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依據劉秀的軍事活動與政治活動探讨其思想理論，認定劉秀思想中的“柔道”與“貴人”原則具有正面價值，天命神權觀念則代表其思想中的負面成分；主張對劉秀思想的兩重性進行正确的曆史的論析與評價。

劉秀（公元前六――後五十七）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省棗陽縣東南）人，我國曆史上東漢政權的建立者，著名的軍事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

劉秀本是西漢景帝的後裔。漢景帝的孫子劉仁封考侯，後徙封南陽白水鄉。劉仁的兒子劉敞襲封時，王莽新朝代漢，封地被削。劉敞的孫子劉回為钜鹿都尉，劉回即劉秀的祖父。由于封地被除，劉秀的父親劉欽僅為南頓令。劉欽娶湖陽樊重的女兒嫻都為妻，生子女六人 ，長子劉縯，劉秀乃劉欽第三子。劉秀九歲時，父親去世，叔父劉良将其撫養成人。劉秀性情謹厚，曾在長安跟許子威學《尚書》。居家時“勤于稼穑”，劉縯則“性剛毅，慷慨有節”。自從王莽代漢，劉縯懷恢複漢室之志，“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産，結交天下雄俊”。 因此，劉縯常笑劉秀“事田業”。公元二十二年（王莽地皇三年），劉縯、劉秀以“複高祖之業”為目的，在舂陵（今湖北棗陽縣東）起兵，開始反對王莽政權的武裝鬥争。在鬥争中，劉秀以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攻城掠地，不斷壯大自己的武裝力量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在與農民起義軍一起推翻王莽政權之後，先後吞并農民起義軍的各路主力，消滅各地的豪強割據勢力，統一全國，建立了東漢政權，被史家稱為“中興”之帝。由于劉秀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政策措施，注意廢除王莽苛政，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使東漢時期社會生産力得到了發展，科學文化也獲得了很大進步。因此，對劉秀的軍事、政治、經濟活動，從思想的層面作一些發掘與解析，對于正确地了解和評斷劉秀這個曆史人物是十分有益的。

“柔能制剛 弱能勝強”的軍事策略思想

公元四十一年，劉秀回到南陽章陵（即舂陵）會宗室諸親，“置酒作樂”。宗室中有人說：“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劉秀聽後大笑道：“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行“柔道”可以說是劉秀在長期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中所形成與堅持的一種思想方法原則，這一原則特别集中地體現為其軍事鬥争的策略思想。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曾把劉秀的“柔道”概括為：“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猝，以寬制猛” 。 并且認為這種“柔道”“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 肯定劉秀“治天下”與“取天下”都注意行“柔道”。劉秀并沒有關于“柔道”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留存于世，他的“柔道”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中。

公元二十三年，劉縯、劉秀在南陽起兵時，農民戰争的烈火已經燃遍全國，就武裝力量講，他們僅有七八千“子弟兵”，而且起兵之初，劉氏宗族“諸家子弟恐懼，皆逃亡自匿”， 并不怎麼支持劉縯、劉秀起兵。後來人們見劉秀“绛衣大冠”參加起義，“乃稍自安”。當時以新市（今湖北京山東北）人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軍已發展到五萬多人。後來綠林軍分兵轉移，一路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号“下江兵”，一路北向南陽，号“新市兵”，又得到進一步發展；樊崇領導的赤眉軍也發展到十多萬人；活動在河北地區的“銅馬”“大彤”“尤來”“青犢”“上江”等農民起義軍則已達百萬之衆。與人數衆多的農民軍相比，劉秀兄弟擁有的軍事力量是非常弱小的。同時，由于農民起義軍分散在全國各地活動，還不是一支統一的軍事力量。王莽政權可以“征天下能為兵者”，在全國範圍内“選練武衛、招募猛士”， 加上王莽政權原有的軍事力量，又使得農民軍的軍事力量在總體上仍然處于劣勢。劉秀兄弟面對這種内外軍事力量強弱不同的客觀現實，決定把自己的武裝力量加入農民起義軍，并始終注意與農民軍團結相處，使武裝鬥争矛頭集中指向王莽政權，以此來改變自己所面臨的不利局勢，不斷創造條件，促使軍事力量對比中強弱雙方的轉化。舂陵兵加入新市兵以後，劉秀兄弟和新市兵領導人王鳳等人率領起義軍“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 取得了軍事鬥争的初步勝利。

但是，由于對在戰争所得利益分配不均，起義軍内部開始産生矛盾，緻使新市兵“衆圭恨，欲反攻諸劉”。 劉秀意識到了起義軍内部火并的嚴重後果，毅然決定收繳宗室子弟在戰争中得到的财物，全部分發給新市兵，使起義軍保持團結，結果攻陷了棘陽。後來，起義軍在同甄阜，梁丘賜率領的王莽軍交戰中失利，劉秀的兄、姊劉仲、劉元都死于兵敗之中。在軍事失利，王莾大軍不斷逼近的危急關頭，新市兵“欲解去”。劉演、劉秀說服王鳳，使起義軍繼續聯合抵抗王莽軍隊，結果起義軍殺死甄阜、梁丘賜，大敗王莽軍。接着起義軍又與嚴尤、陳茂二人率領的王莾軍戰于育陽，嚴、陳二人敗走，起義軍大獲全勝。起義軍在軍事鬥争中的勝利，使新漢政權十分震驚。王莽一面以“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 的重賞緝拿起義軍領導人，一面又調兵遣将準備再次圍攻起義軍。

就在起義軍力量日益壯大，由弱變強的時候，起義軍内部圍繞領導人問題又出現了新的矛盾。當時起義軍将領都主張在劉氏子弟中推舉一人為帝，以統一号令起義軍。劉氏子弟中當時數劉縯的聲望最高，很多人都主張擁立劉縯。但劉縯、劉秀則主張緩用帝号。因為，當時活動在青、徐地區的赤眉軍已有數十萬兵力，河北一帶的大小起義軍總數在百萬以上，這些起義軍還沒有統一起來。如果綠林軍先用帝号，将會成衆矢之的，各地起義軍“必将内争”。這樣必然會削弱起義軍自身的軍事力量，影響對王莾軍事力量的打擊。劉演即曾公開表示：“今莾軍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非所以破莽軍也”。 劉秀隻弟的這種主張是具有戰略眼光的，但卻遭到了其他起義軍将領的反對。而且這些将領反對擁立劉縯，主張擁立劉玄。原因是“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下江兵将領張卬竟拔劍擊地，蠻橫要挾，認定“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結果懦弱無能的劉玄被扶上了“皇帝”寶座。劉玄封劉縯為大司徒，封劉秀為徧将軍。起義軍内部出現的這種情況，并未使劉秀兄弟同義軍将領關系惡化。劉玄稱帝之後，劉秀與王常、王鳳等将領們一起領兵攻戰了昆陽（今河南葉縣）、定陵（今河南舞陽東北）堰縣等地。起義軍攻占昆陽之後，王莾派王尋、王邑領兵四十二萬，号稱一百萬，進攻起義軍，很快包圍了昆陽城。起義軍在劉秀等人領導下與王莽軍展開了著名的“昆陽之戰”。

王莾軍圍攻昆陽時，劉秀等人手中僅有數千兵力，敵我力量懸殊，情況十分危急。起義軍中一部分将士見莾軍陣營強大，“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 劉秀告誡将士們說：“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既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 但是，劉秀的忠告起初并未被将士們采納，反倒受到了指斥。當時“同心共膽”，團結一緻，已成為起義軍對抗莾軍，争取“以弱制強”的關鍵。劉秀沒有因為受指斥而與諸将争執，而是一笑了之。當諸将複請他商量退敵之策時，劉秀一面讓王鳳、王常堅守昆陽，一方面親自組織并帶領李轶等十三名将士在黑夜沖出莽軍重圍，到定陵、堰縣等地調集援軍。援軍到達昆陽之後，劉秀身先士卒，率步騎千餘人，首先向莽軍發起攻擊，結果“斬首數十級”；援軍見劉秀在強大的敵軍陣前毫不畏怯，士氣大振，随劉秀再次向王莽軍發起攻擊，“斬首數百千級”，進一步擴大了戰果。鬥争的勝利使援軍将士“膽氣益壯，無不以一當百”， 奮勇向敵軍沖擊。此時劉縯也已攻拔宛城，但劉秀尚不知情。他一面假傳攻拔宛城的捷報，動搖敵軍軍心，一面組織三千多“敢死者”猛擊王莾軍，擊殺王莽軍主帥之一王尋，緻使王莽軍陣勢大亂。城内守軍也乘機“鼓噪而出”。在起義軍的内外夾擊之下，王莽軍潰散了。其時“雨下如注，滍川盛溢”。 王莾軍戰死者和淹死者不計其數，王邑等人踏着死人渡河才保住性命。昆陽之戰，起義軍以數千之衆，擊潰王莽數十萬大軍，基本上消滅了王莽主要的軍事力量，決定了王莽政權的複亡。

毛澤東曾經把新漢昆陽之戰，看作中國軍事史上弱者完成戰略退卻，先讓人一步，後發制人，然後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例。 劉秀作為這次戰争的主要組織指揮者，正确分析了敵我雙方的矛盾，看到了強弱之間轉化的條件，然後創造條件，使矛盾向着有利于起義軍的方向轉化，終于以弱勝強，赢得了戰争的勝利。可以說昆陽之戰典型地體現了劉秀的軍事策略思想，表明劉秀在處理戰争矛盾時不自覺地運用着辯證的思維方式。昆陽之戰以後，起義軍向王莽政權展開了更加強大的攻勢：“是時海内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将軍，用漢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間，徧于天下”。 由于昆陽之戰的勝利，起義軍不僅軍事力量進一步由弱變強，政治影響方面也在實現這種轉化，這為劉秀後來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攻拔宛城與昆陽大捷，使劉縯、劉秀兄弟聲威大振。由此也導緻了起義軍内部的新矛盾。劉玄害怕劉秀兄弟的聲望危及自己的地位，與朱鮪、李轶等人合謀殺害了劉縯，使劉秀與劉玄等人處于尖銳的矛盾之中。但是，劉秀清楚地意識到王莽政權還沒有徹底崩潰，自己既無力獨自擊潰王莽的軍事力量，也還無力與劉玄等人手中的軍事力量抗衡。因此，劉秀仍然推行其“柔道”，用“以靜制動”的策略處理自己所面臨的新矛盾。劉縯被殺以後，劉秀主動到宛城向劉玄請罪；劉縯的部屬來看望劉秀，劉秀飲食言笑如常，一不為劉縯服喪，也隻字不提自己在昆陽之戰中的功績。這些舉動使劉玄深感愧疚，不僅無由加害劉秀，而且不得不封劉秀為破虜将軍，并使劉秀後來得以出使河北，建立自己的武裝，展開獨立的軍事活動與政治活動。

王夫之曾經說過：“高帝之興，恒患寡而焏奪人之軍，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 劉秀在河北先後吞并了銅馬，尤來，五幡等農民武裝，他在處理與農民軍的矛盾時，也注意使用“以寬制猛”，“以道制權”的鬥争策略。他打敗銅馬、高湖、重連幾支農民軍之後，即對起義軍将領們委以官職，使他們有職有權，重新帶兵打仗，這使農民軍将士們覺得劉秀“推赤心置人腹中”，心悅誠服。迫降赤眉軍之後，劉秀曾對赤眉軍将領們說：“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焉。” 結果赤眉軍将領也“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劉秀建立自己的武裝以後，仍然堅持推行“柔道”。劉秀拒絕劉玄的诏命之後，馬武等人曾多次請劉秀稱帝，都為其所拒絕。當時的客觀形勢，使他意識到稱帝即會四面楚歌，導緻自己孤立，這不利于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力量。直到後來耿純告訴他，如果他不稱帝，“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複合”時， 劉秀顧及到自己不稱帝會渙散自己支持者的鬥志，才在河北郜地稱帝。劉秀稱帝之後，劉永、張步、董憲、隗嚣、公孫述等先後在各地稱帝稱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使劉秀與劉玄以及這些割據勢力都處于尖銳的軍事對立之中。劉秀仍然謹慎地處理自己所面對的軍事矛盾，他通過朱鮪 計殺李轶，報殺兄之仇，後又招降朱鮪 ，分化瓦解了劉玄的軍事力量；禮待隗嚣，兵滅公孫述及其他割據勢力。可以說所有這些鬥争的勝利都是他堅持“以謀制力”，“以寬制猛”，“以道制權”的鬥争策略的結果。

統一全國以後，為了鞏固東漢政權，劉秀仍然注意“量時度力”，處理軍事、政治鬥争中的各種矛盾。建武二十七年，臧宮、馬武上書劉秀，主張乘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無力” 的時候，對匈奴用兵，劉秀不準。他說：“黃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治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複欲遠事邊外乎……苟非其時，不如息民。” 這種表述可以說是劉秀對自己的軍事、政治鬥争策略思想的一種概括與總結。劉秀曾說自己“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長期的現實的軍事鬥争和政治鬥争，需要他客觀地分析各種矛盾，正确地處理這些矛盾，這使得劉秀的策略思想中實際上包含了不少辨證思維的因素。後世學人認為劉秀行“柔道”的實質是“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 所謂“不犯陰陽之忌”，用今天的語言來說即是不違背矛盾規律。因此，我們不宜把劉秀的“柔道”簡單地看作“權術”之類，而應當肯定其“柔道”把握了事物的某些真實聯系，反映了事物發展中本來的辯證法。

“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貴人”思想

在長期的軍事鬥争和政治鬥争中，劉秀不僅體會到了“有志者事竟成”，看到了人的主體性作用，而且形成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思想。這種“貴人”思想也是他建立東漢政權和鞏固東漢政權重要的思想原則。

劉秀的“貴人”思想首先表現在他認識到人心的向背對于奪取軍事鬥争和政治鬥争勝利的重要作用。王莽軍之所以由強大逐步變得弱小，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擾民，引發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憤恨，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公元二十一年，王莽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将軍廉丹率大軍鎮壓赤眉軍，莽軍沿途大掠，給貧苦農民帶來無窮災難。民間流傳“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猶可，更始殺我。”結果，廉丹為赤眉軍擊殺，王莽軍大敗，赤眉軍得到了迅速發展。劉秀的大将吳漢帶兵在南陽時侵暴鄉民，鄧奉對吳漢将士侵擾鄉民不滿，遂舉兵叛亂。這類事情對劉秀的影響極深。因此，他十分注意軍隊紀律，禁止軍隊掠奪，并以此來團結将士，争取民心。吳漢率大軍入蜀兵滅公孫述以後，“放兵大掠”。劉秀聞報後讓劉尚說：“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縱兵放火，聞之可為酸鼻。” 并對吳漢進行了嚴厲的譴責。在劉秀看來，“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耳。” 這種“平定安集”一是要平定豪強，安置敗軍，使其無再次聚衆興兵的條件。除此之外就是要“系百姓之心”，使廣大農民脫離戰争苦難，安居樂業。如果縱兵侵掠，就失去了“斬将吊人之義。” 劉秀所處的時代，社會階級矛盾呈全面對抗的形式，廣大人民生活在兵荒馬亂之中，渴望社會安定，國家統一。劉秀了解到人心的這種趨向，不使将士直接侵犯農民的利益，以争取民心，這是他在軍事上、政治上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選賢任能，合理使用人才和真心愛護人才是劉秀“貴人”思想中又一重要内容。劉秀從南陽起兵，到經略河北，乃至後來統一全國，身邊先後聚集了大批文人武将，如鄧禹、吳漢、馮異、馬援、祭遵等。劉秀根據個人德才情況，對這些将士分别委以重任，讓他們或領導一個部門的工作，或主持一個地區的事務，屢建功勳。鄧禹本是劉秀的同窗，劉秀尚在劉玄手下時，他沒有投奔劉秀。當劉秀在河北獨立活動時，他來到劉秀軍中，為劉秀運籌帷幄，力促劉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 深得劉秀賞識。後來劉秀派鄧禹率大軍西進，鄧禹“師行有紀”“斬将破軍”“名震關西”，被劉秀拜為大司徒，其時鄧禹年僅二十四歲。當鄧禹在關中與赤眉軍的對峙中，指揮失當，屢戰屢敗時，劉秀又毅然改派馮異取代鄧禹經略關中。馮異在軍事上也有失誤，但後來終于取得了勝利。

祭遵歸順劉秀後為軍市令，劉秀宗室中有人違法，祭遵奉法不避，依法處置。劉秀不但沒有怪罪祭遵，反倒封他為刺奸将軍，并告誡諸将：“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劉秀之姊湖陽公主的家奴仗勢殺人，官吏無法緝拿。後來家奴随公主外出，洛陽令董宣“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湖陽公主要劉秀嚴懲董宣。劉秀沒有懲罰董宣，反而“賜錢三十萬，”使“京師莫不震栗。”劉秀啟用并支持祭遵、董宣一類不徇情枉法的臣吏，對于行使封建國家機器的職能，維系統治階級内部的正常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劉秀是所謂“起于學士大夫，習經術，終至大位”的人物。 他懂得知識的重要，十分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在還沒有建立統一的國家政權之前，他就決定興辦太學，并親臨太學巡視；全國統一之後，他不但注意自己讀書，還“數引公卿、郎、将講論經理”。并且“退功臣進文吏”，以察舉孝廉，征辟僚尉等方式，多方選拔文人儒士。在選拔中，勞心下士，屈節待賢，曾親訪嚴光等隐逸山林的儒者。因此，劉秀所啟用的人士大都是一些出則為吏，入則為臣，武能安邦，文可治國的人物。南陽人張堪，“志美行厲”， 劉秀派他随吳漢入蜀讨伐公孫述，張堪為吳漢出謀劃策；後來張堪又帶兵抵抗匈奴，戰功卓著，被劉秀任命為漁陽太守。張堪“勸民耕種，以緻殷富”， 受到鄉民們的愛戴，民間曾流傳“桑垂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的歌謠。封建史家的記叙，難免不實之詞，但由此可見張堪确實作過一些有益于民衆的事情。因此司馬光曾盛贊劉秀善于用人，說他在“群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于世”的時候，“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萊之中，置于群公之上”， 深明用人之道。

劉秀善于選拔人才，也十分愛護人才。他贊成“忠臣不和，和臣不忠”的觀連念， 懂得處理其與臣吏之間的關系隻能在矛盾中求取統一。他看到一些臣吏得隴望蜀，在對經濟、政治利益的追求中不知滿足時，常常和将士們坦誠相見，告誡他們不要“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 隻有永遠“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 才可以将功業“傳于無窮”。

劉秀在其“貴人”思想指導下，逐步形成了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武裝政治集團。統一全國之後，劉秀進文吏、退功臣，除鄧禹、李通等少數人以外，其他功臣一概不許參與政事，而讓他們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請；為了強化中央集權，他把權力集中在尚書台，不給太尉、司徒、司空以實際權力；在地方政權中，他以“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為由，在全國“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這些措施對于鞏固東漢政權起到過重要作用，也損害過統治集團内部不少人的切身利益，但卻始終沒有影響到劉秀集團的内部團結和将士們的進取精神。中郎将來歙戰功卓著，率大軍攻伐公孫述時，連戰皆捷，後來被人暗殺，臨死時囑咐蓋延轉告劉秀，“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願陛下詳察”， 來歙臨危之際還不忘薦賢治國；伏波将軍馬援六十二歲率軍出征，實踐自己“馬革裹屍”的誓言。這些現象使後人有“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為盛” 的講法。劉秀之所以始終得到一批功臣豪強們的支持，與他的“貴人”思想及其用人措施是分不開的。

在“貴人”思想指導之下，劉秀還多次下令釋放奴婢，減輕刑罰。建武二年，劉秀下令“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姿聽之。” 規定為生活所迫，“嫁妻賣子”淪為奴隸而又願意回家者，準許他們回家。建武六年，劉秀又下令在王莽當政時被人收為奴婢，而又不合西漢收奴舊制的一律免除其奴婢身份；第二年又下令在戰亂和饑荒中淪為奴婢而要求解除奴婢身份的，允許離開主人，奴婢主人不得阻礙，若有阻止者，以“賣人法從事”，進行處罰。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劉秀先後下令隴蜀地區被掠為奴婢的一律解除奴婢身份，奴婢主人不得阻止。在占有奴婢現象沒有完全消失時，劉秀還曾下令，不許奴隸主任意殺害奴婢，不許以殘酷手段在奴婢面部打烙印記，強調“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對那些“敢于炙灼奴婢”的人也要依法處置。而對于“奴婢殺傷人棄市”一類的酷刑則下令廢除。

劉秀還曾多次下令減輕刑罰。建武三年，下令規定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以及婦女犯從坐法的，隻要不是诏書具名特捕的人，“皆不得系”，不許将其逮捕入獄；女犯人可以允許回家，用錢雇人在山中伐木，以納官府贖罪，即所謂“女徒雇山歸家”。後來劉秀又多次下令将非犯死罪的“囚徒”免為庶人。西漢末年，地主階級“多畜奴婢”，激化了社會矛盾。劉秀釋放奴婢，減輕刑罰，對于緩和社會矛盾，恢複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特别是解除大批貧苦農民的奴婢身份，對于殘存的奴隸制遺迹是有一有力的打擊。盡管劉秀在其“貴人”思想下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本質上仍是要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但對其客觀的曆史進步作用，是不應當否定的。

“皇天上帝”“屬秀黎元”的天命神權思想

天命神權思想是劉秀思想中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天命神權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是同他的軍事鬥争與政治鬥争的需要分不開的。早在南陽起兵之前，李通等人就曾以“劉氏複起，李氏為輔”的谶語鼓動過劉秀。劉秀“初殊不意，未敢當之。” 沒有輕信谶語，貿然起兵。隻是因為看到劉縯“素結輕客，必舉大事”，而“王莽敗亡已兆”時，才與李通等合謀起兵。李通與劉秀合謀起兵為王莽知悉，王莽先派人抓了李通在長安為官的父親李守及其親族，又派人到南陽抓捕了李通的兄弟門宗六十多人“焚屍宛市”，隻有李通等少數人逃走。此事對李通父子謊造谶語以謀私利是一次無情地嘲弄，對劉秀思想也不無影響。使得劉秀對那種詭為隐語，預決吉兇的谶語不敢笃信。而後來在殘酷的軍事鬥争政治鬥争中，他又不能不客觀地分析各種矛盾，尋求解決矛盾的正确方法。在解決各種矛盾的過程中，他看到了一些事物之間的客觀聯系，體驗到了“人力”的作用，從而形成了他的“柔道”與“貴人”思想。此時在劉秀思想中，“人力”的觀念與“天命”思想是矛盾的，注重“人力”似乎還是其思想中的主流。

劉秀到達河北圖謀自身發展以後，疆華從關中來進獻的《赤伏符》中說：“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鬥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疆華以劉秀起兵至劉邦建立西漢乃二百八十年以及漢乃火德為據，認定漢室應當複興。實際上疆華是以傳統的“五德終始說”并雜以迷信預言，勸導劉秀當皇帝。劉秀的一些将領們也力勸劉秀“宣答天神，以塞群望”。後來劉秀終于在河北稱帝。稱帝後劉秀有一篇告天祭文，其文曰：“皇天上帝，後土神祗，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谶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下。’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劉秀認為自己稱帝一是要“答天神”，一是要“塞群望”，似仍體現他思想中崇天命與尚人力的矛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塞群望”是劉秀稱帝更直接更現實的原因。因為耿純已向劉秀講明：天下豪傑抛家棄土，追随他就是要“攀龍鱗，附鳳翼”，若劉秀不作皇帝，“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失去臣僚支持，這對劉秀是最大的威脅，所以他答應耿純，“吾将思之”。劉秀并非不想做皇帝，他所考慮的是在什麼時候稱帝适宜，這種考慮是以現實的和長遠的厲害關系為依據的。為了維系人心，加上疆華的勸說，他終于做了皇帝。從這時侯起，也可以說劉秀公開接受了“皇天上帝，……屬秀黎元”的君權神授觀念。

随着軍事鬥争和政治鬥争的成功，天命神權思想在劉秀思想中的地位越來越越重要。自河北稱帝之後，劉秀根據《赤伏符》中“王梁主衛作玄武”的講法，認為玄武為水神，而司空是管理水土的，《赤伏符》講了司空人選。此時恰好有一個叫王梁的漁陽人在劉秀手下作縣令。于是劉秀把王梁由縣令提升為司空。但王梁擢升之後，一再違抗劉秀的軍令，劉秀十分惱怒，派宗廣持節去斬殺王梁。宗廣不忍殺害王梁，将其押返京師，劉秀又赦免了他，僅免去其司空職務。劉秀欲殺王梁最後又赦免了他，思想上不敢對抗“天命”，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在蜀割據一方的公孫述“亦好為苻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谶記”。他認為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即象征西漢的十二帝，劉姓子弟不可再受“天命”；谶語中有“廢昌帝，立公孫”，“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等講法，以為自己應當作皇帝。劉秀知道以後，緻書公孫述，勸他“天下神器，不可力争”，自己則以真正的“受命”者自居。後來，公孫述在劉秀大軍兵臨城下時，誓不作“降天子”，終緻滅族之禍。此後，劉秀也更加相信“天命”，遇事即以圖谶“決定嫌疑”，其封泰山即是一典型事例。建武三十年，劉秀東巡，臣僚勸他：“在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劉秀不準，并說：“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劉秀這個講法是客觀的。東漢政權建立以後，在相當很長的時間内社會都處于劇烈的動蕩之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劉秀不允許不顧實際的宣傳自己的功德，說明他還有一些自知之明。為阻止下級臣吏們為自己歌功頌德，他聲稱“若郡縣遠譴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 對于歌功頌德者要剃頭發，去屯田。這使得一些臣吏再也不敢提封禅泰山的事了。但是，後來劉秀讀《河圖》的《會昌符》，見其中有“赤劉之九，會命岱宗”的講法，卻又牽強附會，認定岱為始，宗為長，泰山乃五嶽之尊，亦即“岱宗”，“會令岱宗”是天命他封禅泰山。于是他令梁松等人遍查《河圖》《洛書》的谶文，尋找封泰山的依據，然後興師動衆，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封泰山。“天命”在劉秀思想中的發展，由此可見一般。

劉秀笃信圖谶，曾遭到過劉昆、桓譚等人的反對。劉秀曾問劉昆，在江陵“反風滅火”是“行何德政而緻是事？”劉昆回答說“是偶然耳”。劉昆不附會迷信以宣揚自己的德政，實際上也是對劉秀迷信思想的一種批判抵制。尤其是桓譚，曾數次上書，條陳時政，尖銳地批判劉秀的天命迷信思想。桓譚認為回顧曆史，考察現實，都沒有什麼奇怪、虛誕的事情。谶語與社會政事相應，完全是偶然性的巧合。治理國家隻能“以仁義王道為本。”對那些“增益圖書，矯稱谶記，以欺惑貪邪，诖誤人主者”應“抑遠之”。 劉秀對桓譚的言論十分不滿。為建造靈台劉秀問桓譚：“吾欲以谶決之，何如？”桓譚回答說：“吾不讀谶。”劉秀問他為什麼不讀谶，桓譚當面向劉秀陳述谶文荒誕不經。劉秀認為桓譚“非聖無法”，要“将下斬之”。桓譚叩頭流血，才得免一死。從此無人再敢勸劉秀不信圖谶。劉秀也終于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手中的權力，在他離開人世的前一年，“起明堂，靈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谶于天下。” 使封建神學成為東漢時期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

“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 這是曆史上普遍存在的現象。封建統治者對于意識形态的态度，常常是與其政治鬥争需要聯系在一起的。就神學思想的發展來看，早在先秦時期即已開始流行神仙方術以及天命觀念。但直到董仲舒在西漢政權空前強盛時，适應大一統封建統治的需要，繼承先秦時期的“天命”觀念，并将其與被先秦時期的方士們神秘化了的陰陽五行理論結合起來，形成一套系統的神學目的論後，才使神學完成了其在曆史上的第一次發展。随着西漢政權的崩潰，谶緯迷信開始泛濫。谶緯迷信與董仲舒神學在本質上是相通的。董仲舒的神學不能維系人心之後，封建統治者一直在尋求新的理論武器以論證其統治的合理性。公元五十六年劉秀“宣布圖谶于天下”；公元七十九年漢章帝與“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後由班固将會議記錄整理成《白虎通義》，标志着這一曆史任務的完成。《白虎通義》實際上是董仲舒神學與谶緯神學貫通融合的産物，它使神學在中國曆史上完成了又一次大的發展。從此神權成了長期支撐中國封建社會的四大支柱之一。谶緯神學不僅在整個東漢年間盛而不衰，而且在後世長期流傳。這對于中華民族發展自己的理論思維，正确認識自然和社會曆史産生過并且在繼續産生着某種阻礙作用。對此，劉秀實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應當受到批判。

恩格斯曾經說過：“任何進步同時也是相對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發展是通過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壓抑而實現的。”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人類社會的曆史即是在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中前進的，而活動在階級社會中的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莫不具有兩重性。劉秀作為一個曆史人物，在鎮壓和吞并農民起義軍的基礎上建立起東漢政權，曾給廣大農民帶來痛苦和災難；在他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天命迷信思想，也毫無疑問的屬于封建糟粕，對此我們應當進行曆史的分析與批判。但是，東漢政權誕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上升發展時期，劉秀作為東漢政權的締造者，對于當時社會生産力的恢複發展，科學文化的繁榮昌盛，以及打擊奴隸制度的殘迹，促進社會制度進步，都采取過一些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與此相應，在他的思想中也蘊含一些在認識史上有價值的合理成分。這些，我們也應當曆史地分析與評價。古人認為劉秀“不無小疵，而大已醇矣。” 這種說法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劉秀确實是一個值得在批判中肯定的曆史人物，我們對他的思想也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