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衛平

每當拿到我的導師楊祖陶先生親筆題贈的著作時，心頭總有一種沉甸甸的厚重感，這種厚重不在篇幅，而在學術。當我自己在做學問的時候，經常感到先生就在背後看着我。這麼多年過去了，一直想為老師寫點什麼，但總是忙這忙那就這樣耽擱下來了。在楊先生的《回眸——從西南聯大走來的60年》即将問世之際，撰寫這篇遲到的書評，不隻是為了感恩，更多地是想借此梳理一下：應當向老師學點什麼。

《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是楊祖陶先生于古稀之年繼《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之後推出的又一部嘔心瀝血之作，也是作者幾十年來在德國古典哲學領域中默默耕耘、辛勤勞作的結晶和總結，它代表了作者迄今為止所達到的學術高度，無論從内容上還是方法上在國内德國古典哲學界都是獨樹一幟的。這部長達42萬字的著作最大的特點就是貫穿了作者一貫的主張：探讨德國古典哲學的内在矛盾和發展規律。作者所做的這項工作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解說和诠釋，而是一項艱苦的學術創新，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這種成就在我看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從整體上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現代價值和意義的再認識和再把握上，作者鮮明地提出和概括了它所體現的兩大内在精神，即：“為真理而真理”的理論精神和“為自由而自由”實踐精神。這一見識凝結了先生數十年潛心鑽研德國古典哲學的深刻體會，抓住了西方哲學的核心和某種一以貫之的東西，它對當代中國的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甚至整個西方哲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啟示。

楊先生這一觀點包含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價值。從理論上看，他指出了這兩大精神源遠流長，它們萌芽于西方哲學的開端——古希臘，但其真正的成熟和得到全面的論證卻是在德國古典哲學，這貫穿于從康德、費希特、謝林到黑格爾的整個思想當中，對後來的西方哲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産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因此抓住了這兩大内在精神也就抓住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根本，甚至整個西方哲學的根本。正是在這種前後關系中，顯現出德國古典哲學的一種永恒價值，它所反映的恰恰是西方哲學最本質、最核心的東西。這種為真理而真理和為自由而自由的追求表面上遠離人類的實際利益，但卻最終會從根本上賜福于人類，這種無用之用乃為大用已為西方文明發展史所證明。

從現實上看，楊先生的這個觀點也是針對時弊的有感而發，因為體現于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整個西方哲學的這兩大精神恰恰是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傳統和基因中所缺乏的，同時又是中國現實發展所必需的。我們一直強調向西方學習，然而表層的東西容易學，深層的東西卻是不容易學的。什麼是深層次的東西，這就是深層次的東西。

改革開放以來，随着經濟的不斷繁榮和綜合國力的日益提升，中國的學術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然而我們始終擺脫不了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态，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相當一部分人中，甚至包括這一領域的某些有成就的學者也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發生了動搖，認為那是過去了的東西，過時了的東西，或者已經研究過了的東西。這成了中國的哲學學術進一步發展的一個誤區和瓶頸，實際上古典哲學在西方尤其是德國的大學教學和研究中始終占據着主導地位。西方人深深懂得隻有根深才能葉茂，割斷曆史，哲學是不可能得到長足發展和進步的。其實真正進入到“古典”的哲學是不可能過時的，而是永恒的，每一個時代都要面對它，都要從中接續一種原創性的力量，并将其加以轉換向前推進，這恰恰是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回顧性”的特點。我國21世紀西方哲學研究水平的提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有賴于古典哲學，包括德國古典哲學研究水平的提升。如果不堅持這個方向不動搖，中國的哲學事業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的。楊先生正是從這個戰略高度提出我國應當加強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的理由。他的這一觀點實際上是十多年前提出來的，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愈來愈多的學者、青年學生已經開始意識到了古典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重要意義，并自覺地投身到這個領域的研究中來，已産生了不少具有真知卓見的學術成果，這是和楊先生這樣一批有識之士的高屋建瓴、審時度勢的呼籲、推動并身體力行分不開的。

二、楊先生在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尤其是康德和黑格爾的研究上打破了以往主要停留在一般的述評和介紹上，而是深入到裡面，從義理上下功夫，重在對哲學内部關系的打通，這種關系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并且将其落實到邏輯的環節上，這在老一輩學者當中是相當突出的。

楊先生屬于德國古典哲學在中國傳播的第四代學人中傑出的代表，作為賀麟、鄭昕、湯用彤、金嶽霖、洪謙等先生的弟子，他繼承、發揚了老一輩紮實嚴謹的學風和淡泊名利的精神，在經典文本的深度解讀上用功之勤，是圈内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研究的過程中，能根據文本，深入展開對其研究對象的内部發展規律和邏輯進程的艱苦探索和紮實分析，這相對那些“述而不作”的研究來說，需要花更大的氣力、耐心和創造性，而這恰恰形成了楊先生一生治學的最重要的特點和風格，這一特點和風格在本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尤其體現在第一編中這樣一些重要的分析上：德國古典哲學同法國唯物主義的關系、德國古典哲學通過内在矛盾運動所展開的邏輯線索，以及它如何過渡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然，德國古典哲學内部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這兩條線的交織，以及它同西方現代哲學的深層聯系等等，這些分析不少地方明顯地高出國内許多同類著作的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理性主義和意志主義關系的研究不僅和作者的其他許多探讨一樣，頗見功力，而且它使本書将作者另一部力作《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的觀點和思想框架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是對國内重新理解德國古典哲學和西方現代哲學關系方面所做出的新貢獻。為了具體說明了這一點，我們下面不妨稍稍展開一下。

衆所周知，楊先生主要以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康德和黑格爾為專攻，但他對德國古典哲學和西方現代哲學的關系是重視的，而且自己也作了這方面的研究，盡管不多，但所取得的成績卻不容忽視，本書中對“德國哲學革命進程中的理性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探讨至今在國内尚未見到如此深刻的論述。以往人們對相關問題的讨論，大多停留在一般的、外在的影響上，至于具體内容和深入的聯系往往語焉不詳或大而化之。一些研究現代哲學的學者對古典哲學有隔膜，一些研究古典哲學的學者對現代哲學很陌生，而楊先生卻能真正深入到其内部将這個複雜的問題梳理得明明白白，讓我們從一個重要的方面看到德國古典哲學是如何具體地和現代哲學發生聯系的。這個課題是重大的，同時也是需要功夫的，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哲學雖然以理性主義為主導，但它并非鐵闆一塊，而是包含有非理性主義因素，黑格爾與叔本華盡管對立，但他們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和意志主義卻都來自于同一個母體——代表德國古典哲學之開端的康德哲學，并經過了同一的發育階段或中間環節——費希特和謝林哲學。所以可以說，不僅黑格爾的理性主義，而且以叔本華為開端的西方現代非理性主義哲學也是由近代理性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所孕育出來的。楊先生對這一點的詳盡分析，不僅深刻闡明了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和非理性主義哲學并非完全勢不兩立，而是有聯系的，還指出這種聯系又不是無差别的，它們之間有交叉、有重合，同時又是互補的。作者通過對這種關系的揭示旨在引導人們重新達到對這兩種類型哲學的正确理解。不僅如此，作者的視域十分開闊：這個論題向前一直追溯到近代的笛卡爾、萊布尼茲和休谟，向後不僅涉及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理性主義與意志主義，而且還涵蓋後來的整個西方非理性主義哲學，它所達到的理論深度，超過了國内許多大部頭的著作，不能不讓人感到欽佩。

三、本書除了對德國古典哲學體系總體把握方面有不少新知卓見外，還對其最重要的代表康德和黑格爾哲學中的一些關鍵性的且具有很高難度的問題進行了探幽發微，如康德範疇先驗演繹的構成、黑格爾邏輯學與辯證法的關系、黑格爾建立邏輯學體系的方法論原則、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主體性、黑格爾關于認識論研究原則以及黑格爾的哲學史觀等方面作者都提出了新的極有價值的理解，有些方面拿到國際德國古典哲學學界中也毫不遜色，曾受到過西方著名學者和同行的高度贊揚。

這裡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楊先生對康德範疇先驗演繹的構成問題的探讨以及對黑格爾邏輯學中主體性的研究。我們知道，康德範疇的先驗演繹是《純粹理性批判》中最困難的部分，但卻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要性，因為它的解決直接關系到第一批判的總問題——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的解決前提，所以康德在這個方面花了最大的氣力。然而先驗演繹的構成問題在康德本人那裡并沒有真正講清楚，而是表現了某種猶豫、甚至前後不一緻，例如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康德認為先驗演繹由主觀演繹和客觀演繹所組成，但在後來作為《純粹理性批判》簡本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以及《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卻删掉了主觀演繹，隻保留了客觀演繹，以緻先驗演繹的構成在康德那裡前後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但其客觀演繹又不能完全擺脫主觀演繹這個前提或因素。這的确在康德那裡是一個矛盾，如何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呢？楊先生既不是簡單地依恁康德某一說法，也不是遠離康德的文本作一種過度诠釋或想當然的發揮，而是從康德的整體思想出發，緊扣文本，通過分析和對比進行一種創造性的重構，這種重構既是對康德思想的澄清，又力圖保持與康德的文本相協調，所以說，在某種意義上，楊先生是在幫助康德将其未講清楚的地方講清楚，将其矛盾的地方加以化解，用康德來完善康德。具體來說，楊先生首先找到造成康德前後不一緻、不清楚的内在原因，然後從康德思想中發掘出一種解決的可能性。為此，楊先生深入分析了康德先驗演繹的構成及演變，探讨了範疇先驗演繹由主觀演繹和客觀演繹的構成理由，以及這兩種演繹的區别，最後找到了它的邏輯内在的聯系，揭示出了一個有機統一整體的“圓圈”關系。可見，這決不是一般的解說，而是一種創造性的诠釋[1]。在這個方面，楊先生雖然受到西方康德學說權威斯密的啟發，但又指出了後者将康德的主觀演繹和客觀演繹視為彼此獨立的誤區以及所引起的矛盾。由于楊先生将兩者看成是有着内在聯系的圓圈，前者的終點正是後者的起點，從而消除了這種矛盾。應當說，楊先生的解釋比斯密的解釋更合理、更有說服力，使人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它是對康德學術所作出的紮實的推進。這使我想起十幾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博士研究生的時候，在一次師弟的開題報告會上楊先生所說過的一句話：“你應當努力通過你的解釋，讓人們感覺到康德就如同你所說地那樣在表述，而沒有你的解釋，這一切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說，此話在這個例子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至于楊先生對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主體性的探讨，首先基于這樣一種考慮：主體性是黑格爾著作普遍讨論的問題，但隻是在其邏輯學中才得到了透徹的論述，因此，對其邏輯學的主體性概念研究有助于理解黑格爾的其他哲學領域中的主體性原則。從這一點出發，楊先生根據黑格爾對理念的理解，将以往中譯本（《邏輯學》、《小邏輯》）中的“主觀性”改譯為“主體性”，并深入分析了黑格爾邏輯學中主體概念的發生史，探讨了作為主觀概念的形式主體性、作為目的性的實在主體性以及作為理念的真實主體性及其聯系和轉化，從而勾勒出黑格爾邏輯學中主體性經過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環節由潛在到絕對的發展過程，向讀者充分展示了黑格爾在一種抽象語言下所深刻揭示的人的主體性的豐富内涵，具有一種綱舉目張的理論效果。

四、在方法上，楊先生已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和風格。首先，令人印象至深的是本書對辯證邏輯的熟練運用，這種運用始終堅持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曆史與邏輯相一緻的原則，而不是邏輯加曆史，所以楊先生寫的東西，沒有一種強加的生硬感，能夠真正體現出黑格爾所說的，方法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容的靈魂。國内雖然有不少人也談論和使用這種方法，但能真正能做到如此自如、如此徹底、如此精到在這個領域恐怕很難找到第二人。與之相關，楊先生始終堅持一種嚴謹、簡明、樸實的表達風格，不跳躍，不跨越，環環相扣，始終追求清晰、明白，類似胡塞爾現象學那樣要求每一步的明見性或明證性，最終要以一種過硬的理性力量、邏輯力量将思想“立”起來。

其次，楊先生強調，學者必須有一個高出于他所研究對象的角度和眼光，正如“人體的解剖是猴體解剖的一把鑰匙”一樣，每一個後來的哲學思想體系都是理解前一個體系的鑰匙，曆史上的每一種哲學的内在意義隻有在後來的哲學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揭示[2]，楊先生着重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研究此前的德國古典哲學就體現了這種方法，而這種方法具有普遍的意義，并且在現代解釋學中可以找到深刻的根據，實際上它從一個方面涉及到古與今、過去與現在之間如何達到“同時性”的解釋學辯證法。伽達默爾自己也有過類似的表述：先行的東西的意義是由後繼的東西所決定的[3]。伽達默爾既是國際解釋學大師，同時也是黑格爾領域的專家，曾擔任過德國黑格爾學會的主席，著有《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解釋學得益于黑格爾甚多，國外有學者稱他是一個沒有絕對精神、絕對知識的黑格爾主義者，他的解釋學滲透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精神。而楊先生強調的這種方法與伽達默爾的主張有相通之處，他們的背後都有黑格爾的深刻影響。

最後，要提到的是，楊先生既有一種學術膽識和創新勇氣，又善于打攻堅戰，不避難就易、避重就輕。他始終秉持“務求其真”，“必得其新”的原則，而且特别善于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抓住一些關鍵點集中突破，然後将這些點連成一條線，點和線達到有機的統一，所以楊先生這部著作處處有一種通透感，在他那裡，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始終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他有一段評論别人的話，實際上正是他自己這種學術方法的真實寫照：整體“是經過把握的、脈絡清晰的、完全透明的、與對象相合的真實的整體，而不是混沌的、籠統的、不知其究竟的整體表象，也隻有這樣達到的本質才是貫穿在諸細節中照亮多個細節的本質，而不是漂浮在細節之外不知所雲的所謂本質”[4]，楊先生就是這樣使研究對象的整體和部分同時“被照亮”的。這無論是在《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中，還是在這部《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中，讀者都能處處感覺得到，即便從修辭學與解釋學的關系上，我們也能從裡面領悟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楊祖陶先生這部學術專著所取得的成就在當代中國學界顯得相當突出，不少内容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就目前對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康德和黑格爾哲學的整體把握及其深入和思想的過硬程度來講，國内很少有人能真正與之比肩，同《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一樣，《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可視為這一領域為數不多的标杆之作，已經成為中國學者和大學生、研究生學習、理解德國古典哲學必讀的參考書，有着極好的口碑。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十多年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楊先生精于思考，慎于發表，這部樸實無華的著作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作者與德意志民族追求精确性和徹底性的學術傳統相通，以及哲學家“切不可為了時代而放棄永恒”[5]的那種精神境界和骨子裡頭的硬氣，而這恰恰是我們今天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