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

――在“楊祖陶先生首譯《耶拿邏輯》座談會”上的發言

段德智

我很高興應邀參加這次座談會。我作為楊先生的一個普通學生，想就楊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人格談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感想。

我是1963年考入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的。盡管在那個時候，楊先生可能并不熟悉我，但我們之間的師生關系應該說還是确立起來了。1978年，我第二次考入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成了陳修齋先生和楊祖陶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我們的師生關系，就更為直接也更為密切了。在與楊先生近半個世紀的接觸中，我越來越多地為他的嚴謹治學的學術精神所感動，總覺得在他身上有一種普通學者雖然難以達到但卻應當“心向往之”的東西。今天，我之所以發言，就是想把我所感受到的這種“東西”說出來，與大家共勉。

在我看來，楊先生，作為一個學者，其身上最可寶貴的“東西”，就是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我們可以将“為學術而學術”看作是楊先生的治學精神，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學術人格。

要理解和了解楊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人格，讀一下楊先生的兩篇文章很有必要。一篇是楊先生1997年寫的，發表在《江海學刊》上，其題目是《21世紀中國哲學前景展望》。另一篇是2001年寫的，發表在《哲學研究》上，其題目是《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現代價值》。關于第一篇文章，楊先生曾将其核心内容歸結為三句話。第一句話叫“中國傳統哲學研究應進一步‘現代化’”；第二句話叫“西方哲學研究應進一步‘學術化’”；第三句話叫“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應進一步‘現實化’”。我則将之概括為“三化”。楊先生是個西方哲學學者，因此這“三化”中對他來說最為切身的東西或最為切實的東西自然是“學術化”。這就說明楊先生非常注重哲學研究的“學術性”或“學術化”。而在後一篇文章中，楊先生用“兩種精神”來概括“德國古典哲學的精髓及其現代價值”，這就是“為真理而真理的理論精神”和“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在我看來，這兩種“精神”既是他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理論認知，也是他的人生信條，既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學術品格，也是楊先生本人的學術人格。我之所以将楊先生的治學精神和學術人格概括為“為學術而學術”，不僅基于楊先生60多年的學術實踐，而且也基于我閱讀楊先生這兩篇文章的心得體會。

至于楊先生為學術為學術的治學精神和學術人格本身，根據我自己的所見所聞，我則将其概括為四個方面的内容。這就是“生死相托”的學術志向、“安分守己”的學術美德、“獨立不倚”的學術人格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首先，是“生死相托”的學術志向。這是最讓我感動的。2006年，楊先生的譯作《精神哲學》出版，我當即寫了一篇報道和評論。題目為《楊祖陶教授以79歲高齡推出力作< 精神哲學>》。我并不是專門研究黑格爾哲學的，原本沒有資格寫這樣的報道和評論。但楊先生的學術精神感動了我，使我不能不寫。為什麼楊先生的精神讓我特别感動呢？楊先生出這本書時已經79歲。這在我們老家則稱之為80歲。一個80歲的老人，每天幹些什麼呢？大多數農村的老人到冬天就躺在牆角下曬曬太陽，夏天就躲到樹蔭下聊天。也有少數老人不時地到田邊地頭看看，見到地裡有個石頭什麼的，就檢出去。見到年輕人鋤草鋤得不幹淨時，就順手将幾根草拔出來。要幹也就幹這樣一些事。但是，當我看到楊先生這本書的時候，給我的感覺好像是一個80歲的老人還整天和年青人一樣整晌整晌地幹活，而且幹的不是輕活，而是犁地、割麥子這樣一類的重活。人上了年紀，體力不濟，精力不濟，這是自然規律。況且人還有惰性。幹了幾十年了，也該歇口氣了。一個80歲的人和年青人一樣幹，啃的都是些硬骨頭。哪來的心勁？哪來的精力？我覺得最根本的就是楊先生實實在在地将學術研究當成了他自己的精神生命，當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然的話，他這樣做是很難讓人理解的。這使我想到了賀麟先生。賀先生曾經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這就是：我甯肯和老婆離婚，也不肯放棄對黑格爾哲學的研究。這不僅僅是句笑話，而是有深刻的哲理的。賀先生假如和師母離了婚，隻要他繼續研究黑格爾，他就依然是個黑格爾專家，但是，倘若他中途放棄了黑格爾研究，他也就不再配作黑格爾專家了。所以，學者與學術研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是生死相依、生死相托的東西。學術研究對于學者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構成其内在生命的東西，如果套用《中庸》裡的話，我們就可以說：學術研究者，“不可須臾離者也”，可離非學者也。兩千多年前，畢達哥拉斯派将哲學界定為“愛智”而不僅僅是“智”，是“philosophia”而不僅僅是“sophia”，其目的就在于突出哲學研究中的情感因素，突出對哲學的摯愛，對哲學的生死相依和生死相托。我覺得我們學習賀先生，學習楊先生，最根本的就是要學習他們的這樣一種對哲學和哲學研究的摯愛，學習他們對哲學和哲學研究的生死相依或生死相托的這樣一份真誠。

其次，是“安分守己”的學術美德。在楊先生身上，還有一件事讓我特别感動。這就是多年以來，他贈送給我的每一本書的扉頁上，都認認真真地寫上“段德智學友惠存”或“段德智學友指正”字樣。楊先生是受人敬仰的哲學前輩，又是我的導師，他竟然稱我為他的“學友”，這怎能不讓我感動呢？這事給我的第一感覺是楊老師有謙虛待人這樣一種美德。但仔細想想，事情并不就這麼簡單，還有更深的意涵。這就是楊先生身上具有一種常人少有的平民意識。這在我們這樣一個曾經長期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國家裡，實在不容易。也許正是憑借這樣一種平民意識，他才不僅謙虛待人，而且還能平等待人。然而，事情到此似乎還未說透。因為，無論是謙虛待人還是平等待人，都不能從根本上解釋他何以将我或我們稱作“學友”這樣一個事實。為要解釋這樣一個事實，那就隻有設定：在楊先生本人的内心世界裡，他自己隻有一種社會身份，這就是學者，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者，以至于他将師生關系等社會關系一律化簡為或還原為共同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關系。現在想來，楊先生之所以做事從來低調，不事張揚，之所以長期心無旁骛、埋頭學術，都跟他的這樣一種學術境界和學術美德有關。然而，要做到這一步很不容易，沒有極高的境界和學養不行，沒有一個非常博大的胸懷也不行。我覺得，單單這一點，就夠我和我們學習一輩子。這也使我想到了當代著名的政治社會學家貝爾。貝爾曾經相當嚴格地将學者與“知識分子”對置起來。在貝爾看來，學者主要有下述幾個特征：首先，是凡學者都有“一個确定的知識領域”。其次，是凡學者都有“一個傳統”。第三，是凡學者都在“一個傳統”中生存，他不僅“照着講”和“接着講”，而且努力“自己講”或“講自己”。第四，凡學者都明白“接着講”不容易，“自己講”或“講自己”更不容易。所以，他幾年乃至幾十年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辛勤勞作，摸爬滾打，力求拿出一點真正屬于自己的東西，真正新的東西。他明白在一個領域裡能多多少少地講一點自己的東西已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有成就的學者都往往自得其樂。孟子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離婁章句下》），即是謂此。第五，是凡學者都知道自己的有限性，都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都知道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哪，從而都非常謙虛，“極少與他的‘自我’糾纏在一起”。因此之故，他非常“本分”：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自己知道的是一種确然性知識，就将其說成是确然性的；自己知道的是一種或然性知識，就将其說成是或然性的；他從不浮誇。“知識分子”則不同，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知識分子”既沒有曆史和傳統，也沒有自己固定的專業領域，他隻有一個中心，這就是“自我”。“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征在于他“自視甚高”，“他對社會的判斷反映了社會對他的處置”。“知識分子”的第三個特征在于他的“獨斷性”。在“知識分子”那裡，“根本無法區别”“确然性”和“或然性”的知識。他常常将自己所獲得的“或然性”的知識說成是“确然性”的。憑借貝爾關于學者的這個定義，我們就會發現：楊先生實在是一個“為學術而學術”的相當純粹的學者。雖然我們不能說楊先生在當代中國學者群中是最有成就者，但我們卻完全有理由說他是當代最純粹、最本分、最安分守己的中國學者之一。

第三，是“獨立不倚”的學術人格。“自由”的前提是“自主”。所以，獨立不倚的問題本質上是個“自由”問題。楊先生強調“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本質上就是一個人的自主自由問題。“為自由而自由”說說容易，但要真正實現出來就非常難了。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講“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講的就是這個意思。這裡有個政治制度問題，但對學者來說，還有一個學術修養和學術人格問題。就學術修養和學術人格層面看，至少涉及兩個問題。首先，是淡泊名利問題。學者雖然在多數時間裡埋頭于自己的專門研究領域，關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免不了要受到這樣那樣的誘惑。莊子講逍遙遊，講自由，但他同時又強調我們不能為“名利”所“累”，不能“役于物”，但要做到這一步，就學者個人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淡泊名利”。也就是說，隻有“淡泊名利”，才能不為名利所“累”，才能做到“獨立不倚”。據了解，有一個學術機構曾經打算請楊先生出任一個比較重要的職務，但楊先生為了更靜心地搞學術研究，竟婉言謝絕了。當然，一些學術職務還是要人來承擔的。但楊先生不熱衷這樣的職務，謝絕這樣的職務，顯然與他淡泊名利的品德有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學者的學術态度。毋庸諱言，凡學術都有工具性的一面，都有其應當造福于人類、造福于社會的維度，但也都應當有其超工具性的一面，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面，有其本身即為目的的一面。而“為學術而學術”所強調的正是問題的這樣一個方面。幾十年來，楊先生盡管經曆過“反右鬥争”和“文化大革命”等風浪，但他潛心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熱情從未減退，一個根本的緣由正在于他不僅僅将學術研究當作工具，當作謀生的手段，而且更把學術研究當作目的本身，當作值得自己獻身的事業。這也是值得我們後輩認真學習的。

最後一點，是“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在當代中國學者中，楊先生出版和發表的東西雖然也不少，但卻算不上很多。然而，無論是他發表的學術論文，還是他出版的學術專著和譯作，都很有份量，差不多都可以視為精品。他之所以能産出這麼多的精品，顯然與他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分不開。僅僅從《耶拿邏輯》的翻譯過程，我們就可以對他的這樣一種工作态度略知一二。首先，在翻譯過程中，他一絲不苟。一如他在《譯後記》中所言，為了精确地翻譯一個句子，乃至一個術語，他有時不僅要對照幾個外文版本，而且還反複“翻字典”、思量揣摩，“甚至搜索枯腸”；為了精确翻譯文本中有關微積分、解析幾何、物理學和化學等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内容，他還一一專門請教有關專家。其次，為了方便讀者研讀原著，楊先生還精心編譯了“索引”。“索引”這東西看起來就那麼幾頁，但要編出一個好的索引卻要花費很多時間和很大精力。況且，現在許多出版社不僅不要求譯者編索引，而且有時為了避免麻煩，甚至将譯者已經編好的索引還要撤下來。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楊先生不僅主動提出來要編譯索引，而且編譯得還非常講究。還有，在初稿譯出後，他還不厭其煩地多次修訂自己的譯稿。即使在審查清樣時，對自己感到不滿意的地方也不放過。據說，其中有幾頁由于修改得過多，擔心責任編輯看不清楚，隻好将這幾頁重新打印出來，随清樣一起寄給責任編輯。所有這些都無不體現出楊先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當然，為要精益求精，就需要眼界。沒有水平，沒有眼界，即使非常低劣、非常粗糙的東西，也看不出毛病，這樣，精益求精也就無從談起了。但要做到精益求精，光有眼界還不行，還需要有境界，有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人格。如果一個人從事學術工作時過多地追求學術之外的目标，他就會缺乏耐心，他就會為了及時實現自己學術之外的某種目标，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成果抛出去。要這樣的人精益求精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既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為學術而學術的學術精神的重要體現。楊先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确實堪稱我們晚輩的楷模。

總之，生死相托的學術志向、安分守己的學術美德、獨立不倚的學術人格、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一句話，為學術而學術的治學精神，這些就是楊先生近半個世紀給我留下的整體印象。在我看來，這些就是我們普通學者“未必能至，心向往之”的東西。當前，我國學術界雖然不能說是“物欲橫流”，但風氣也不盡“純正”。在這種情況下，學習和弘揚楊先生這樣一種治學精神和學術人格，對于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學風，進一步繁榮我們的學術事業，其意義不言自明。

2012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