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t365体育官网 杜小安

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我們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戰略目标之一，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的重要保證。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提出的一個新的發展觀。1989年５月舉行第１５屆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期間，通過了《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１９９２年６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裡約召開，會議提出并通過了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２１世紀議程》，并且要求各國根據本國的情況，制定各自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計劃和對策。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則是國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統可持續性的基礎上，推動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實現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可持續發展要使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目标與生态、環境的目标相協調。當前，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已經成為考察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标，與該國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能力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随着社會知識化、科技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人類世界将進入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激烈競争的時代。誰在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上占據優勢，誰便能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奠定更為牢靠的基礎與保障，創造更大的時空與機遇。

我國是一個曆史悠久、人口衆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緊迫性。1994年７月４日，我國政府批準了第一個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國２１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始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目标是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産力的發展相适應，使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保證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持續的後勁和良好的條件。在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充分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文明發展史積累下來的寶貴曆史經驗和智慧，在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态文明建設的進程中，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态效益結合起來，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當前，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明确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構想，充分體現了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本文着重從儒家思想角度，為經濟、社會與生态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一些傳統思想資源，使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能夠建立在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上，最終根深葉茂，結出健康和長久的果實。

一、儒家的義利觀與經濟可持續發展

經濟可持續發展在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生态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我們正确地在經濟圈、社會圈、生物圈的不同層次中力求達到經濟、社會、生态三個子系統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使生産、消費、流通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中國人口基數大、人均資源少、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比較落後，在這種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主要是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改善發展質量，提倡适度消費和清潔生産，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生态環境，保持資源基礎，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即經濟發展不但要有量的擴張、也要有質的改善。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追求經濟規模和效益的增長和社會效益的提高，包括人均GDP增長率、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投資的增長率，另一方面突出強調環境治理保護力度和投資的比重，包括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産品産值占總産出比率、保護區面積率。我們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以經濟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既要追求經濟增長，更要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後勁，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更反對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儒家聖賢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把經濟建設與生态文明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儒家的“以義制利”、“義利兼顧”、“誠信為本”等思想可以發揮重要的指導價值，來糾正社會上流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等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利己主義思想。義利關系問題（義利之辯）是中國古代儒家道德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如何處理好兩者關系對國家、政治、經濟、倫理及社會風尚都具有十分重創要的作用。孔子最早提出義利之辯，他主張重義輕利，義以生利，以義制利，義然後取，見利思義。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裡仁》）“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左傳》）不過，孔子并不否認功利是其發展的重要基礎。《論語·子路》裡，孔子說過先“庶”（人口興旺）、再“富”（生活富裕）、後“教”（教育）的發展觀。可見他肯定了實際功利對于社會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在談論食、兵、信三者孰為重時，以“信”為第一，認為“民無信不立”（《論語·顔淵》）。“足食”和“足兵”體現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則屬于道德追求的範圍，可見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優先于功利追求的地位。孟子答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強調要貴義賤利，舍生取義。荀子主張先義後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西漢董仲舒繼承了孔孟的義利觀，提出“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論點，強調道義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這個觀點對後來影響很大。宋代又就義利關系問題展開激烈的争辯。程颢、程頤、朱熹等堅持董仲舒的觀點，認為道義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說：“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二程語錄》）陳亮、葉适則認為道義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葉适說：“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習學記言》）後來清代學者顔元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并重，反對董仲舒的觀點，主張“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生态效益的關系問題明顯的凹現出來。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市場經濟活動的法律保障機制還不夠健全，一些違法亂紀、不講公共道德、不負社會責任、膽大妄為的人乘機鑽空子，貪贓枉法，大發不義之财。他們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制假販假，揮霍無度，過分渲染高消費、超前消費，炫耀富裕，追求眼前利益和笑貧不笑娼的片面輿論導向更使一些人見錢眼紅，對不仁之富垂涎欲滴，導緻社會腐敗、道德滑坡、人心冷漠；他們為發财緻富不擇手段，狂采濫伐、竭澤而漁、濫捕偷獵、任意排污、盜損文物等，使生态環境受到更嚴重的威脅。由此加深了社會的貧富不均，使環境問題變本加厲，從而使破壞性的經濟生産活動到處泛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儒家的義利觀當中吸取營養，幫助當代中國人驚醒。儒家的義利之辯可以為我們實施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一個重要的思維視角。正确看待和處理義利關系問題不僅僅是關系到人們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則問題，同時也一個重要的的社會問題和生态問題，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核心價值觀導向問題。面對拜金主義盛行和物欲橫流的現實狀況，我們應該大膽借鑒儒家重義輕利、先義後利、義利并重等思想來進行社會調節和規範，把社會效益和生态效益标準作為道義原則去捍衛和堅持，制約和引導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功利原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不要放松對道義原則的追求。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如果我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罔顧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無視生态環境的保護，我們就成了唯利是圖的小人，最終在經濟利益的瘋狂追求中迷失自己，發展就成了一種對人類貪欲的追逐，失去了目的和意義，并禍及子孫後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盡快建立健全市場機制的運行規範，使經濟活動有法可依，同時輔之以一系列促進社會發展、環境生态保護和治理的法規，把人們的經濟行為量之以法，使不法之徒不能妄為；另一方面還要大力加強社會教育和啟蒙，強化健康、正确的輿論導向，提倡高尚的社會道德風尚，批評抵制那種片面宣揚金錢至上、發财享樂的錯誤輿論，把維護社會道義和生态環境提高到與經濟增長同等重要的地為，以維護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的順利實施。

前不久，上海恒源祥集團公司董事長劉瑞旗掀起了一場關于企業文化發展的“狼羊之辯”，讨論道義與功利的沖突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做狼，還是做羊？這時每一個中國企業都面臨的重大思想問題。2004年，随着一本叫做《狼圖騰》的小說持續暢銷，人們對狼的生存哲學和發展精神有了全新的認識。該書将“狼性文化”歸結為敏銳的嗅覺、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群體奮鬥三大特征。 小說喚起了不少人對“狼性”的渴望。此後，狼道”就開始被廣泛移植到企業領域。在企業界，人們對狼的崇拜風起雲湧。“狼性”管理理論開始大行其道，狼赫然成了成功的代表。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對《狼圖騰》一書評價很高。他說：“讀了《狼圖騰》，覺得狼值得借鑒。其一，不打無準備之仗，其二，最佳時機出擊，其三，戰鬥中的團隊精神”。号稱中國第一CEO的張瑞敏之言立即在企業界掀起了閱讀《狼圖騰》的高潮，大小企業紛紛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樣的團隊。 狼性文化的影響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現象可比。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過分強調競争的殘酷性和挑戰性，嚴重忽視人的人文關懷和悲天憫人的大愛精神，一味強調生存競争和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把人性異化為狼性。然而， 一些企業文化研究學者也揭示了狼性文化的緻命弱點，如獨斷專行、攻擊性過強、殘忍冷酷、貪婪無比、家族式壟斷、僵化死闆等。狼性文化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狼性企業文化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質——殘酷無情，你死我活，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蔑視規則，無視人性等等缺陷，極易造成企業及員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與市場競争對手的拼殺中，置對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獲勝，也會因失血過多元氣大傷，形成“雙輸”的結果；在企業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強硬的剛性文化，員工與老闆之間以及員工與員工之間将以“性惡論”為原則，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無信任感，必然産生巨大的内耗。很顯然，對企業的長期發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劑緻命的毒藥，絕非商業大道。因此，上海恒源祥集團在招聘廣告裡公開表示不提倡‘狼道’，而信奉‘羊道’。在恒源祥董事長劉瑞旗眼中，“羊道”提倡包容與和諧，提倡創新與改變，提倡科學與可持續發展。他認為，一個企業要想獲得長久的發展，并不隻有靠“狼道”才能使企業擺脫競争的泥潭。恒源祥确立了以“羊文化”為核心的企業文化，通過實施品牌戰略，開創了以小企業、大品牌為特色的發展道路，實現規模經營和快速擴張，使恒源祥迅速成為國内毛紡行業的龍頭企業和中國著名品牌。劉瑞旗認為，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主張先義後利，就是“羊道文化”的體現，很值得今天的企業家借鑒。“羊道”的精神強調和氣生财、合作雙赢、誠信為本、和諧相處等原則，追求創造性而不是對抗性，因此能夠長久持續發展；而“狼道”精神更多的是強調競争性、對抗性，以及對他者的攻擊性和毀滅性，因此會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自取滅亡。劉瑞旗的“狼羊之辯”将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引入企業文化中，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儒家人文精神與社會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以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目的，通過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環境、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文明、和諧、友好的社會環境，提高人們的幸福感和物質精神生活質量，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類自身的發展。在當今社會條件下，人類自身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人口綜合治理、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改善人居環境等幾個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在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人口綜合治理方面，儒家的“博愛”“大同”思想和愛國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積極價值。人口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隻有妥善解決人口問題，才談得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的人口控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人口控制工作在地區分布上很不平衡，不少農村地區生育水平仍然偏高。大量調查研究數據表明，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們受到儒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統孝道的影響，具有強烈的傳宗接代、重男輕女、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封建思想。對此，我們一方面要批判儒家思想裡的封建餘毒，扭轉重男輕女的陋習，同時利用儒家思想裡“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激發人們的公德心，建立健全的社會養老保險體制，就能破除養兒防老舊觀念；并通過增強人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進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社會責任感，把國家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貫徹到底；同時通過繼承儒家教育為本的優良傳統，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有效控制人口數量。我國人口普查與人口調查已表明，文盲半文盲婦女的生育水平很高，而文化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們具有自覺節制生育的願望，生育水平較低。因此，提高國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綜合治理的重要舉措。通過這些舉措轉變人們的生育觀，提高計劃生育的自覺性，變“政府要我少生優生”為“我要少生優生”，降低人口數量，提高中華民族的人口素質。

其次，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質方面，儒家“尊師重教”、“有教無類”等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積極價值。教育既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又是使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内容。提高全民文化教育水平是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根本手段。現代科技文明的基礎在于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越高。尤其在信息化社會，擁有良好的教育已經成為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争力的基礎。我國推行的科教興國戰略正是這種時代潮流的體現。而如果人們教育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受改善生活、發财緻富的經濟驅動力的驅使，人們很容易發生對環境生态破壞性的生産，諸如盲目采伐森林、開墾荒坡等造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沙漠化擴大，濫采礦藏造成的礦産資源浪費與耗竭，盲目生産造成的能源損失和環境污染等。在經濟相對落後，資源相對貧乏，而人口基數又十分龐大的我國，今後發展經濟必須摒棄傳統的導緻環境破壞的工業化道路，而采取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就必須采用高新技術和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綜合技術，因而對人們的教育水準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針對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要在全體國民中進行專門的可持續發展教育。這種教育的目标在于提高幹部和群衆的環境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人們生态環境的保護意識和憂患意識，增強對當今社會及人類後代的責任感，增加參與持續發展能力。這種教育不僅要使人們獲得科學知識，也要使人們具備高度的道德水平。這種教育既包括學校教育，也包括廣泛的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于是，儒家尊師重教、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虛懷若谷、溫故知新、學而時習之、學思并重、經世緻用、知行合一、實事求是、舉一反三、以身作則、锲而不舍、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等教育思想都将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三，在改善人居環境方面，儒家“裡仁為美”“擇仁而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改善人居環境，促進人類住區發展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必須重視的問題，也是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性因素。随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然伴随着對生活質量、居住環境的更高要求。當今世界許多地方，特别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着人口增長、高速城市化、住房不足、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嚴重匮乏等帶來的種種挑戰。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簡陋、有害身心健康的環境中。所以，實現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聯合國《21世紀議程》明确提出，人類住區工作的總目标是改善人類住區的社會、經濟和環境質量以及所有人（特别是城市和鄉村貧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的中國人類住區發展的目标是通過政府部門和立法機構制定并實施促進人類住區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規、發展戰略、規劃和行動計劃，動員所有的社會團體和全體民衆積極參與，建設成規劃布局合理、配套設施齊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區環境清潔、優美、安靜、居住條件舒适的人類住區。這裡既有改善物質居住環境的的意思，如住房、交通、安全、衛生等環境，也包括改善人文環境，如社會交往、文化教育、郵電通訊、業餘娛樂、健身體育等環境。在儒家思想裡，孔子特别強調人居環境的人文因素。他深感居身之地有“仁”的重要性，提出“裡仁為美”的思想。他說“裡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他認為，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選擇的住處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好人也會逐漸變壞，和好人住在一起，壞人也會慢慢學好。他因此對物質性的環境看的比較輕，而對精神性的追求比較重視。有一次，他告訴弟子想去九夷居住，弟子說那裡太粗陋了，不宜居住，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曾經有“孟母三遷”的故事。荀子《勸學篇》明确提出“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的思想。劉禹錫的《陋室銘》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安石《裡仁為美》說“為善必慎其習，故所居必擇其地。”可見儒家對人居住的人文環境具有很高的标準要求。

可見，儒家的人文思想可以為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環境、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持，幫助建設一個文明、和諧、友好的社會，最終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天人合一”思想與生态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以生态可持續發展為前提條件，它要求經濟和社會發展必須與自然承載力相協調，實現資源與生态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既要滿足當代人的現實需求，而又不損害子孫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類能夠與自然和諧共處，并能認識到自己對自然、社會和子孫後代應盡的責任，并有與之相應的道德水準。所以，我們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後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決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費資源的發展模式，更不能模仿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也是中國古人看待人與人、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态度。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主張“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強調建立天、地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義并不是談人與自然關系的。在儒家來看，“天”可以有三種屬性。他首先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冥冥之中宇宙的主宰，是賦予人以吉兇禍福、決定王朝興衰命運的主體，同時是賦予人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和原則的本原，是賦予人良知和良心的根源，有時還指我們頭頂的浩瀚穹蒼。漢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強調第一種含義，認為“天”是一個有喜怒哀樂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應、能夠決定人的吉兇禍福。他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強調第二種含義。孟子認為，上天賦予每一個人仁義禮智道德觀念和良心原則，但由于人類後天受到各種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發現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則。因此，人類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達到一種自覺地履行道德原則的境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學家張載、二程都繼承了這條路線。張載提出的“民胞物與”思想是對天人合一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荀子在《天論》篇裡強調第三種屬性，仿佛天就是物質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體思想裡，“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對象。

雖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讨論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決現代社會人與自然的對立問題，但這個“天人合一”思想卻能夠給現代生态倫理提供重要的借鑒價值。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個整體，認為“萬物與我并生，天地與我為一”，把人類社會放在整個大生态環境中加以考慮，強調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通，和諧一體，天人之間可以互相感應和交流，認為天地萬物是人的物質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礎。由此一基礎所顯出的是人對于自然萬物在精神價值上的統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我們看到，在儒家祭祀的對象裡不僅有至上神、祖先神、聖賢神，還有大自然之天神和地祗神，如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土地神、五谷神等等。隻有認識并認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這一宗教基礎，才能為人們自覺自願消解人與自然的對立找到根本解決之道。其次，面對當前人類遭遇的生态危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為克服生态危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藉由自身科技智能發展所建立起來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義和科技霸權，使人類嚴重背離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路線，由科技發展所構築起來的驕傲與虛榮，由弱肉強食和急功近利導緻的貪婪和物欲，把人已經異化成金錢、強權和科學技術的奴隸，很難重新回到天地的懷抱。正象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描述人類在自然狀态下那樣，“人對人是狼與狼的關系”，到處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則為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操作手段。它在承認人與自然差别的基礎上，把人類之愛推之于自然萬物，從而将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統一起來，解去“蔽于天而不知人”和“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兩種偏頗傾向。它提醒我們現代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人類必須學會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尊嚴”的前提下來獲得人類自身的尊嚴，如何在“天人相分”的同時找到人與自然的宗教和精神紐帶。第三，人類社會在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曆史，是依靠科技創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曆史，同時也是在環境問題的逼迫之下不自覺不自願地回歸自然的曆史，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蘊涵的生态學價值也在當代處境下才得到重視而顯示出它本身的存在意義。現代文明濫用科技導緻的弊端已日益顯著，比如大氣污染、環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壞、臭氧層破壞、新疾病叢生、自然資源匮乏、人口爆炸、全球變暖等等。如果這些弊端裡的任何一項得不到有效控制，則人類前途必然遭到毀滅。因此，人類從客觀上開始出現了正确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現實迫切需要。當代學者季羨林先生為此提出“東西文化互補論”，主張人類必須懸崖勒馬，正視弊端，痛改西方“天人對立”的思想方法和征服掠奪大自然的發展模式，采用東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當前，世界各國人民開始共同探索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發展模式。我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之時，也大膽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論，主張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設、環境友好型發展模式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方針，十分強調資源與生态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在這裡，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顯示出它重要的生态學價值，對中國當代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總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發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選擇，也是我們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内容。隻有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保證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我們按照“古為今用”的原則，大膽地從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為我國經濟、社會與生态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思想資源。儒家的義利觀、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可以為我國經濟、社會、生态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導和精神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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