經典的閱讀不同。一般來說，在閱讀和滿足感到來之前，有一個相對漫長的時間間隔。經典是困難的，閱讀經典需要一定的速度，它強迫我們慢下來，甚至需要不斷被重讀，以至于卡爾維諾提出的關于經典的第一個定義便是“我正在重讀”的書，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嚴格講，經典并不滿足我們什麼欲望，它跟我們的欲望并不直接相幹。欲望總是急于求成的，總是追求即時的滿足。但經典有意地拒絕滿足的即時性。它不滿足欲望，雖然它會滿足我們。它對我們的滿足，是通過對底層觀念的分辨實現的。底層觀念的改變，會限制和修改我們的欲望，我們在修改之後的、跟自然不同的欲望上得到了滿足。例如，人皆畏死，但經典告訴我們，要舍生取義。于是，我們在做出犧牲的時候，就得到了另一種滿足：我們以自己的肉身達到了經典的高度。同時，閱讀經典所帶來的滿足也不是釋放性的，而是印證和提升性的。閱讀經典，很少伴随着欲望的釋放，我們總是在等待着某種印證，經典中的字句，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有回應，這種回應要足夠仔細才能分辨出來。如果沒有回應，我們就會迫使自己做某種改變，至少是視角的轉換，以便改善自己。

２．閱讀經典是族群自我認同的需要

我們知道，觀念大體上可以分成工具性的觀念和構成性的觀念。工具性的觀念是可以替換的。凡是工具，都不以自身為目的。哪個觀念更好用，就用哪個觀念。這樣的觀念，主要是科學技術方面的觀念。随着人類知識的累積，這些觀念不斷地被替換。用新的、更先進的觀念取代落後觀念，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标志。

但構成性的觀念不同，它們關涉到我們之為我們的本質，因此很難被替換。一旦被替換，文化也就随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構成性觀念由此成為維系人群凝聚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近代中華民族遭遇外來威脅時，衆多仁人志士以“同文同種”相号召。類似的，據亨廷頓引用希羅多德的說法，在希波戰争中，雅典人向斯巴達人保證不會向波斯人出賣他們，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希臘種族具有同樣的血統和同樣的語言，有相同的神廟和獻祭”。

因此，我們保守着我們的底層觀念，倒不一定是因為這些觀念一定比另一些觀念更好，而很可能隻是因為，它們跟其他觀念不同。是它們，而不是其他觀念，決定了我們祖先的道路，奠定了我們文化的基礎。換句話說，我們認同這些觀念，隻不過是因為它們是獨特的，它們是我們的構成性部分。亨廷頓将當代主要文明列舉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和拉美文明等，其列舉的依據之一便是“全面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價值、規則、體制和在一個既定社會中曆代人賦予了頭等重要性的思維模式”。湯因比甚至認為，一個文明會“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這就表明，其中一些構成性觀念是區分性特征。埃利亞斯将區分性特征認定為情感模式及其調節方式，他斷言：“那些被我們稱為民族的社會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們的情感方式和他們在調節情感時所依據的模式來互相區别的。”

從某個意義上說，構成性的文化觀念其實是偏見。不過，它們是無害的偏見。在發展出這些文化觀念之前，在接受共同體教育和閱讀經典之前，作為自然物的我們，并不擁有我們自己。我們是生物意義上的人類，可以是一切人，卻又并不是任何文化中的人，不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一旦接受儒家文化經典的教化，接受道家經典中的美學和人生理念，我們就成為文化意義上的傳統中國人；從此，我們就跟接受古希臘、古羅馬經典教育和《聖經》教育的傳統西方人有了不同。他們是西方人，而我們是中國人：對不同經典的接受完成了這一區分。我們會閱讀《聖經》，西方的基督徒也可能會閱讀《論語》，但一般來說，我們并不接受人生來就有原罪一說，他們也很難接受人類可以通過内在力量完成自身的蛻變和救贖。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區分，更多地在文化意義上完成，而不在生物意義上進行。

可以說，通過閱讀經典，讓我們持續地成為我們，而非他們。既然經典給出了底層觀念的系統表達，那麼，閱讀經典就是我們堅守、捍衛底層觀念的有效途徑。對于經典，梁啟超希望能夠“熟讀成誦”，原因就在于，“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上形成共同意識。我既做這社會的分子，總要徹底了解他，總不至于和共同意識生隔閡”。正是在這樣的閱讀過程中，我們完成了族群的認同。正因為非常有效地完成了這一認同，我們的先輩所創造出來的文明才成為人類曆史上幾乎唯一的一個連綿不絕的文明；我們社會結構的穩定性以及“穩定”在價值排序上的高位置，由此成為我們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征。早在幾百年前，孟德斯鸠就指出，“中國法律的目标是安定”；而孫隆基也指出，中國曆史形态具有“超穩定性”，整個社會文化結構導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安定團結”。當然，跟他們不同，我們認為這是文化的優勢表現。在今天，重新提倡閱讀本民族的文化經典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重解、重續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多樣性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基礎，是對抗西方中心主義、避免‘去中國化’的有效途徑”。

３．閱讀經典是文化自我更新的需要

從經驗來看，人類文明每前進一步，都建立在以往文明的基礎上。黑格爾曾經說：“一切知識、學問、科學甚至于行為，除了把内在的潛在的性能加以發揮，并使它客觀化其自身以外，就沒有别的目的了。”這就意味着，事物的後來發展無非是先前階段特征的展開。“就像動物的胚胎包含着成獸的全部器官的生長點一樣，精神的最初表現也潛在地預示着日後的特征。”通過回到過去，就能發揮并喚醒“事物在其開端時即已蘊蓄着的可能性”。這是回到過去的一個好處。

回到過去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較好地克服既有文化的惰性。既有的主流文化對新元素的加入往往持盲目的排斥态度。殷海光就說：“至少在過去，中國一般知識分子的思想多是‘長’出來的，很少是‘想’出來的。”他們幾乎從不嘗試去懷疑和批評舊有的主流觀念，于是乎“很難有機會接近别的思想學說，因此無從比較高下”，而是“先入為主”。如果能夠在革新之時，回溯到過去的某些特征，就能夠更順利地将新元素導入既有文化中來，不至于引起劇烈的排異反應。佛教進入中國之初，要援老入佛；而近代西學的引入，也有中體西用、西體中用之争。究其實質，無非是利用原有經典已經鋪就的道路，為新學張目。

回到過去，主要體現為回到過去的經典。以中國文化史為例，馮天瑜指出，“向元典精神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處方”，已經成為“中國古人的一種思維定勢”。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王莽、王安石援引《周禮》啟動社會變革。近代中國面臨民族危機之時，康有為撰寫《新學僞經考》 《孔子改制考》《大同書》作托古改制的努力。在文學中，這一特點更為明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梁啟超把“以複古為解放”當成是清代學術的一個特點：“複宋之古”，從王學中解放出來；“複漢、唐之古”，從程朱之學中解放出來；“複西漢之古”，從許慎、鄭玄考據學中解放出來；“複先秦之古”，從“一切傳注”中解放出來。不獨中國，西方也如此。漫長的中世紀哲學傳統，大緻可以根據取法柏拉圖與取法亞裡士多德的不同，而分成早期教父哲學和後期經院哲學。背離基督教教義、開創新傳統的文藝複興運動，最初也是以複興古希臘羅馬文化為目的的。

這樣一來，一種文化的自我更新在某種程度上就體現為經典之間的糾葛。每當現實生活有了重大變化，行為模式遭遇到挑戰，智識階層就嘗試回到據以指導生活的經典，反思其中的義理，尋求重新解釋的可能。如果實踐證明此路不通，這就很可能表明，是我們傳統的經典出了問題，智識階層就會尋找跟占主導地位經典相競争的學說，希望發現新的道路。一旦新的道路被實踐驗證，刊載競争學說的文獻就在事實上被确立為民族的新經典。以中華文明為例，有學者指出，漢代确定五經，唐宋确立十三經，“整個中國文化一直是一個不斷的經典化的過程”。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在中國被确立為經典的曆史。在内憂外患面前，回到傳統中國，從傳統經典尋求方案的嘗試失敗了；面向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傳統，從自由主義的經典中尋求方案的嘗試也失敗了；唯有中國共産黨人這樣一來，一種文化的自我更新在某種程度上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為指導所得到的方案獲得了成功。于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就成了民族的新經典，塑造着當代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指導着我們的價值追求。

在今天，我們不但應該閱讀自己文化的經典，還應該閱讀其他文化的經典。亨廷頓觀察到，“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曆史當作人類曆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但是，他警告說，“這種單一文明的觀點在多文明的世界裡日益不相關和無用”。雖然今天世界的主要挑戰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的和狹隘的自負：歐洲的西方文明現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然而，出于文化走出偏狹視界和自我更新的需要，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我們有必要閱讀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文明的經典，以便熟知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追求，了解他們、理解他們、尊重他們，在跟自我發展不沖突的前提下，成全他們。在約３０年前，費孝通談到人類學研究的分歧時，主張“人類學者的應有共識”是，“我們不妨各美自美，還可以美人之美”。他呼籲，人們由“各種文化塑造出來”，“具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價值觀念”，如何在“小小寰宇之上”“共同生活”，“已成為一個必須重視的大問題”了。他所主張的人類學學者的應有共識，其實也是我們今天對待人類經典的應有共識。

三、為什麼要閱讀數學和自然科學經典？

以上列舉的閱讀經典的理由，用于闡述人文經典是恰當的。但我們都知道，人文領域與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文領域的經典，我們隻能通過，而不能越過。如果閱讀莎士比亞，我們得讀他的劇本，而不是讀根據他的劇本簡寫之後的故事。我們得仔細體會他的用詞，揣摩他的用意。哪怕有現成的研究可供參考，我們也不能隻看這些二手材料，而将莎翁的原著抛在一邊。人文經典是獨特的。一個流行很廣的說法是，如果沒有莎士比亞，就沒有莎士比亞的戲劇；但如果沒有愛因斯坦，相對論這一理論成果還是會被别人做出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有曆史的視角，看看從前偉大的人物是怎麼做的，看看我們今天所接受的觀念，是怎麼一步一步地從無到有發展而來的。如果說數學和自然科學的道理是固定不變的，那麼，人文學科中的觀念更像是慢慢長大的孩子。一開始隻有一個雛形，既可以往這個方向發展，也可以往那個方向發展，各種偶然機緣彙聚在一起，變成了今天的樣子。我們需要有曆史的視角，知道我們是怎麼來的，今天的底層觀念是如何被過往的經典曆時地塑造成形的。

然而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卻有所不同。跟人文經典一樣，這些學科的經典同樣為我們提供了底層觀念。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動搖了宗教的天文基礎——地心說，笛卡爾的《幾何》建立起幾何與代數之間的關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闡述了自然過程如何促成了生物演化的多樣性……但它們提供的底層觀念更多是工具性的，因此是可以替換的。學平面幾何，不必先學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學牛頓物理學，也不必先學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般來說，這主要是因為，這些經典要麼有錯誤，要麼不簡潔。于是人們普遍認為：“隻有科學史家才有興趣閱讀過去科學家的原著。對大多數職業科學家來說，過去科學家的理論沉澱在當代教材中的部分就足夠了。”有學者指出，大多數科學經典已經“不被現代科學文獻所引用”，“因為其中的知識早已成為科學中無須證明的常識”。雖然在某些時候，“科學家會複蘇和發展在那些已逝的偉大科學家著作中能找得到的某個觀念”，不過，人們往往還是會認為，這種啟發不一定是必要的，相關的觀念後來的科學家也可以獨立提出。

然而，盡管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經典不如當下的教材來得簡潔、準确、有效率，但是，跟教材相比，這些經典畢竟提供了相關底層觀念的産生過程和最初表達。這樣，我們就可以跟這些底層觀念産生距離感，從而把它們當成研究對象。在教材中，這些底層觀念是一個起點，是我們學習的對象，是我們需要利用的工具，是幾行公式或者一道定理。我們關心的不是如何得到它們，而是如何利用它們。但在首次表述它們的經典裡，它們是作為終點出現的，是偉大思想家沉思的結果。我們可以跟思想家一起，反思這個結果的導出過程。雖然我們不能首先發現微積分，但我們也可以沿着牛頓、萊布尼茨的思路，體會這種發現所帶來的理智的快樂和思想上的沖擊。

事實上，對工具性的底層觀念的反思，比單單知道如何利用它，更為重要。中國科學院院士林群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他問學數學的老師和學生：“勾股定理是如何發明的？”他發現，“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們以為，“知道勾股定理是怎麼證明的就行了”。但林群院士認為，“其實勾股定理關鍵在于發明，先發明再證明”。他提醒道，在培養學生的時候，“還得注意我們的培養方法”，不單單要教會學生“證明”，還要教會學生“發明”；“不隻是會解決問題，還要會提出問題、開辟新的問題”。

很明顯，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經典，正好提供了“發明”和“提出問題” “開辟新的問題”的範例。懷特海指出：“我們的知識有一個特點，就是我們始終知道有重要的真理存在；然而我們對這些真理所能做出的表達方式，隻是假定着一些概念的一個一般觀點，而這個觀點将随時受到修改。”隻有通過閱讀經典，而不是閱讀簡化後的教材，我們才更能體會這一點。教材将經典的探索結果凝練地表達出來，這些結果後面的脆弱性，前人在得到這些結果過程中的猶豫、徘徊，他們所對抗的東西、他們所放棄的東西，統統消失了。教材以确定性為中心。一切都是确定的，知識的習得是為了運用。所以，在教材的編寫中，如何獲取新的知識并不是重點，重點是如何運用這些新知識解決問題。但是，真實的科學研究過程，則是以不确定性為常态的。中學和大學的教學實驗，實驗結果是可以預知的。如果不符合預知，實驗必定是在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但科學研究的實驗，預知程度要弱得多，成功的概率要小得多。經典著作往往重現了探索的試錯過程，保留了主流所抛棄的一些理論，為學術思想的基因多樣性和學術探索的技巧性提供了豐富的樣本。

這樣一來，閱讀數學和自然科學經典就為我們做出融合性的底層思考、葆有寬容博大的胸懷提供了方便法門。一切底層觀念，當我們把它當工具使用時，它是堅固的。如果我們反觀導出它的過程，我們就會看到它的脆弱性：任何一個小的失誤，都可以讓我們失去它。我們以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其實旁邊還有别的可能性。例如，一般的教材會告訴我們，地動說是對的。伽利略說地球在動而太陽不動，這一論述石破天驚，摧毀了宗教法庭的謬見。後來的牛頓派天文學家則認為，地球與太陽都在運動。懷特海指出，今天我們會認為“這三種說法都對”，伽利略的說法“對科學研究無疑是極有利的。但就其學說本身來說，并不比宗教法庭的說法更正确”，當時他和他的同時代人都尚未掌握“相對運動的概念”。“這些真理顯得彼此不調和”，那是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更完整的真理”。分科後的教材，出于學科的需要，至少是效率的需要，會将豐富的經典片面化，在某個意義上強化經典的正确，卻忽略了探索過程的複雜性和相應底層觀念的潛在挑戰。換句話說，“教科書所提供的隻是結晶狀态的凝固知識，而科學本是曆史的、創造的、流動的”，通過閱讀相關的經典，我們更容易反思相關底層觀念的獲得過程，讓自己思考得更為深入；畢竟，“隻有科學思想、科學觀念和科學方法保持着永恒的活力”。

就此而言，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經典跟人文經典一樣，“是經得起反複咀嚼的”，“具有永恒的閱讀價值”。

四、餘論

當然，本文提倡的對經典的閱讀，不同于傳統的“讀經”活動。傳統的讀經，往往不求甚解，以重複性的記誦為主，“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強調對經典的絕對依從。錢理群描述“中國傳統教育是這樣的”，“啟蒙的時候讀《論語》，不是講《論語》，就是讀、背，通過讀獲得感覺，通過背，體驗那些東西。讀了、背了，進入到你的生命裡”。因此，讀經的終點，是達成某種封閉的穩定性。經典訓練是“教育的唯一項目，自然偏枯失調”。在這樣的閱讀活動中，經典是指導性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讀者所能做的，是行為曾經乖離經典的忏悔，是行為已經符合經典的欣喜，是行為必将遵循經典的期待。

我們提倡的經典閱讀，要點在于以經典為鏡鑒，認識和反思自己、族群和文化的底層觀念，體會和領悟經典作家們在創造相關經典時所做的艱難探索，為葆有基礎性的創新意識和寬容精神提供必要的訓練。閱讀中相應的忏悔、欣喜和期待當然要有，不過更重要的是，應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對眼前的文字做批判性思考。對經典的這種閱讀，其目的并不是回到過去的經典，而是為創造新經典準備條件。

誠如有學者指出的，如果把人文和科學這兩個領域的經典合在一起，它們“就可以勾勒出人類智識的發展軌迹”。系統性地回顧這一軌迹，重溫經典誕生時的社會背景和理性探索，将有助于個體在深層次的自我反思和改善，從而在精神上取悅自己；将有助于族群對自我認同的守護，強化内部的凝聚力；将有助于克服既有文化的惰性，激發文化更新的活力；特别地，數學和自然科學經典，為我們提出新問題、做出融合性的底層思考提供了優秀的範例。

早在幾十年前，朱自清就認識到，“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他呼籲“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裡，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事實上，有學者注意到，傳統的大學，無論中西，都已經“不約而同地将元典”，即軸心時代的經典，“作為通識教育的必修課”。因此，在今天的大學裡，尤其是在以“成人”教育和“成才”教育作為其“基本任務”的研究型大學裡，為年輕人提供經典閱讀課程，是完全必要的。

本文載于《中州學刊》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