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林

在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做了三個月的訪問研究，剛剛回到武漢，欣聞恩師楊祖陶先生的新作《回眸――從西南聯大走來的六十年》即将交付出版社，深感高興；但是在電話中聽到肖靜甯師母說這将是楊先生的封筆之作時，又不免産生了一種怆然的感傷。回想起先生多年來對我的教誨與愛護，心底油然泛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感恩之情。雖然不久前自己由于不慎摔傷了腰椎，難以久坐，但是仍然想趁恩師大作付梓之際，把自己心中的真切感受略抒一二。于是就半倚半躺在沙發之上，忍着時隐時現的腰痛，梳理頭腦中翻騰起伏的思緒，撰寫了這篇小文。文章之宗旨，除了感激先生對我的栽培之恩和彰揚先生的人格魅力之外，也想對先生之于我的學術影響做一點理論概括。

一

我在1993年秋季考入楊祖陶先生門下，開始攻讀德國古典哲學專業方向的博士學位。但是在此之前十多年，我與楊先生的師生之情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1978年春天，我作為中國恢複高考制度後的首批大學生進入BEAT365唯一官网，盡管當時填寫的四個專業志願中有三個是哲學，但是我還是陰差陽錯地被BEAT365唯一官网曆史系所錄取。面對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我雖然無力改變既成事實，但也決不願意放棄對于哲學的熱愛，于是我就隻能以旁聽生的身份到哲學系的課堂上去聽課，而楊祖陶先生主講的“西方哲學史”則是我最喜愛的課程。在讀本科的四年時間裡，這門學年課程我從頭到尾反複聽了兩遍，有些部分（如德國古典哲學）甚至聽了三遍。時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記得楊先生講課時的神韻風采。先生在“求學為學之二：引領我進入理性哲學殿堂的恩師們”一文中曾經這樣描述他的老師鄭昕先生在講康德哲學時的情景：“鄭昕先生在課堂上，極少注意堂下的學生，而是近乎虔誠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學精髓裡。講到重要處他總是提高聲音，睜開眼睛，直視聽衆，仿佛在問‘你們知道嗎’，接下來似乎又閉上眼睛在那裡喃喃自語。”與此情景相似，楊先生在講德國古典哲學時，也常常處于一種怡然忘我的精神逍遙狀态。我記得他在上課時總是先把幾張小卡片往桌面上一攤開，然後就沿着狹窄的講台，一邊悠閑地來回漫步，一邊以夾雜着濃重四川鄉音的普通話娓娓講述起深邃難懂的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每講到得意之處，他似乎忘記了台下聽課的學生，思緒奔湧如泉，語言一瀉千裡，完全融入到康德、黑格爾的精神意境之中。雖然先生的語音并不高亢，但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卻極具感染力，而嚴謹缜密的思想邏輯性更是絲絲入扣，引人入勝。有時候，我恍若覺得站在講台上的不是楊祖陶先生，而是康德、黑格爾本人在那裡講述他們自己的哲學。艱深晦澀的德國古典哲學，從楊先生嘴裡講出來，竟是如此的清晰貫通、趣味盎然。每周四節課的時間，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悄然逝去，直到下課鈴響，我們才從先生所引導的精神遨遊境界中驚醒過來，不由得感歎光陰之短暫和思想之綿長。

楊先生講授德國古典哲學的最顯著特點在于，注重概念自身發展演變的内在邏輯聯系，将從康德到黑格爾的整個德國古典哲學看作是“一個嚴整的具有連貫性、邏輯性和必然性的發展過程”（楊祖陶：“求學為學之三：學術研究以方法論為開端”）。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指出，哲學史并不是“對于一大堆在時間中産生和表現出來的哲學意見的羅列和陳述”，它面對的不是“死人的王國”，而是“活生生的東西”。“全部哲學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進程。這進程本身是合理性的，為理念所規定的。……概念的發展在哲學裡面是必然的，同樣概念發展的曆史也是必然的。這種發展的主導力量是各種多樣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辯證法則。”[①]這種強調哲學概念自身的辯證演進、強調概念的邏輯發展與曆史發展相一緻的方法論原則，正是楊先生一生治學所堅持的基本原則。先生在“求學為學之三：學術研究以方法論為開端”一文中總結道，自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他就系統地形成了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論原則，這些原則包括：1、注重作為時代精神典型表現形态的哲學與同時代其他意識形态以及實踐領域之間的内在平行關系；2、注重哲學概念自身的邏輯發展和内在規律；3、注重哲學概念的邏輯發展與哲學體系的曆史發展之間的一緻性；4、注重導緻上述發展的“關鍵之關鍵”，即概念的内在矛盾性或辯證法則。正是由于爐火純青地運用了這些方法論原則，才使得先生能夠把一部晦澀難懂的德國古典哲學講得深入淺出、清晰明白，使我們這些聽課學生獲得了莫大的精神教益。

那時候我雖然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但是由于經常出現在西方哲學史的課堂上，而且由于天性喜好形而上學的思辨，愛追問一些虛無缥缈的問題，因此引起了楊先生的注意。在課間休息時，我常常向先生提出一些疑難問題，先生則會非常耐心細緻地回答我，并且推薦一些課外書籍給我看。由于楊先生的鼓勵，1981年底，在曆史系“捱”過了大學四年的我報考了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并且以優異的成績名列前茅。然而由于某種非學術方面的原因，我再一次無緣于哲學的神聖殿堂，又被鬼使神差地調劑到曆史系美國史專業攻讀碩士研究生[②]。直到十二年以後，即1993年，我才終于實現了多年的夙願，考上了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德國古典哲學專業的博士研究生，成為楊先生門下的弟子。

二

在攻讀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期間，以及畢業以後在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工作的十餘載寒暑之中，楊先生在做學問和做人兩方面都對我産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先生畢生鑽研德國古典哲學，以上述方法論原則為挈領，熔教學、研究和翻譯于一爐，既能于細密處剔精究微，又能在宏觀面縱橫馳騁。其對于康德範疇先驗演繹的分析，對于黑格爾邏輯學的探讨，微言大義，見解深刻，體現出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其對于從法國唯物主義到德國唯心主義之邏輯進程的梳理，對于德國哲學中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之辯證關系的論述，視域開闊，氣度恢弘，顯示了舉重若輕、揮灑自如的大家風範。梁啟超在評價清初經學大師胡東樵時說道：“他的學風，不尚泛博，專就一個問題作窄而深的研究，開後人法門不少。”[③]楊祖陶先生也是這樣一位求學務精的學者，他一生治學嚴謹，不畏浮雲遮望眼，不趨時髦迷本性，一生心血都傾注到德國古典哲學的研究之上。在“求學為學之三：學術研究以方法論為開端”一文中，楊先生這樣寫道：“從上世紀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決心，不趕浪潮，不趨時髦，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一頭紮下去，長期沉下去，默默奉獻，辛勤耕耘，運用我所發現和得到的方法論原則，去揭示和陳述德國古典哲學發展的邏輯進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爾哲學中一個一個關鍵性的、有重大理論意義的難題。”

先生視學術為神聖，對自己的要求極其嚴格，若非深思熟慮之作，是決不肯拿出去發表的。所發表的每一篇論著，都經過精雕細琢、反複推敲，篇篇堪稱中國學者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上乘之作。先生的幾部主要著作，如《德國古典哲學邏輯進程》、《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與鄧曉芒合著）、《康德黑格爾哲學研究》等，均是荟萃了畢生研究心得的精專之作，到了晚年才在反複修改的基礎上公開發表。這些著作對于國内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成為本領域研究者們不可繞過的經典。在翻譯方面，先生早年即在賀麟先生的指導下翻譯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的有關章節，在洪謙先生的指導下翻譯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序言，後來又在研究和教學的基礎上，與弟子鄧曉芒教授合作，依據德文本編譯出版了《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在此書的基礎上，畢七年之功，師生二人再度聯手翻譯了100萬字的康德三大批判。2006年，近于耄耋之年的先生又以驚人的毅力獨自翻譯出版了黑格爾的《精神哲學》。上述這些論著和譯作，每一部都體現了先生的深厚功力和深邃睿智，更體現了先生“咬住青山不放松”、将畢生心血都澆灌到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之上的堅強意志和毅力。

先生在為人方面更是深令學生敬佩折服。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與恩師相識以來，凡數十載，每次相見，先生臉上總是洋溢着和藹可親的笑容。在我攻讀博士研究生期間，每次登門求教，先生都以誨人不倦的耐心、循循善誘的言談來為我排除疑難、溯尋正解。有時候，心高氣傲的我在某個學術問題上固執于一孔陋見，先生也總能善意地予以開導，以充分的理據和嚴謹的邏輯令我心服口服。先生嚴于律己，卻寬以待人，在與哲學系同仁和各位弟子讨論學術問題時，從來都是理智駕馭情感，傾聽多于言說，謙虛謹慎，虛懷若谷，絲毫也沒有學術權威的架子。先生對于自己的學生惜才如命，悉心栽培，但是在學術方面卻要求嚴格，決不苟同縱容。記得在1996年，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我自恃已經發表了幾部文化學方面的專著和數十篇論文，準備申報教授職稱。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楊先生時，他卻并沒有像我所期待的那樣表示支持。當時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道：“做學問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事業，不要太在乎一時一事的得失。你雖然已經發表了一些論著，但那都是綠葉，現在還缺少紅花。”先生所說的“紅花”，就是指我在德國古典哲學專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久以後，我的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正式出版（即《黑格爾的宗教哲學》一書），并且又在國内一些重要期刊上發表了好幾篇相關的學術論文。到了第二年，楊先生就全力支持我申報教授職稱，結果也就如願以償了。由此可見，先生雖然一向愛惜呵護我，但是在學術要求方面卻決不放松，無論對其弟子與否，均一視同仁。

另一件在國内學術界傳為佳話的事情，就是楊先生與其弟子鄧曉芒教授長期通力合作而完成的康德三大批判翻譯。關于這次合作的具體經曆，鄧曉芒教授在《判斷力批判》的中譯者序裡這樣寫道：“翻譯工作的程序是，首先由我在電腦中譯出一個初稿，打出樣稿，然後由楊祖陶先生用鉛筆仔細校訂，我再根據校訂過的樣稿加以訂正。由于電腦操作，省去了很多重複抄寫的麻煩。但使我和所有見到過楊先生的校訂稿的同事們感到吃驚的是，盡管我在初譯時盡了最大的努力小心謹慎，力求少出或不出錯誤，但仍然被楊先生在初稿上用極細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算起來，楊先生校改所花的時間，比我譯出初稿所用的時間還多得多。這種認真的程度，在目前的國内翻譯界還是很少見的。”[④]鄧曉芒教授所說的這段話絲毫也不誇張，我曾經親眼目睹了楊先生修改校正的初譯稿底本，那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令我眼花缭亂，我很難想象年邁眼花的楊先生當時是如何伏在案頭進行這項校正工作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雖然康德三大批判的全譯本是以楊祖陶先生和鄧曉芒教授此前共同翻譯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為基礎的，《精粹》的40多萬字譯文原封不動地被納入到三大批判全譯本中，而楊先生在其餘文字的校譯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心血，但是一心扶持後學的楊先生卻将康德三大批判全譯本的譯者讓予鄧曉芒教授一人署名，自己卻心甘情願地作為校者，由此可見楊先生不計名利、甘當人梯的高風亮節。

三

在楊門弟子中，我可能算是一個不怎麼務正業的。由于天性使然，我對于微觀考據方面的學問興趣不大，而一向偏好于宏觀建構之學。我在師門中屬于天馬行空、特立獨行的那一類，平素心性高遠，耽于玄思，不擅長細究那些歧義紛呈的概念術語，而喜好探索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間傳承演變的邏輯進程和曆史脈絡，尤其熱衷于從文化史角度來研究思想體系的發展演進。就學術興趣和研究方向而言，我并沒有能夠完全繼承楊先生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衣缽；但是在方法論上，我卻認為自己是楊門弟子中真正得到先生思想真髓的傳人之一。我平時在講授“西方哲學史”課程時喜歡對學生們說：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外國哲學專業一脈相承的傳統就是黑格爾主義的傳統。這裡所說的“黑格爾主義的傳統”，就是指那種注重哲學思想産生與發展的時代背景、注重概念自身的邏輯演進、注重哲學概念邏輯發展與哲學體系曆史發展的一緻性，以及注重推動這種發展的内在矛盾或辯證法則的方法論原則。自從博士畢業之後，我雖然很少做純粹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但是卻在從事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宗教哲學的研究過程中始終自覺地運用和貫徹這種方法論原則。當年，在我考慮博士論文的選題時，正是楊先生獨具慧眼地建議我研究國内學術界幾乎無人問津的黑格爾宗教哲學，使我從此進入到一個博大精深的學術殿堂中。在此之前，雖然我也曾對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發展演進有所涉及，但是那種研究隻是隻鱗片爪的、零散無序的和單純分析式的。通過探索黑格爾的宗教哲學，我得到的最大收獲還不在于黑格爾宗教哲學的那些具體的知識内容，而在于體現在這些知識内容背後的方法論原則，即一種辯證的、綜合的研究視野。

楊先生當年在為我的博士論文出版而寫的序言中，充分肯定我将神秘主義的理性化與理性本身的神秘化這一對矛盾作為理解黑格爾宗教哲學的精神實質的研究進路，他寫道：“這部著作遵循邏輯與曆史一緻的唯物辯證法原則，從理性與信仰的對立出發，論述了黑格爾宗教哲學企圖将信仰融合于理性、将宗教統一于哲學的主旨。作者的這一視角抓住了黑格爾宗教哲學、乃至整個黑格爾哲學的命脈，完全符合西方哲學史的實際，而且切中了當代西方哲學界争論的焦點之一――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或非理性主義）的關系問題，因而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⑤]先生在序言中還高瞻遠矚地指出，要想深入研究黑格爾的宗教哲學，必須從更加廣闊的宗教史和世界史入手，尤其是要從基督教的教義和曆史入手。畢業後的十多年裡，我實際上是一直沿着楊先生所指示的學術道路進行探索的。正是從更加廣闊的世界曆史和西方文化背景出發，我感覺到基督教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德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從而在以往的德國古典哲學研究者們所強調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這個顯性矛盾的背後，捕捉到一個更加隐秘的矛盾，這就是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問題。無論是康德哲學，還是黑格爾哲學，甚至往前追溯到18世紀法國啟蒙哲學，17、18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哲學，直至16世紀路德、加爾文等人的新教神學，都可以發掘出一條隐秘的紅線，即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問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近代西方哲學内部的一對基本矛盾，而理性與信仰的關系問題則構成了更具基礎性的文化基本矛盾。如果缺乏對理性與信仰之關系的深入研究，我們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近代西方哲學的文化處境和精神實質的。正如中國傳統哲學與儒家倫理有着血脈相融的内在關系一樣，中世紀以降的一切西方意識形态包括哲學都與基督教信仰有着千絲萬縷的精神聯系。就整個近代德國哲學和神學而言，無論是路德正統派與虔敬派之間的沖突，萊布尼茲―沃爾夫的理性主義獨斷論與哈勒大學虔敬派之間的抵牾，萊馬盧斯（H.S.Reimarus,1694-1768）、萊辛等人對于《聖經》和基督教的批判，還是康德在全部批判哲學中所要處理的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張力，哈曼、赫爾德等人從與康德理性哲學相分歧的角度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虔誠信仰，以及謝林、施萊爾馬赫等人所主張的神秘主義和情感神學，一直到黑格爾試圖将以往一切處于對立狀态中的矛盾――理性與信仰、科學（哲學）與宗教、反思知性與神秘直觀等等以一種辯證的方式整合為一個絕對真理的統一體，所有這些思想曆程，都蘊含着一個永恒的主題，那就是理性與信仰、科學（哲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更加确切地說，就是英、法啟蒙運動所代表的時尚的理性精神與德意志民族傳統的虔誠信仰之間的辯證關系。可以說，整個德國古典哲學（乃至更加廣闊的整個近代德國哲學和文化），除了知識的批判和道德的批判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基本、更加實質性的任務，那就是宗教的批判。在近代德國，這種宗教的批判從馬丁・路德拉開序幕，一直到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才得以完成。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會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的開篇處寫道：“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而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⑥]到了馬克思那裡，德國哲學的主要任務已經開始發生轉變：“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⑦]而随着哲學任務的轉變，從18世紀激進的法國啟蒙思想家那裡開啟的宗教批判的無神論，也就順理成章地轉變為馬克思所創立的政治批判的科學共産主義理論。

近十多年來我的主要學術道路，基本上是以楊祖陶先生系統總結的方法論原則為指導、以理性與信仰的辯證關系和曆史演進為主線、以西方近代宗教哲學和基督教思想史為研究對象而展開的。我所承擔的兩個研究課題――“17-18世紀英國自然神論研究”和“18-19世紀德國宗教哲學的發展”――正是這種研究工作的體現。時至今日，這兩個研究課題都已經形成了著作初稿，但是楊先生對待學術的認真精神促使我還必須不斷地對它們進行修正，以求達到先生所希望的“必得其真，務求其新”的标準。而我最近剛剛出版的一部《西方哲學史講演錄》，同樣也是運用和貫徹楊先生所總結的方法論原則來講述哲學史的一個嘗試。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才說自己雖然在研究方向上未能完全繼承先生學術的衣缽，但是在方法論上卻是實實在在地得到了先生思想的真髓。

…………

歌德有一次在與愛克曼的談話中論及到德國文學界的人格缺失，他說了下面這兩段話：

很多人足夠聰明，有滿肚子的學問，可是也有滿腦子的虛榮心，為着讓眼光短淺的俗人贊賞他們是才子，他們簡直不知羞恥，對他們來說，世間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

我們所缺乏的是一個像萊辛似的人，萊辛之所以偉大，全憑他的人格和堅定性！那樣聰明博學的人到處都是，但是哪裡找得出那樣的人格呢！[⑧]

作為一個從西南聯大一路艱辛走過來的老知識份子，楊先生在“求學為學系列”最後一篇的結尾處寫道，面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學術浮躁和學術不端，他唯有心境淡泊地“堅守自己的學術陣地與學術節操”。“天益網”上有網友評價，楊先生在德國古典哲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是“實大于名”，這個評價可謂言簡意赅、中肯精當。而在我看來，與先生在學術上的深遠影響相媲美的，還有那潤物細無聲的人格魅力。近些年來，每次到先生家去請教和探望，當我看見先生那佝偻的腰背和滿頭的銀發時，心中都不免會泛起一絲淡淡的傷感。然而，當我面對先生慈祥的笑容，聆聽先生那富于啟迪的人生教誨時，又會深切感受到，在那白發蒼蒼的頭顱中湧動着多麼豐盈的哲學智慧，在那羸弱瘦小的身軀中蘊含着多麼強大的人格力量啊！這時，我才能夠真正理解先生畢生所追求的目标――“為真理而真理的理論精神”和“為自由而自由的實踐精神”。

――2010年5月3日于珞珈山麓寓所

（趙林: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 博士生導師。此文載楊祖陶著：《回眸----從西南聯大走來的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