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母語、國學的教育是國本；應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立法，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反對中學文理分科；讓《四書》的内容更多地進入中小學課堂，減掉一些政治教育的内容，改革教材内容與方法，滲透進道德教育、人生教育與性情教育的内涵；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母語的狀況；中學語文課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應恢複中小學生練習毛筆字；社會上對幼兒與中小學的知性教育太過太偏，盲目追求高精尖，已走上絕路，應該到了迷途知返的時候了。

教育部：

多年來，我在民間演講中曾多次論述過反對中學文理分科的意見，關于為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立法的意見，關于讓《四書》的更多内容進入中小學課堂的意見等。我也在不少文章中發表了類似意見，例如在以下拙文中讨論過。

1、淺談大學人文教育、國學教育的課程設置，《讀書》，2006年第4期，P19-25。

2、人文教育從經典導讀出發，《中國教育報》，2006年5月18日第7版。

3、郭齊勇訪談錄：文化傳承與教師素養，《中國教師》，2006年5月第5期，P24-27,21。

4、漫談國文與國學教育，上海《文景》，2006年7月第7期，P36-41。

5、BEAT365唯一官网的人文通識教育與國學試驗班、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的創辦，甘陽等主編：《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P127 - 137，又，P167-168，P527-528，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8月。

6、時機與意義：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複興，《中國社會科學内刊》創刊号，2007年第1期，2007年2月，P115—123。

7、對當前國學熱的反思，《珞珈講壇》第三輯，BEAT365唯一官网出版社，2008年1月，P191—206，ISBN 978-7-307-06075-3。

8、“四書”應該進中學課堂，《光明日報》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國學版）。

9、讓傳統文化融入當代生活，全國政協《人民政協報》“學術家園•講壇”2008年12月22日C4版。

在以上文章中，我的有關看法，簡言之如下：

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中國文化教育應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曆史知識、曆史意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學的人文教育就根本沒有辦法做好。此外，中學文理分科的問題，作為高考指揮棒的附屬物，似應有更加合理的解決方案。從公民的文化教養與民族的文明發展來看，中學生的文理分科是應當為法律所禁止的。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與小、中、大學生進行傳統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母語的狀況。建議中學語文課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還應恢複中小學生練習毛筆字。

母語、國學的教育是國本，不可動搖。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批評一種現象，即中國大陸地區的各層次教育中，忽視母語的教育，忽視本土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語、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語、本土文化的教育更為重要，完全是數典忘祖！現在中國的大衆文化已是美國文化的殖民地，美國大片橫行無忌。反過來看一看法國及歐洲一些國家，他們嚴格限制大衆媒體把英語節目或所謂美國大片肆無忌憚地播放，他們是有限制的。法國知識界不斷批評、指導法國的傳媒與文化界，法國政府也十分自覺地捍衛法蘭西語言的純潔性與法蘭西文化的尊嚴。相反，我們都失職了！我不是反對學習西方，相反，我是積極主張擁抱西方文明的，我擔任武大人文學院、beat365体育官网院長時，在本院的教學中，我為以西文學習西方經典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我們開辦的國學試驗班、中西比較哲學國際班，都是開放的，有些課程也用英文上，請外國學者上。但我認為，這一定得有一個界限，即中國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博士生），憲法與法律允許的中國教育，一定要以母語與本土文化為主導和主要内容。我們現在講自主創新，講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首先振興的應是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增強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的意識。中國人靠什麼走向世界？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中當然包含着幾千年來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中國文化當然是變動着的文化。但中國之為中國，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東西，有主導性與主體性的常道。這是不可動搖的。因此，我堅決支持有的課堂教學使用英文教材，或用英語教學，但反對所謂“雙語教學”的提法，更反對有的大學提倡所謂“全英語教學”，那是應當禁止的，是違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體現。

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務。一個西方人，不管從事什麼行業，在他經受的家庭、社會、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裡士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當然的，是他們的人文修養的基本功。一個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可是今天在中國，如果我們讓青少年讀一點有關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的書，會被認為是舊守複古、大逆不道。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要了解的最基本的經典是《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還有：《老子》、《莊子》、《六祖壇經》、《史記》、《漢書》、《詩經》、《楚辭》等。現在，我們的熒屏中，充斥大量的莫名其妙的所謂“你的内人”（見電影《黃金甲》）、“你的家父”（見電視《走西口》）等讓人啼笑皆非的說法，傳統文化素養之低下，可見一斑。包括中央電視台在内的電視節目中，字幕用語的不規範、不準确，已經令人難以容忍。此外，我們也要反對對中國曆史文化及其經典的庸俗化傾向。

尤其是做人做事之底線與根本的教育，尤其是仁愛、誠信等中華民族價值系統的重建，更是迫在眉睫，與我國健康的現代化息息相關。我建議：讓四書的内容更多地進入中小學課堂，特别是初中應完整地學過一遍《四書》全文，這基本上是把根紮正，接受起碼的做人之道的教育的問題，也是國民文化認同、倫理共識的基礎。一定要在國民教育中更多滲透關于人生信仰信念、理想人格的教育，不是說教，而是浸潤。當前，社會上對幼兒與中小學的知性教育太過太偏，盲目追求高精尖，已走上絕路，應該到了迷途知返的時候了。我們全社會（指政府、社會、學校、家庭）對幼兒、少年、青年的道德教育太不足了，我說的不是教條化的、形式主義的、脫離實際的、手電筒對外的、與身心修養無關的、适得其反的那一種，而是浸潤式的，養育德性的，與生命、生活融會的，從小事做起的，老師、家長與成年人的身教為主而身教言教一緻的，與全民文化素養的提升相統一的，與智體美及技藝的教育相滲透的，與現代人的行住坐卧、待人接物等生活規範及尊老敬賢、仁民愛物、寬容大度、敬業樂群等博雅君子的溫良恭儉讓品行的養成相一緻的道德教育。

從減輕中小學課業負擔來說，要減掉一些政治教育的内容，改革教材内容與方法，滲透進道德教育、人生教育與性情教育的内涵。對哲學社會科學的教育，應循序漸進，不能教條化。現在有的教育及内容變成小學學一遍，初中學一遍，高中再學一遍，大學又學，碩士、博士還是那一套，嚴重浪費教育資源，反而造成學生厭惡反感。一定要有層次性。初中以下，主要是做人的基本的教育。高中适當學一點哲學社會科學的内容，把中外原著經典、中外哲學史與理論相結合，生動豐富，不要再停留在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四章二節的水平上了。改革開放30年了，中小學政治課的内容與教法應改一改了。

BEAT365唯一官网教授 郭齊勇

2009年2月8日初稿

已醜年元宵節2月9日修改

附錄一：

關于中小學教育的思考

2001年5月我在德國。有一天，萊比錫大學的一位女教師陪我到該校去作演講，途中她先送女兒上幼兒園。她對我說：“我送女兒到教會辦的幼兒園去，幼兒園的老師們常給孩子們講《聖經》（《新約》與《舊約》）中的故事。這是要讓孩子們從小接受我們這個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愛的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不允許傳教的，孩子們長大以後信不信教，由他們自己選擇，成年以後的事，家長不幹預。但作為家長，一定要讓孩子在幼小的時候就接受我們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倫理的教育。”

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中國文化教育應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曆史知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學人文教育就根本沒有辦法做好。此外，中學文理分科的問題，作為高考的附屬物，似應有更加合理的解決方案。從公民的文化教養與民族的文明發展來看，中學生的文理分科并不利于發展。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與小、中、大學生進行傳統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母語的狀況。我建議在小學高年級至初中的國民教育中，讓孩子們完整地學一遍《四書》，這是做人的基本教育。這不會增加學生負擔，可以相應減少一些空洞無物的教育。另外，建議中學語文課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還應恢複中小學生練習毛筆字。

母語、國學的教育是國本，不可動搖。我們現在講自主創新，講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首先振興的應是中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人靠什麼走向世界？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中當然包含着幾千年來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中國文化當然是變動着的文化。但中國之為中國，中國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東西，有主導性與主體性的常道。這是不可動搖的。因此，我不反對适當用英語教學，但反對所謂“雙語教學”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學提倡“全英語教學”，那是應當禁止的，是違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體現。

（原載全國政協《人民政協報》2008年12月22日C4版“學術家園•講壇”，謝穎整理）

附錄二：

“四書”進中學課堂的必要性

郭齊勇

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九十高齡的老教育家任繼愈先生最近在為新華出版社引進我國台灣地區的國學基本教材《論語卷》《孟子大學中庸卷》寫的序言中指出：“多年來我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奠定一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不是在大學學了哲學或政治課開始的，而是在中學時代，從十二三歲時随着身體的發育、知識的積累、意志的培養平行前進，同步開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長的過程，也是在中學時已經考慮過将來如何做人。”他又說：“教育最終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會的成員，社會培養他成長，成長後反過來為社會奉獻他們的聰明才智。古今中外社會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對社會有用的人，不光有豐富的知識，還要關心國家大事，除了專業分工以外，還要熟悉祖國的曆史、對世界大勢有所了解，對藝術欣賞，辨别美醜，對人間的善惡有判斷的能力。”“要養成關心别人，幫助弱者，堅持真理的品格。這是一個現代公民必備的基本條件……這樣的基本要求，起碼要有十幾年的系統培養……中學是為培養全面發展的幼苗打基礎的階段，隻有語文課可以負擔這個任務，其他課程無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顯，“四書”進中學的課堂，作為國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台灣作家龍應台教授說，她的人生觀是在十二三歲開始上中學後的幾年間，通過必修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書”），接受了其中的基本價值理念之後就奠定下來了的。這些價值在她的生活中潛移默化，不經意地起着作用，乃至變成為精神生命的主脈，做人做事的準則。她的經驗告訴他，她周圍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屬，其實也是以孔仁孟義、氣節人格來滋潤生命，從而面對現實，立身行世的。我個人也有類似的生命體驗。我以為，“四書”所講的，正是我們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依據。

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甯博士在回憶錄《曙光集》中說：在十一、二歲讀初中一二年級的兩個暑假，其父克純先生（芝加哥大學博士，回國任數學教授）讓他讀《孟子》，并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了一位曆史系的優秀學生丁則良來給他教《孟子》。在少年與青年時代，楊振甯可以背誦《孟子》全文。《孟子》使楊先生一生受益無窮。

著名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吳征镒教授，一輩子遵守其父母傳下的“五之堂”的家訓。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吳家六兄弟中出了三個院士。《中庸》使吳家子弟高尚其志，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與治學之道。吳教授從幼年起即恪守家訓，成年後又把這治身治學的格言傳給了後輩的科學家。

“四書”或稱“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是中國人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蒙學讀物與民間文藝，接受并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财富。儒家核心價值，四書的主要内容，又通過私塾鄉校、教書先生，通過唱戲的、說書的，從各種渠道流向社會，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之于中國，如同《阿含經》之于印度，《可蘭經》之于阿拉伯，《新約》《舊約》之于西方。“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讀“四書”，不知道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橫渠）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着中國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緻和共同意識生隔閡。[1]台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講，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

任何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作為其文化土壤或社會化文背景的有兩個東西，一個叫“倫理共識”，一個叫“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解決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裡”的問題，是個體人所歸屬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鄉與故園。所謂“倫理共識”，其實是在民衆中的一個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約束力的價值觀、生活态度、對待家庭與社會的方式以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社會，一個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倫理共識”與“文化認同”，那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不免會遭受到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建設。實際上，一個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法治社會、工商社會的建構，不能不依賴于“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再嚴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的倫理道德；進一步說，健康的現代化的法治社會恰恰是建立在民衆的底線倫理、民衆的倫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書”，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倫理共識”與“文化認同”的基本經典，其中所講的道理，例如“仁”“義”“禮”“智”“信”五常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活生生地紮根在老百姓之中，繼續為中華民族的成長與複興起着積極的作用。包括“四書”在内的人類文明的經典，可以陶冶現代人的性情，治療現代人的心理疾病。

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通過了一個《世界倫理宣言》，這個宣言有兩條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推廣為現代國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對話與交往的金規則。

日本“工業之父”澀澤榮一以《論語》作為培訓工業企業管理人員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現代大企業，例如松下、豐田、三井集團公司等，其企業哲學與企業文化的建構，對管理層與員工的輪訓，運用《孝經》與“四書”等儒家經典，來确立“商業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豐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來源于《孟子•公孫醜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達德”，來源于《論語•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也來源于《禮記•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是：“松下生産人，同時生産電器。”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培訓中心，每年可以輪訓五萬員工。松下電器商業學院把儒家哲學與現代管理熔為一爐，對學員進行嚴格的教育。學院的綱領是：嚴守産業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會生活，為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學院遵守的信條是：和親合作，全員至誠，一緻團結，服務社會。學院把儒家經典《大學》中的“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學員研修的目标，并作出了創造性的诠釋：“明德”就是“竭盡全力，身體力行，實踐商業道德”；“親民”就是“至誠無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至善”就是“為實現盡善盡美的目标而努力”。他們認為，要培養“商業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須從《孝經》開始。三井集團等創辦的日本現代商學院，要求學生每天上午背誦《大學》、《中庸》、《論語》的片斷，并對儒家倫理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禮、義等内容進行辯論。可見，儒家資源對現代化的企業管理與社會管理有積極的意義。

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務。一個西方人，不管從事什麼行業，在他經受的家庭、社會、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裡士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當然的，是他們的人文修養的基本功。法國的小學、中學的國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訓練，中學生即開始學笛卡爾、馬勒伯郎士的哲學，孟德斯鸠、盧梭的政治學等。一個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誦讀一些中國經典。

德國特裡爾大學的文學院長、漢學家波爾教授（他的中國名字叫蔔松山）曾經在北京與特裡爾多次鄭重地對我說過：“你們中國有很好的倫理資源，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們放棄了，沒有用這些本土的文化資源教育後代，這非常遺憾！”

幾十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幼兒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缺乏國文、國學基本知識和傳統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來雖有所好轉，但仍然不令人滿意。就取得全社會普遍的族群認同與倫理共識而言，就和諧社會的建構與可持續發展而言，幼兒與中小學教育中的國文、國學教育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都應當重視對幼兒、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人文知識與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對公民社會的形成，和諧社會的建構，對長治久安，對人的全面發展，百年樹人的大業與共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從公民的文化教養與民族文明的健康發展來看，應當有法律條文嚴格禁止中學生的文理分科。同樣的，我國應當為民族傳統文化的承傳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與中小學生進行傳統語言與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文化的純潔與尊嚴。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國語的狀況。

我特别要說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謂道德說教，而是春風化雨；儒家教育不僅不排斥技藝，而恰好正是寓于禮樂射禦書數等技藝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絕不是今天的滿堂灌，而是以啟發式為主，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主張以意逆志，深造自得。儒家講的教育，是全面的、廣義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識教育、技術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藝術教育、身體教育等德智體美的各方面，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等各層次。《禮記•學記》把教育的社會功能概括為十六個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教育功能的兩個方面：第一是培養國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風美俗、道德風尚與人文環境。這兩者又是相互聯系、交叉整合的。

中國人很重視家風、家教。著名學者、中外哲學與佛學研究專家湯用彤先生在講述自己的學養時，首先講四個字：“幼承庭訓”。這就是幼兒時代所接受的家教，啟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開蒙的時候一定要端正。國文與國學教育要從娃娃抓起，這主要依賴于家庭教育、幼兒教育與社會教育。我國古代的詩詞歌賦、棋琴書畫，對幼兒、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養育都有益處。現代公民社會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養教育與君子人格的培養。讓兒童與少年愉快地适當地背誦一點蒙學讀物、古代詩詞與《論語》等，很有好處，終身受益無窮。這不僅對孩子們學人文有好處，而且對孩子們學科學有好處，對孩子們将來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處。過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學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數學家華羅庚院士、李國平院士，生物學家吳熙載教授等，都擅長詩詞書法。他們從小都背過經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面。

“四書”的教育，貫穿、滲透到社會、家庭的各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培養一個對社會、國家、民族有用的棟梁之材，不管他将來做什麼事業，根子要紮正，特别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應視為根本。這正是“四書”進中學課堂的重要理由。

（郭齊勇按：《光明日報》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國學版發表了此文，并配發了編者按。該報發表時改标題為《“四書”應該進中學課堂》，發表時有删節，此為原稿。另請詳見郭齊勇著：《中國儒學之精神》，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