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經七個寒暑完成了對康德“三大批判”百萬字的合作翻譯工程之後，我雖然松了一大口氣，但卻不敢懈怠，就馬上投入了黑格爾《精神哲學》的翻譯工作。這時我已77歲，由于長期處于一種不正常姿勢的伏案工作，原有的纏身腰疾又雪上加霜，出現了嚴重的脊柱側彎，神經壓迫帶來的疼痛令人難忍，緻使在幾十米、百把米的行走中已被人看出是一個行動艱難的“半殘體”了。肖靜甯帶着我在各大醫院專科就診。在這裡我隻說一下在BEAT365唯一官网中南醫院三次就診的情況。第一次是骨科專家Z大夫來BEAT365唯一官网校醫院應診，看了CT片對我說隻有手術才能解除神經壓迫，别無它法。恰好，一張《BEAT365唯一官网報》放在桌子上，上面有段德智教授寫的“師德乃教風的第一要素——從陳修齋、蕭萐父、楊祖陶批改作業談起”的文章，肖就順便對專家說，這位老先生就是報上寫的楊祖陶，專家馬上說，“哦！是知名教授！如果是社會上的，我們就不管那麼多，先收住院再說”。感謝醫生對我還不是一味講市場化效益的。他讓我連續兩周靜脈滴注激素以緩解症狀，然後再到中南醫院複診；第二次我們去中南醫院但沒有見到Z教授，由羅主任應診，他要我再做一個核磁共振（MRI）以進一步确定病變情況；第三次去取結果再看專家門診，由X副主任醫生應診，他也看到我的MRI片子的嚴重變形，并說不是做一次手術所能湊效。肖靜甯憂慮地說“這一把老骨頭怎麼辦”？X專家拿着我的另一張普通的大的平片說，你别說是老骨頭，他的骨密度還很高，沒有骨質疏松，一般情況也不錯，很适合做手術。他說做了減壓手術就能消除症狀，至于手術怎麼做，是大的、中的、小的，住院後再研究，并馬上開了住院單。由于來校醫院應診的Z專家有話在先，我這時壓根沒準備作手術，就說還要與在國外的子女商量一下，X專家一聽更堅決了，說子女在國外那費用沒有問題了（材料是進口的，昂貴而不能報銷）。肖靜甯又輾轉到病房找到了羅主任，他拿着MRI片子不斷地看，不斷地搖頭，核磁共振（MRI）片子顯示的影像的确令有經驗的專家驚訝不已！沒有一節正常的腰椎，全是變形的，脊椎側彎這樣明顯，排列異常紊亂。他輕聲地對身邊的較年輕的醫生說，門診X醫生開了住院單要患者作手術，這手術還真不知從那裡下手？怎麼做？他想了一下，一聽說我已是快80歲的人了，就勸我走不了路就不要走了，這麼大年紀還在外面走什麼？能夠生活自理就不錯了，并勸我不要再搞什麼研究了，不良姿勢久坐隻會加重病情，我非常感謝羅主任的坦誠和忠告。這樣幾個回合的求醫問診，我隻有認了。我的胞兄胞弟、還有其他親人都覺得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再搞什麼翻譯了，他們對我退休這麼多年、又沒有一分錢的補助、還抱病長期伏案工作實在是難以理解。

雖然如此，但我無論如何也要譯出這部著作，完成我的老師賀麟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實現我40年來的夙願。好在我的适應性的“以歪就歪”的不正常的坐姿反而不是很疼痛，繼續伏案是我心中的命令！也就顧不得站立、行走時日益加重的神經壓迫之苦了。2006年初，我将剛剛出版的《精神哲學》首譯本郵寄送呈給賀師母黃人道先生，她感激地把它供放在賀麟先生的遺像前。當師母告知我這件事時，我不禁熱淚盈眶，心情難以平靜，從内心深處發出了“謝謝師母”的呼聲。她真是善解我的心意：她這麼做，就好像是我親自把這個首譯本送呈到先生面前，請他過目，請他教正，也請他原諒，學生這樣遲，竟然晚了40年才得以把它呈獻給先生 。

時光似乎在倒流。那是1962年，在北京成立了“黑格爾哲學全集編譯委員會”，經賀先生推薦，我也忝列為該委員會的委員。實際上，我調來武漢已三年，從未參加過這個委員會的活動。不久，賀麟先生來信，要我承擔黑格爾全集中《精神哲學》一卷的翻譯任務。我從内心深深地感到，我雖然已經遠離先生，但他依然一如既往地關心着我，信任着我，就欣然接下了這一艱巨的任務。1962年，全國高等院校正處在為貫徹國務院頒發的“高教60條”的熱潮中，大家為“脫帽加冕”，重申“雙百方針”、“學術自由”、“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奔走相告。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充分地利用這可貴的相對寬松的學術氛圍，進一步促進外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我認為“學術自由”隻能從對研究對象的規律性和必然性的認識和把握中獲得。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在繼續完成40萬字的教材的基礎上，對貫徹在這本教材中的發展線索進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經過這樣艱苦的思維，日以繼夜，寫成了一篇5萬餘字的學術論文“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作為主題論文提交給1963年1月召開的湖北省哲學學會第一次年會，引發了一場相當激烈的學術争論。同年，湖北省委宣傳部召開了貫徹“高教60條”、重申“百花齊放、百家争嗚”的專門會議。我有幸與BEAT365唯一官网黨委宣傳部的王熙純同志、曆史系彭雨新教授一道參加了這個會議。之後，我們哲學史教研室（包括中、外哲學史兩個教學小組）的行動也很快，當時就确定以對“哲學史方法論”的探讨為核心作為我們貫徹雙百方針的基本途徑。1962年9月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了。馮先生在“緒言”中提出和讨論了，如何正确理解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關系問題。這實際上是涉及到哲學史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這個問題，我一鼓作氣地寫了一篇與馮先生“商榷”的37000多字的長文，集中而系統地讨論了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它們的相互依存、相互轉化，以及在哲學史研究中貫徹唯物辯證法與唯物曆史觀的問題。文章雖說是“商榷”，其實是對馮先生觀點的某種贊同和深化，其實質是力圖依靠唯物辯證法對學術界、包括自己在内的唯物唯心問題上的教條主義思想的反思、甚至清算。這篇專論由當時BEAT365唯一官网著名學者劉绶松教授推薦作為《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1964年第1期的首篇論文全文發表。

1963年，我在當時為貫徹“雙百方針”忙碌和緊張的條件下，對于《精神哲學》的翻譯也沒有放松。首先是花大力氣認真讀原著，在大緻弄清楚《精神哲學》一書的宗旨和結構的基礎上就開始着手進行翻譯工作了。

當時，我住在珞珈山上的一區5号，有一間小小閣樓作為我獨立的書房，望出去綠樹成蔭，環境幽靜。三年困難時期過後，生活也大為改善。心想這一下就可以安心做學問、搞翻譯了，我的譯事的進展自然是比較順利的。在我着手翻譯後不久，賀麟先生主持選編《黑格爾論矛盾》（1963年商務印書館第1版），其中所選的“精神哲學”部分就順理成章地由我來完成了。這時，我已經譯出了《精神哲學》全書的導言和主觀精神部分的導言的初稿。我在《精神哲學》譯後記中寫道：“此後風雲變幻的幾十年中，由于各種難以逾越的主觀、客觀的原因以及任務的變更，我本該繼續完成的全書的翻譯工作就一再被擱置。這不能不說是我心頭的一大憾事。”

1964年，階級鬥争的弦再度緊繃。無論是《精神哲學》的譯事，還是學術研究與争嗚，都不得不為突如其來的“四清運動”而徹底中斷。四清運動是中共中央于1963-1966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是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簡稱，這個大規模的以階級鬥争為綱的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氣氛高度緊張，由各機關學校抽調、派遣成千上萬個工作隊下到農村，被抽調的人員家中有天大的實際困難也一律不予考慮。我寫到這裡，對當年說走就走抛開多病的老母、剛剛出生患病的兒子楊鑄、年僅6歲要學會獨立生活的女兒楊熔、特别是把一切重擔都甩給回漢團聚才一年多在漢口武漢醫學院任教的肖靜甯，即使一千個放心不下，我也是别無它法，當時多虧我的三姐從青島來武大幫着照料了好幾個月。我随着哲學系教師組成的四清運動工作隊奔赴湖北省孝感縣，工作隊的成員撒下去，分散到各處有的就隻好“各自為戰”了。我就是這樣，我去的單位是孝感祝站區直屬小學。祝站是京漢鐵路上的一個小站，祝站區的黨政機關就在站邊的街道上，小學座落在離街不遠的地方。我這個唯一的工作組成員一到學校就按照上面統一的口徑說明來意，以一種威懾性的口氣宣稱，我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一定要把四清運動搞到底！一個規模很小的小學，一位校長，幾名教師經過曆次政治運動，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好像沒有什麼可清的。唯一可以清一下的就是思想了，思想與作風、特别是可以與個人生活作風相關聯的。校長雖隻是有“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的戀愛觀也是反複寫材料、檢查交代才過關的。有個教師被揭發對女生有圖謀不軌自然成了運動的重點，對他的“清理”可謂曠日持久，不斷背靠背開會揭發，反複交代政策，反複寫交代材料，我不斷地分析材料，向上級彙報情況，但最終還是以“查無實據”了事。回想起來，形勢壓人，又沒有多少事，又不能幹點别的，我真不知道那一年多是如何度過的。好不容易到了一年，别的點的教師陸續返校了，原本早該結束的小學四清運動，又一拖再拖了三個多月，因為直屬小學的四清運動必須與黨政機關同始終。其間，我家的困難達到頂點，往事不堪回首！當我回到珞珈山時，已經是1965年的深秋，我連年邁的母親再也沒有見着了。

我原以為，參加了一年多的四清運動，總可以坐下來安靜地進行進行教學、研究和翻譯了。誰知闆凳還沒有坐熱，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就接踵而來了。1966年6月，一夜之間，校園裡就出現了所謂的“紅色恐怖”，紅衛兵高喊“造反有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教師和幹部人人自危，隻要随便給人帶上一頂帽子，各種對立的派性組織就可以為所欲為，輪番揪鬥，不擇手段地對他們稱之為“牛鬼蛇神”的人們來一個“觸及靈魂”、甚至皮肉的“革命行動”，一時間大學成了挑動群衆鬥群衆的空前恐怖、瘋狂和災難的場所。哲學系主任餘志宏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幹将”；哲學史教研室主任蕭萐父被打成餘志宏的“黑幹将”、十足的“黑幫分子”；陳修齋先生被打成“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他們看來這些我還夠不上，最多隻能算作一個“準黑幫”，在“批鬥會”上必須陪鬥，“遊鬥”時必須抱頭跟在“黑幫分子”後面走，不時聽到巨聲喝斥和皮鞭的唰唰聲。然後是“破四舊”家也多次被抄、減工資隻給30元的生活費，連照顧幼子的保姆也被立即趕走，日子過得如驚弓之鳥。這種群衆專政的混亂局面直到1968年8月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後成立“革命委員會”才結束，轉而由工、軍宣隊專政。緊接着，1968年10月我随哲學系教師一鍋端到湖北襄陽隆中分校，一邊勞動，一邊“鬥批改”。陳修齋先生與夫人徐銑（哲學系辦公室最能幹的工作人員）也同行到分校。次年陳先生的家也搬去了，盡管條件極差，但總算有夫人徐銑的照顧。我在隆中與另外兩位下放教師合住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裡。我們這些有問題的教師有的放牛、有的放鴨子、有的種菜，我是白手起家養豬。這裡稍稍說一下我的家庭怎麼辦？最令人不堪回首和愧疚的是，我的母親在我四清運動遲遲不歸，在為我勞累了整整六個年頭後的1965年，患肘關節骨結核，住在一區山上就醫十分困難，得不到治療和照顧，萬般無奈，經商議，由在漢口工作的肖靜甯請假把母親送到青島我的四姐家，母親揪心地告别了她最在意的一雙孫兒女，可我連向母親道别一下的機會都沒有。1964年兒子剛生我離家去參加四清運動，誰知竟然成了與母親的永别！母親在四姐家，經過一個醫術高明的老中醫的治療，骨結核有幸痊愈了。可是，文革來到，在青島的母親與劃成右派的大哥一道被遣返到四川鄉下原籍，在貧困和疾病中告别人世，這是我心中永遠無法彌補的深深的愧疚！

1963年春肖靜甯從北京醫學院研究生畢業後，蕭萐父同志熱情地幫她聯系到BEAT365唯一官网生物系，但她的興趣一直在醫學—生理學上，還是服從省教育廳分配她到武漢醫學院的原方案。她在武醫住集體宿舍，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況下跑月票，每周隻是1-2次回家。文革中，她在武醫各方面還算穩定。1968年我要随系一鍋端下鄉，由革委會成員段啟賢同志幫忙開了一張BEAT365唯一官网革命委員會的證明，證明我要長期下農村，當務之急是要在武漢醫學院搞間房子。肖靜甯把BEAT365唯一官网的證明請武醫革命委員會的一個頭頭批了一下，實際上是讓自己想辦法，住了再說。501樓原是單身集體宿舍，兩人一間，另外那個好心的同事互相調配一下搬出去了，就算是占到一間16平方米的房間，母子三人得以安頓下來。兩層樓的501宿舍後來就完全成了家屬筒子樓，走廊擁擠不堪，還是木地闆的，一家一個蜂窩煤爐子就放在門外，很不安全。大家自動組織起來，每天都有一家的大人抱着孩子、舉着牌子挨家挨戶叫喚：“查火啦！大家注意防火哇！”，都能得到熱烈的響應，這個活動好像是娃娃們的節日，我也碰巧參加了。現在想來，肖靜甯當年決心在武醫工作是何等的幸事！文革期間她下放到校内的校辦藥廠搞制藥，隻是短期下鄉，工農兵上大學就回教研室了。武漢醫學院的生活方便，幼兒園、小學都辦的好，離宿舍隻有幾十米，不用接送。食堂辦的好，開水有得打。特别是孩子生病看病更是近水樓台了。學校對面是體育館，旁邊是中山公園，坐3分錢的公共汽車可以到鬧市區六渡橋、江漢路新華書店買連環畫小人書。501筒子樓小朋友多，玩的好。這些條件是得天獨厚的，回過頭來一想對兩個孩子而言，很符合肖靜甯後來闡述的智力開發吧！難怪從武漢醫學院的501樓走出了那麼多的大學生、留學生呢！

我在分校下放勞動主要養了三年的豬，自認為還摸索出一套養豬經驗，可以說是合格的豬倌。養豬幹的全是肮活累活，大盆大盆的豬食，清掃豬舍豬糞，衛生條件很差，跳蚤成群，每天工作的時間很長，真是疲憊不堪，那有精神想譯事啊！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林彪九一三事件後，1971年哲學系的“工農兵”學員要按照毛主席發出的最高指示“學一點哲學史”才有所改變。在養豬和其他勞動期間，每年有1-2次的幾天輪休回武漢探親的、那是屬于我自己的時間，我才有機會來考慮始終萦繞在我的心頭的《精神哲學》的譯事問題。但我終于明白了，那種想安安穩穩地靜下來，正襟危坐，從從容容地做翻譯已是不可能的了。現在隻有采取見縫插針的方式，帶上一部德漢字典，一有機會就譯一點，因陋就簡，把潦草不堪的“譯文”寫在當時能買到的練習薄上，這樣總可以逐步推進，積少成多，等到有條件再來整理。在武醫探親的日子就是這樣的好機會。每天等肖靜甯上班，兩個孩子上學、上幼兒園後，我就抓緊做那麼一點翻譯。這樣下來，我的譯事就由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前夜止步的主觀精神“導言”部分進展到了主觀精神第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學”中的“自然靈魂”了。這是我在特定的條件下，對自己鐘愛和渴望的譯事所能做的使自己深感内心慰藉和踏實的地方！但是，這樣“美好”的譯事時光，很快就結束了。

BEAT365唯一官网襄陽分校在1970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大學生，部分骨幹教師開始參加教學，組織各種教育革命小分隊。我與陳先生繼續勞動。如前所述，1971年為落實毛主席的“學一點哲學史”的最高指示，要給工農兵大學生講外國哲學史，我和陳修齋先生才得以匆匆重返教學崗位。那種形勢下，對于教學工作的确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吊心吊膽，不知什麼時候會出現什麼問題。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口号是“上、管、改”，即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這“管”、“改”二字實際上是直接針對着教師和教學内容的。聽從領導的安排，我是教學組長，由我先上陣，果然在我剛講了古希臘羅馬哲學第一堂課後，學員就針對我在課堂上沒有講到奴隸哲學方面的内容，馬上貼出大學報主張奴隸有哲學。哲學系、BEAT365唯一官网襄陽分校、直至BEAT365唯一官网總校的黨政領導對此十分重視，立馬表态支持學員的大字報，并号召就有無奴隸哲學的問題展開大辯論。這場本身并無多大意義、而又曠日持久的大辯論也就從分校推向總校，繼而走向全國。我作為“無”派唯一出頭露面的代表，也就有機會走出隆中、重上珞珈山，冒着極大的風險單槍匹馬地站在小操場的全校辯論大會的講台上，面對黑壓壓的群衆，不知那來的勇氣和信心一遍又一遍地與持對立觀點的衆多代表交鋒。在這種氣勢洶洶、咄咄逼人的态勢面前，唯有陳修齋先生冷靜沉着，始終實事求是地認定曆史上沒有奴隸哲學，默默地給予了我極大的支持，這是我永遠銘記在心的。接下來，校領導決定組織由工宣隊師付領導的、有學員、教師（我）參加的“三結合”小組，向一些全國知名大學的同行介紹這場争論的情況（參見國務院學位辦公室編：中國社會科學家自述）。三結合小組得以跑遍了京津滬等地，去了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複旦大學等名校，所到之處，反應都說是“茅塞頓開”！現在回想起來在1971年的特殊環境下，我卻因而有機會到各地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師長親友，特别是我突然來到上海看望嶽母令她驚喜不已！在工人師傅的領導下我與學員還随同他稍稍繞道去遊覽了錦繡天堂——蘇州園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意想不到的、很是奢侈的收獲。我平生也就是這一次去了蘇州，現在的蘇州，可能變化很大、很美，但不可能找回當年的特殊感覺了！

1972年，BEAT365唯一官网總校恢複了哲學系的建制，也就是說，總校和分校都辦哲學系。不久，學校又決定哲學和經濟兩系都辦在襄陽分校。這樣原總校和分校的哲學系得以合而為一個完整的哲學系，由孟憲鴻同志任系主任。他提出新系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專業課的恢複和教材建設。文革前初到珞珈山，我編寫了40萬字的“18世紀末至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古典哲學”講義。文化革命中我們适應工農兵學員單科獨進、幾個月學完一年的課程的安排，編寫了一些簡略的、斷代式的油印講義發給學員學習。我和陳修齋先生共同講授的歐洲哲學史課程一直沒有一個自己編寫的由古及今的完整教材。我認為這次系裡提出編寫專業課教材，應當是我們編寫一部自己的正規的、完整的歐洲哲學史教材的大好時機。為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精神哲學》的翻譯隻好被擱置了。由于陳先生正在翻譯萊布尼茨的法文版的《人類理智新論》，于是，笨鳥先飛，我就先幹起來，以極大的努力投入歐洲哲學史教材的編寫工作了。按照我當時講課的教學内容的順序，從頭寫起，當我寫完“古希臘羅馬哲學”和“歐洲封建社會哲學”兩章時，陳先生高興地來向我說，他的翻譯基本上結束了，可以來一起搞教材了。陳先生文革前一直講授西歐早期資産階級革命時期哲學，又對萊布尼茨哲學有精深的研究，自然由他來接着寫從文藝複興到近代西歐唯理論和經驗論哲學、以及英法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哲學。而我在結束前面提到的兩章後轉向編寫從康德到費爾巴哈的德國古典哲學。雖然文革前我編寫過40萬字的德國古典哲學的講義，但是要作為歐洲哲學史教材體例中的有機的一章，這仍然是一個極為艱巨的工作，不是采取簡單壓縮、照搬不誤所能湊效的。我又一次自找苦吃，重新構思，反複提煉，重新撰寫，使之成為我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另一心得、心血之作（德國古典哲學這一章在《歐洲哲學史稿》的初版和修訂版中所占篇幅分别為218頁和227頁，均占全書總篇幅三分之一）。它與陳先生撰寫的唯理論、經驗論哲學一樣，共同展現出我們這部自編教材是植根于各自深入研究和長期教學的基礎上的功底與嚴謹，具有其顯著的優勢與特色。我和陳先生兩人合編教材的方式是很特别的，是我們這一對“老搭檔”所獨有的，可以稱得上是一件學術轶事。我們兩人從60年代起就是合講外國哲學史這門課程，陳先生講上學期（從古希臘到近代西歐哲學），我講下學期（德國古典哲學），對于彼此的教學内容與觀點都很熟悉，也很默契，從來沒有、也不需要經過什麼共同讨論、按照統一的教學大綱或教材來講授。這次編寫教材也是各寫各的，隻不過我是笨鳥先飛，開局寫出了上學期課程内容的兩章。我們各自完成了所編寫的部分後，才彼此互相審閱，并提出各自的意見以作修正。這樣我與陳先生合寫的、一部從古希臘哲學直到德國古典哲學的完整的教材就于1977年3月脫稿了。我們把它命名為“歐洲哲學史”（試用教材），雖然是我們兩個人寫的，署名還是反映那個時代特征的集體單位——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哲學史教研室。

那幾年寫講義時間也不是很充分的，文革沒有結束，階級鬥争不斷，勞動也是随叫随到。最令我欽佩的是，陳修齋先生在那種艱苦的條件下，不僅奉獻出了《人類理智新論》這樣傳世的譯作，又快馬加鞭地完成了合編教材的重任。古隆中一對“老搭檔”挑燈夜讀的情景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在此向過早謝世的陳先生獻上深深地緬懷。系主任孟憲鴻同志對我們在系内第一個拿出一部這樣完整的、沉甸甸的專業課教材來十分贊賞，當即決定設法予以鉛印。由于保康縣印刷廠承印過經濟系編寫的教材，算是與BEAT365唯一官网有聯系的單位，于是我與剛留校的助教陳建國就帶上書稿直奔保康了。保康是一個地處湖北山區的小縣，保康縣印刷廠在縣城的郊區，規模很小，隻有兩個工人師付，兩排平房。前面一排是進行排印的廠房，後面一排是生活用房，我們去後就住在這裡。1977年5-7月，将近三個月，我與小陳可以說是與工人師付同吃同住同勞動，當上了全脫産的印刷廠“認字”、校對的工作人員。這一段經曆是非常特殊和難忘的。我們在保康印刷廠雖不直接檢字排版，但一直要恭候在旁，一是對工人師傅看不清、認不得的底稿上的字要随時随地提供幫助；二是對排出的版面清樣及時進行校對，以完成這個版面的排檢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這樣一個一個版面，一日又複一日地進行着，這個很累人的活耗去我将近三個月的時間！出個講義這樣難，現在想起來真是有如隔世，與當今現代化的出版業不可同日而語了。待到40餘萬字的講義正式印就運到襄陽分校時，情況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随着粉碎四人幫文革宣告結束，分校已經撤消、遷回總校了，講義又轉運到了武昌珞珈山。當我在珞珈山上看到這一套上下兩冊的《歐洲哲學史》（試用教材）時，深深地感到它是曆史的見證，不僅為我與陳先生在當時條件下能靜下心來作出這樣的教材建設的成果而感慨，還對保康那一段實實在在的認字、校對的生活難以忘懷，對講義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試用教材上冊為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到18世紀法國資産階級革命準備時期的哲學：下冊從德國古典哲學到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哲學。誰能料到這套特殊年代從山溝裡十分簡陋的印刷廠印就的“試用教材”講義成為日後在全國影響巨大的《歐洲哲學史稿》的前奏。在這裡，我要對當年的青年教師陳建國表示謝意！特别讓我難忘的是，我在保康的那一段特殊的工作經曆使我與純樸的工人師傅結下了很好的友誼，這是很有意義的一種回報。

改革開放迎來了科學的春天。上世紀80年代初，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胡光清同志來向我們約稿，我們對這一套上下冊的“試用教材”經過各自反複修改，于1983得以正式出版。書名改為《歐洲哲學史稿 》，作者署名為陳修齋、楊祖陶，前言與後記均沒有涉及我們配合默契的合作方式及各自撰寫的章節。這不能不說是從文革走過來的我們對“文責自負”的觀念十分淡薄所緻的一種疏漏。縱觀《史稿》，全書共分七大章，依次為，第一章：古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的哲學（楊祖陶）；第二章：西歐封建社會的哲學（楊祖陶）；第三章：西歐資本主義形成時期的哲學（陳修齋）；第四章：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早期資産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各國的哲學（陳修齋）；第五章：十八世紀法國資産階級革命準備時期的哲學（陳修齋）；第六章：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德國古典哲學（楊祖陶）；第七章：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和英國空想社會主義（陳修齋）。《史稿》問世後，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人民日報社等文化單位指定其為參考書；一些兄弟院校相繼采用它作為教材。在多次重印後，實際上已成為供不應求的通用教材。鑒于國家教委在制定“七五”文科教材規劃時，将此書正式列為教材，于是湖北人民出版社決定再版，我們決定對全書進行修訂，1987年出版的《歐洲哲學史稿》修訂本，正式在封面上标明為“高等學校哲學類專業教材”。在這裡要提到的是，第一章古希臘羅馬哲學部分是修訂的重點，因為原書初版這一章我叙述的比較簡略，而我當時由于突發“腰椎間盤脫出”住院，出院後一段時間也無法正常工作。經商量，決定邀請研究生畢業留校的段德智和張傳有兩位講師參加本章的增補工作（段德智負責柏拉圖及其以前部分；張傳有負責亞曆士多德及其以後部分），他們共撰寫了三萬餘字的初稿，無論是效率與水平都是值得稱道的。最後由我對之修訂增删後定稿，使第一章的篇幅由初版的93頁增至再版的128頁。現在，10餘年之後，我在這裡以我個人的名義向他們二位教授緻以遲到的謝意！此外，我與陳先生各自對原書某些叙述不夠明晰準确，或評價不夠全面妥當，論點不夠恰當之處作了一些修改。再者，為大體保持原有篇幅，分别對第二章、第五章的内容作了一些壓縮和删節以及章節合并的工作，但原書的基本格局和風貌沒有改變。1988年《歐洲哲學史稿》獲得國家教育委員會第一屆優秀教材一等獎。修訂本的頭三次重印就達24900冊，1994年重印達38100冊，以後的加印仍是層出不窮就不贅述了。對這一學術性很強的教材，學界給予很高的評價。西方哲學史專家汪子嵩先生贊譽它為同類作品中少見的“觀點和材料達到相當豐滿和協調的統一”的作品。美國聖約翰大學教授、哲學博士孫霄舫過譽此書為歐洲哲學史方面的“經典巨著”。《史稿》的影響及其廣泛深遠，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