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有的同行、朋友又提出了所謂“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危機”的問題。①“中國哲學”學科從創立到發展，已近百年，不斷出現存在的“合法性”問題，最近又被渲染為出現了“危機”，這的确令人深思。

那麼，誰是“立法者”呢？要合什麼“法”呢？提出所謂“合法性”問題的，至少有來自兩方面的專家，至少持守兩種立場或視域。第一種是一些西方學者和認同這些西方學者的中國學人，他們以古希臘（特别是亞裡士多德）以來至近代西歐大陸哲學的範型為主要參照系，以近四百年的科學理性作為唯一尺度，否認中國有“哲學”，認為中國頂多隻有“思想”。這些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中心主義、黑格爾主義的影響與熏陶。這涉及到如何界定“哲學”的問題，誠如如何界定“宗教”和中國有沒有“宗教”的問題一樣。第二種是一些研究中國哲學的青年專家，他們認為我們所受的全部是西方哲學的訓練，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學科的諸位專家隻不過是用西方哲學的不同話語系統來宰割中國本土哲學，那至多隻能算是某種比較哲學研究，并沒有發掘出中國哲學的真髓，需要反思這種“漢話胡說”的處境，而建構一種真正純粹的即用本民族的話語叙說的“中國哲學”學科。

我不太同意這兩方面的看法。首先，西方的哲學形态也是五花八門的，并沒有一個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的哲學，所有的形态、體系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諸大問題，追求大智慧的，都屬于哲學的範疇。無論東方西方，不管其内容、形式，所有關于自然、社會、人本身之本源及其過程、律則的思考、追索與體驗，都是哲學性的。張世英先生說，“愛智慧”在赫拉克利特那裡，就是指人對萬物（一切存在者）合而為一的一種和諧一緻的意識。張先生認為，這約略類似中國傳統哲學所講的“天人合一”。至于黑格爾隻把普遍性概念、理念，抽象概念王國的學問視為哲學，至于海德格爾把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如赫拉克利特、巴門尼德等人稱為思想家，不叫哲學家，那隻是一種看法。他們這種看法并不能概括從前蘇格拉底到後黑格爾的所有的西方哲學，包括與概念知識系統并存的其它西方哲學。黑格爾、海德格爾對“哲學”的界定與看法，隻是一家之言。我們尊重但不一定要盲從它。不是隻有符合這種尺度的才叫做“哲學”，才具有所謂的“合法性”。果如此，一部分西方哲學，特别是非西方的阿拉伯、非洲、印度、中國與東亞的許多哲學智慧都會被抹殺掉。

其次，“中國哲學”學科建構的曆史，就是用不同的西方哲學範式來“格義”的曆史，其間經曆了不少坎坷，但所有經驗都值得尊視。先輩們以不同的他山之石來攻錯，運用實驗主義、新實在論、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等等，盡管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思想或方法，都有發現并取得不同成果。胡适、馮友蘭、賀麟、侯外廬、張岱年、任繼愈、馮契、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朱伯崑、張豈之、蕭萐父、李澤厚等等學者，有大小不同的貢獻，各種嘗試都有價值與意義。“中國哲學”學科形成的過程，正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交融互滲的過程。

再次，“中國哲學”學科的完善與發展仍然離不開中西哲學的多方面的更加廣泛深入的交流、對話與溝通。現象學、解釋學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域與方法，有關概念、範疇的解讀、整理的方法則需進一步結合中國哲學文本的特性，避免牽強附會和削足适履。我們應力圖發掘中國哲學之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特性與價值，力圖改變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的狀況，但中西哲學的交流互滲已是不刊的事實，且也有助于逐步發現“中國哲學”的奧秘。“中國哲學”學科的生存與發展，必須保持世界性與本土化之間的必要的張力。包括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借鑒歐美日本，當然不是照搬，而是避免自說自話。

第四，我們對于中國傳統哲學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學，仍在摸索之中。我們應有自覺自識，發掘中華民族原創性的智慧與古已有之的治學方法，予以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哲學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間的相互感通、整體和諧、動态圓融的觀念與智慧。華夏族群長期的生存體驗形成了我們對于宇宙世界的獨特的覺識與“觀法”和特殊的信仰與信念，那就是堅信人與天地萬物是一個整體，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間不是彼此隔礙的，即打破了天道與性命之間的隔閡，打破了人與超自然、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對話、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濟。與這種宇宙觀念相聯系的是寬容、平和的心态，有彈性的、動态統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論。中國傳統哲學中亦有一種自然生機主義與生命創造的意識，把宇宙創進不息的精神賦予人類。中國哲學的境界追求，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與藝術天地整合起來，把充實的生命與空靈的意境結合起來。漢民族哲學中有着異于西方的語言、邏輯、認識理論，有自己的符号系統與言、象、意之辯，這是與漢語自身的特性有聯系的。以象為中介，經驗直觀地把握、領會對象之全體或底蘊的思維方式，有賴于以身“體”之，即身心交感地“體悟”。這種“知”、“感”、“悟”是體驗之知，感同身受，與形身融在一起。我們要超越西方一般認識論的框架、結構、範疇的束縛，發掘反歸約主義、揚棄線性推理的“中國理性”、“中國認識論”的特色。中國傳統的經學、子學、玄學、佛學、理學、考據學等都有自己的方法，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疏理、繼承。總之，“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與學科範式，需要在與西方哲學相比照、相對話的過程中建構。我們當然需要自覺自識與自信，中國哲學的智慧決不亞于西方。民族精神的自我認同與創造性轉化的工作不能太急躁。

第五、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賴一代又一代素養極佳的人才。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們寄望于學術訓練、知識結構優化的年輕學術骨幹。我們BEAT365唯一官网在本科生中試辦“中西比較哲學試驗班”與“國學試驗班”，改善教學内容，加強外語，強調中西原著經典的導讀。在中國哲學的碩士生中，重視中西哲學史方法論訓練、中國古代哲學文獻的研讀和史料學的功夫。又提倡打破二級學科壁壘，在一級學科的平台上培養博士生，解決“博士不博”和“博士生讀書量不夠”的問題。對中國哲學的博士生更加強調古典文獻的訓練。外語與古漢語、西學與國學的基礎非常重要。在培養碩、博士研究生的過程中，我們除要求源源本本從頭至尾反複讀幾種古典文獻（連同注箋）外，又注意啟發研究生們的“問題意識”和懷疑、反思、批評、創新精神，引導他們面向世界，具有全球視野，關心學科前沿，恪守學術規範，善于交流對話。我們特别重視開題報告、文獻綜述，嚴格要求研究生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與所讨論的問題，巨細不遺地把握所有第一手原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即海内外有關此問題的所有研究成果、方法、問題），在此基礎上做學位論文。學風的問題，研究生的質素、訓練的問題，是培養人才和學科建設的重點。我們寄望于來者，寄望于有悟性又經過了嚴格的哲學訓練，具有原創力的後繼者，他們将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和“中國哲學”的創發作出超邁前賢的貢獻。

①我們所見到的文章有彭永捷：《中國哲學學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以及這一期上的一組文章，以及《江漢論壇》2003年第7期上關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反思與‘主體性’重構筆談”的一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