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哲學闡釋

蕭 詩 美

【内容提要】 本文以開闊的哲學視野，根據研究對象自身的邏輯，從鄧小平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方式、唯物主義的曆史觀和價值觀、實踐論和辯證法等六個方面，對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哲學基礎進行了系統地闡發，力圖在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之間架起一座解釋學的橋梁。

【關鍵詞】 鄧小平 社會主義觀 馬克思主義哲學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不是新題目，但是對它的哲學闡釋尚付阙如。哲學闡釋是将普通題材提到哲學高度進行分析和理解，從中看出通常隐而不顯的深層意義。鄧小平理論由于具有言簡意赅的特點，對其進行哲學闡釋顯得更為必要。本文所進行的哲學闡釋，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理解，而且可以從一個重要方面探得整個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的大輪廓。

一、鄧小平提出問題的方式：針對“姓社姓資”問題的前提追問

我們關于社會主義的觀點和看法，無非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回答。要從《鄧小平文選》中找出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容易的。然而哲學闡釋的特點恰恰是不能滿足于現成的答案。滿足于現成的答案是科學陳述的特點。哲學闡釋要求對問題本身進行分析和理解。問題在除去可能的答案後，本身有待分析和理解的，隻有人們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方式方法。如果說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由一組命題或答案構成的，那麼它的哲學基礎就應該在鄧小平提出和回答問題的方式方法中。

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反複提出類似結構的問題。例如1985年4月15日在會見坦桑尼亞副總統時說：“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但問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同年8月28日在會見津巴布韋總理時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1991年8月20日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丢馬克思，沒有丢列甯，也沒有丢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丢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6、137、369頁。以下凡引此書均隻注頁碼。此例中凡黑體均為引者所加。）

這類講法還有許多。僅此三例即可看出鄧小平提出問題的方式：先肯定社會主義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不能丢掉；然後來一個反問：問題是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就是圍繞着這兩個根本性的問題展開的。這兩個問題又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在鄧小平那裡實際是一個問題。但是這兩個問題又不是簡單地等同。分别地看，它們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而且這種不同對于我們理解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哲學基礎是有積極意義的。簡言之，前一個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理論問題，需要用若幹理論命題來回答。後一個問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則是一個實踐問題，需要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來回答。我們先分析第一個問題。

從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看，“什麼是社會主義”并不是新問題。至少當共産主義作為幽靈在歐洲出現時，就有人在不斷提出并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就中國的情況來說，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年代，無數中國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不也是這類問題嗎？鄧小平重新提出這一問題，顯然也不是要發動新一輪社會主義大論戰，以解決某些大是大非問題。相反，有些理論家想挑起類似的争論，卻被他以“不搞争論”的發明壓住了。不斷提出問題，但又不搞争論，是不是鄧小平準備親自回答，給人們長期争論不休的問題拿出一套答案？看來也不是。鄧小平如果僅以制定社會主義的标準答案為己任，那他就隻是一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家，而不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馬克思認為問題本身比答案更重要：“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号，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态的最實際的呼聲。”“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新問題來解答和處理老問題之外，沒有别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頁）。把鄧小平的問題與時代精神聯系起來，就會發現它是針對過去長期困擾人們的“姓社姓資”問題而進行的一種前提追問。人們判斷一樣東西是不是社會主義的，其前提是對社會主義已經有了一種理解，即先已有了一種關于社會主義的觀念或概念作為前提；這個關于社會主義的觀念或概念反過來就成為人們判斷一樣東西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根據。主張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的人，往往隻是一個勁地斷言這是社會主義、那不是社會主義，而沒有反過來問一問他頭腦中的那個社會主義觀念或概念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一前提性的問題。正因為缺少這種前提追問，社會主義才被教條化和公式化了。鄧小平的提問就是針對這種教條主義思維模式的。

在判斷一樣東西“是不是社會主義”之前，先要搞清楚“什麼叫社會主義”，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後者是對前者的一種反問。通過這一反問，就問到“姓社姓資”問題的實質、也就是它的哲學基礎上來了。人們質問一件事情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等于是用自己對社會主義的一種理解、即一種很難保證其正确性的社會主義觀念，來主觀地界定現實生活中的生産關系和經營方式姓“社”還是姓“資”，而不是根據生産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來選擇生産關系和經營方式的具體形式。這種思想方式不僅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進而決定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态的唯物史觀弄颠倒了，而且違背了唯物辯證法。因為它把社會主義看成現成存在的東西，以為社會主義有固定不變的模式和定義，可以随時套用到現實生活和具體事物上。因此鄧小平針對這一習慣性思維模式的反問有很大的解放思想作用。而所謂解放思想，就是從教條主義回到實事求是。所以鄧小平把新時期黨的思想路線表述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解放思想作為實事求是的前提，實事求是作為解放思想的目的。這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就是辯證法和唯物論的關系。所以鄧小平深有體會地說：“二十年的曆史教訓告訴我們一條最重要的原則：搞社會主義一定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概括的實事求是，或者說一切從實際出發。”（第118頁）

二、鄧小平回答問題的方式：避免對社會主義作本質主義的規定

鄧小平認為過去我們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所謂搞清楚，就是要對問題進行回答，找出它的确切答案。可是我們看到一個奇怪現象：鄧小平隻是不斷地提出這個問題讓人思考，似乎并不急于系統地回答這個問題。這說明他确實像馬克思說的那樣，把問題本身看得比答案更重要。假如社會主義有了現成的答案，并且這個答案出自總設計師，那就不會有人再去思考這個問題了，更沒有人敢闖敢試了。那樣結果豈不就與提出該問題的出發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相矛盾了？

但是任何問題本身即已蘊含了某種答案。既然提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就必須對它有所回答。鄧小平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也是很有個性的。首先我們注意到，他最著名、最富有啟迪意義的回答方式，不是以肯定的方式從正面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而是以否定的方式回答什麼不是社會主義，例如他說得很多的一句話：“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參見第64、116、225、255頁等處）。這種否定式回答不僅出現頻率很高，而且語氣十分肯定，甚至絕對，例如他曾對莫桑比克總統說：“首先要了解什麼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第261頁）。對這樣的問題通常人們更傾向于用肯定的方式來回答，為什麼鄧小平更喜歡否定的方式？因為肯定性回答具有封閉性：是什麼就是什麼，肯定了一點，就意味着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我們說“富裕是社會主義”，就有可能把富裕以外的東西都排除在社會主義之外。否定性回答則具有開放性：除了不是什麼外，其他的什麼都可以是。例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就意味着：社會主義除了不是貧窮這一點以外，其他的無論什麼東西（如承包、市場、股票）原則上都可以是社會主義的。這樣就為人們的思想留下了充分的回旋餘地，為社會主義的實踐留下了廣闊的活動空間。

在需要對上述問題作出肯定性回答時，鄧小平卻表現出少有的謹慎态度。他總是隻說出最基本最主要的東西，從不把社會主義是什麼說滿、說全、說死、說定，從不開出一張社會主義清單，告訴人們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規定，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或定義，社會主義就是這個樣子。與傳統的社會主義觀相比，鄧小平給社會主義作出的規定不僅内容上不同，數量上也越來越少。80年代初有公有制、按勞分配和計劃經濟三條，到80年代中期隻強調公有制為主和共同富裕兩條，90年代初期則隻講發展生産和共同富裕兩條——若考慮到共同富裕最終還是要靠發展生産力來實現，這兩條規定實際上還是一條。為什麼鄧小平對肯定性規定如此節約？不讓它盡可能地多，而讓它盡可能地少？這涉及到規定的哲學性質。對一事物進行規定，指出它是什麼東西，有什麼特點，實際上是對它進行限制：即不能是什麼，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既然規定就是限制，那麼規定得越多，就意味着條條框框越多，因而越不利于解放思想和社會主義實踐。反之，規定得越少，條條框框就越少，就越有利于解放思想和社會主義實踐。從總體上說，任何肯定性規定原則上都是有限的。當我們以肯定的方式規定一物是什麼時，就等于從邏輯上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被如此規定下來的東西，就是一個固定的模式或定義。社會主義有了“定義”以後，那些熱衷于“姓社姓資”的人，就會把鄧小平的“權威定義”拿來當作新教條，針對改革開放中的一切大膽嘗試，質問你這是姓“社”還是姓“資”？這一問就問到方向道路上來了，哪還有人敢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可見鄧小平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盡量隻問不答，如果回答則盡量用否定陳述，如果是肯定陳述則盡量少斷定，這種作法本身就是獨具匠心的：便于人們解放思想，不受條條框框束縛，在實踐中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除了這種實踐上的考慮，鄧小平的這種作法本身就宣示了一種極其重要的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固定的模式和先驗的本質。不過對這種社會主義觀的理解将超出科學社會主義的話題，直接涉及到鄧小平社會主義觀背後的哲學基礎。因此我們的分析和理解也必須從哲學的問題和高度入手。

社會主義如果有了現成的答案，那就表明它已經是什麼了。這個已經是的“什麼”，用哲學名詞出之，就是蘇格拉底的“定義”，柏拉圖的“理念”（作為事物的原型等于“模式”），亞裡士多德的“本質”。熟悉希臘哲學的人都知道亞裡士多德的“本質”與柏拉圖的“理念”和蘇格拉底的“定義”是一回事，講的都是判斷中的謂詞“是什麼”。亞裡士多德還經常把“是什麼”（ti esti=what is it）用作“實體”（ousia=substance）和“本質”（to ti en einai=essence）的同義詞。這是因為他的“實體”和“本質”基于命題的主—謂詞結構。如我們把“某物是什麼”斷為兩部分，僅僅主詞“某物是”說的就是所謂“實體”。謂詞說出的“是什麼”如果與主詞具有同一關系，那便是所謂的“本質”。在西方哲學史上，柏拉圖是本質主義的典型代表，亞裡士多德則主要是實體主義。由于這兩人的哲學思想影響深遠，西方傳統哲學具有濃厚的實體主義和本質主義色彩，以緻現代西方哲學在反對傳統哲學時，幾乎都打出了反本質主義和反實體主義的旗幟。科學主義思潮對兩者都取反對态度，人文主義則主要反對本質主義。後者反本質主義的主要武器是存在主義。這樣作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上述主—謂詞結構中，不僅含有實體和本質的區分，而且含有存在和本質的對立。“本質”即是上面說的“是什麼”，“存在”則是什麼也不是的“是本身”。因此所謂“存在先于本質”，就是主張通過現象學方法從“是什麼”返回到作為原初起點的“是本身”。可見這種“反本質主義”的基本特點也是對謂詞“是什麼”持有批判、否定的态度。

哲學上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方式，古今中外都能找到對應物。我黨曆史上的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就相當于實體主義和本質主義的關系。因此反教條主義從哲學上講就是反本質主義。教條主義喜歡從定義出發，樂于用概念剪裁現實，以為社會主義有一個先驗的本質和固定的模式，可以随時随地用來精确裁定現實事物姓“社”還是姓“資”。這種“本質決定現象”的思想方式，就是一種十分典型的本質主義。鄧小平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盡量不作回答或隻作否定的回答或盡可能少斷定，這種作法用哲學語言準确地講來，就是為了避免對社會主義作出本質主義的定義。當代哲學語境中的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原是區分傳統哲學和現代哲學的一個标志；即使我們不用後現代主義的眼光看問題，現代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對的。但是鄧小平既然是在考慮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問題，他的思想方式具有現代性質是毫不奇怪的。隻不過鄧小平避免本質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結果，不是走向存在主義或别的什麼現代西方思潮，而是走向同屬于現代範疇的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

三、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曆史唯物主義定義：發展社會生産力

以上兩節我們實際上隻論及鄧小平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否定性回答。事實上他對該問題還有一種十分肯定的回答。例如1987年他在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時說：“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麼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生産力。”（第227頁）。這段話的思想邏輯是：盡管什麼是社會主義目前還在摸索中，因而難以說清楚，但是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産力這一點卻是毫無疑問的。這一基本的肯定陳述與上述反本質主義的态度之間并不矛盾，因為這種肯定陳述與前述否定性回答是等值的：在“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這一否定性陳述中，已經蘊含着“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産力”這一肯定性結論。

1984年鄧小平向日本民間代表坦陳：“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但是現在顯然清楚了，所以鄧小平接着說：“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産力……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産力”（第63頁）。在鄧小平看來，十一屆三中全會完成的重大曆史轉折，就是“把四個現代化建設，努力發展社會生産力，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第237頁）。此後凡涉及什麼是社會主義這一話題，鄧小平的第一個回答就是發展生産力（參見第63、137、149、171、224、254、264頁等）。

但是在實現這一根本任務的過程中，在發展生産力的具體方法上，仍不時出現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有時差點要動搖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鄧小平意識到這是沒有把發展生産力看成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造成的。我們知道“本質”有兩個特點，一是與被定義項（即主項，在此為“社會主義”）有同一關系，二是對偶然謂項（即一般屬性，在此為具體的經營管理方式）有決定作用。因此在被稱為“第二次曆史性糾正”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把發展生産力從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心、主要、根本任務”正式提升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第373頁）。這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觀的最大突破。

傳統社會主義觀對社會主義的本質有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再加上無産階級專政、共産黨領導和馬列主義指導等多條規定，唯獨沒有發展生産力這一條。不講發展和解放生産力，是傳統社會主義觀離開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搞政治挂帥和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思想根源。鄧小平首次把發展和解放生産力納入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等于重新回到馬克思的曆史唯物論。在馬克思那裡，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到共産主義的發展是由生産力推動的，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統一體，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産主義作為社會制度都有與之相适應的生産力發展水平作基礎。過去人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隻在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上面，不包括生産力的發展狀況。生産關系和生産力相分離，最終導緻“文革”中出現“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謬論。

鄧小平把這句極左口号的含義诠釋成“甯要貧窮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他認為這種觀點“簡直是荒謬之極！”竟然“胡說共産主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第10頁）。“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還有道理，難道能夠講什麼貧窮的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嗎？”（第224頁）。鄧小平反駁“窮社會主義”的根據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ABC。“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在共産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資的極大豐富，難道一個貧窮的社會能夠按需分配？”（第254頁）。他向美國名記華萊士論證：“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共産主義是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而“社會主義是共産主義的第一階段”，因此“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力，使社會物質财富不斷增長，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為進入共産主義創造物質條件”（第171頁）。又對東歐同道卡達爾自信地說：“我們在總結這些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産力，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第255頁）。

鄧小平這樣做不隻是為社會主義增加了一個新的本質。因為本質決定現象在此等于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當發展生産力成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時，它就反過來成為衡量生産關系好壞和姓什麼的标準。早在1962年讨論怎樣恢複農業生産時鄧小平就有一個著名說法：“生産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态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就采取哪種形式”（《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23頁）。1992年南巡談話進一步用這個标準來解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姓“社”還是姓“資”的疑問。過去人們判斷現實事物姓“社”還是姓“資”是根據社會主義的本質或定義。鄧小平也不反對問“姓社姓資”，但他認為判斷姓“社”還是姓“資”的标準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這一“價值标準”的重大革命，實源于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發生了變化。原來有關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都是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方面的，那樣用“本質”決定“現象”就等于用意識形态和上層建築來規定生産關系和限制生産力發展。鄧小平把發展生産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樣用“本質”決定“現象”就等于反過來用是否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來決定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是否合理。

四、鄧小平社會主義觀中的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的辯證統一

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或原則，鄧小平有兩段著名的論述。一是1986年答美國記者華萊士：“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産，第二是共同緻富”（第172頁）。二是1992年南巡談話：“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373頁）。許多闡釋者據此認為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一共有兩條：發展生産和共同富裕。這樣說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共同富裕要以生産力高度發達為基礎，那麼社會主義的本質還是發展生産力這一條。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慮到資本主義也要發展生産，那麼真正屬于社會主義的本質就隻有共同富裕這一條了。所以鄧小平又有這樣的說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第123頁）。“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第364頁）。80年代中期他還一度把公有制為主和共同富裕并列作為社會主義的兩條根本原則。

社會主義的本質到底是一條，還是兩條？抑或多條？在哲學分析中這并不是無所謂的問題。本質相對于偶性，本體相對于現象。偶性或現象以“多”為原則，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本質、本體則以“一”為原則，具有唯一性。本質、本體為一，這是任何一元論思想體系所要求的。多個本質，多種本原，便是多元論。多元論在現代思潮中雖倍受青睐，但它終究是哲學上未徹底的表現。如果社會主義的最終本質隻能是一元的，不能是二元的，那就需要在發展生産和共同富裕兩者間作出判斷，确定哪一個更根本、最本源。這樣尋找第一原則，便涉及到一個思想體系的最後根據和不同思想體系的最終區别。毛澤東顯然是把共同富裕作為第一原理的。鄧小平雖然把發展生産力擺在第一位，但他并沒有排除共同富裕，相反他明确說到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有這麼兩條，即發展生産和共同富裕，那就需要我們認真考慮它們之間是什麼關系。我們認為它們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中是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的關系。

鄧小平勸非洲某發展中國家“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第261頁），向前東歐國家領導人坦陳中國現在所搞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夠格”（第225頁），認為中國目前要講社會主義也隻能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隻能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都是基于曆史唯物主義的真理原則。按照曆史唯物主義，共産主義是物質财富極大豐富的社會，社會主義要為共産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生産力。鄧小平還強調社會主義對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也要體現在生産力發展得更好更快這一點上。1982年會見金日成時他尤其談到：“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很長時間内生産力水平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産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則，社會主義怎麼能戰勝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優越性如何體現？”（第10頁）。鄧小平深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将處于長期競争中，而競争是要靠實力和用事實來說話的。因此“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産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體現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特點”（第264、224頁）。“社會主義如果老是窮的，它就站不住”（第176頁）。這就把發展生産力提到了事關社會主義生死存亡的高度。所以他說“發展才是硬道理”（第377頁）。這“硬道理”講的就是真理原則，因為真理是硬梆梆、不講情面的東西。

共同富裕則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價值原則。共産主義要消滅階級和剝削，本身就有共同富裕的訴求。因此“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第110頁）。鄧小平對美國人華萊士說：“緻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緻富不是你們講的緻富。社會主義财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緻富是人民共同緻富。”（第172頁）這種“價值取向”并非隻是鄧小平的主觀愛好，它同樣基于中國的現實考慮。中國由于人口太多，人均資源極其有限，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發生兩極分化，“産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能解決”（第208頁）。這樣在中國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後果、政治問題甚至人道災難。“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生産貧富過大的差距。”（第64頁）。鄧小平相信：“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第357頁）。這種共同富裕的主張，可以看成是鄧小平社會主義觀中的人道主義因素。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共産主義也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統一。

但是共同富裕要以生産力的高度發達為基礎。正是為了發展生産力，使得共同富裕這一價值目标區别于以前的平均主義政策。鄧小平解釋：“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标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第155頁）。正是為了加快生産力的發展，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這個目标，鄧小平提出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而根據他的設計，先富帶後富的方式，也不是窮富拉平，而是富的越來越富，窮的也跟着相應地變富。這是一種永遠在差異和矛盾中前進的辯證運動。其中共同富裕隻是一條理想原則、價值原則，現實原則、真理原則是貧富差異總在一定範圍内存在着。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保持社會活力，促進生産力更快地發展，逐步實現共同富裕，不然就隻有共同貧窮。如果說發展生産力是硬道理，那麼共同富裕就是軟道理。人們在處理兩者的關系時主張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就是這樣想問題的。因此說到究極處，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還是發展生産力。所謂兩大本質歸根到底是一個東西，即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中最終是同一的。

五、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的實踐唯物主義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借助于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的問題已經解決了，那就是發展生産共同富裕。剩下的隻是方法問題，也就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發展生産力的問題。“什麼”和“怎樣”是實體與方法的關系，而方法問題屬于實踐問題，因此當“是什麼”問題轉向“怎樣建”問題，也就是從理論問題轉向了實踐問題。從這種轉向中可以看到鄧小平社會主義觀的另一哲學基石，即實踐唯物主義。鄧小平據此實現了他在社會主義思考方式上的曆史性飛躍：在他的社會主義觀中，真正的問題不是從理論上去争論并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在實踐中去考慮“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隻有在這時我們才發現這兩個問題在鄧小平那裡是同一的。同時我們也看到這種同一不是外在的簡單的等同，而是在實踐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通過化本質（是什麼）為方法（怎樣建）而實現的内在的辯證的統一。

鄧小平總結曆史經驗：“毛澤東同志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産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産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例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第116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探索了怎麼搞社會主義。歸根到底，就是要發展生産力，逐步發展中國的經濟。”（第117頁）。這兩段叙述都是化本體為方法。由于生産力成為第一性的東西，目的和手段的關系随之發生變化：發展生産力成為目的，其他的都隻是方式方法問題。于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又被歸結為怎樣發展生産力的問題。“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産力”（第148頁）。他的基本主張是：不管姓什麼，“隻要對發展生産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第203頁）。“一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産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我們都采用”（第130頁）。“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産力”（第149頁）。

在實踐論的思維方式指導下，“資本主義的東西”被作為“發展生産力的方法”而嫁接到“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上來。因為“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産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産力。”（第149頁）同樣的道理也适合于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确立起來以後，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産力的發展”（第370頁）。所以鄧小平把“解放生産力”也看作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生産力的障礙”（第134頁）。這裡說的“障礙”原來有可能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因此是絕對動不得的。但按照鄧小平的生産力标準，隻要通過實踐證明是阻礙生産力發展的，不管它原來姓社還是姓資，統統都在改革、破除之列。有了這把由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鑄成的改革利劍，傳統社會主義觀中那些有關社會主義是什麼的本質規定，都變成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即發展生産力的方式方法問題，并根據它是否有利于生産力的發展來決定其取舍和變革。

最先被鄧小平從社會主義本質中拿掉的是計劃經濟。1984年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鄧小平稱其“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第91頁），因為它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打破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1985年鄧小平向美國企業家發表他的新思維：“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産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隻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産力的發展。”（第148頁）。1987年他針對改革中的思想阻力發問：“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隻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産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第203頁）。這方面的思想在1992年南巡談話中獲得更精确的表述：“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經濟手段。”（第373頁）。在此基礎上“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正式解決了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系上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市場經濟被作為發展生産力的手段或方法而姓“社”了。

在傳統社會主義觀中公有制是最本質的規定。改革開放初期僅以打破“一大二公三純”為目标。80年代中期鄧小平還把公有制為主和共同富裕并列作為社會主義的兩條根本原則（第111、138、142、149頁），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主要是為了避免兩極分化，而防止兩極分化主要是從實踐上考慮的（第139、229、364頁）。就發展生産力這一目标來說，公有和非公有仍然隻是手段。這樣才有從9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抓大放小”為特征的國企改革。在改革實踐中人們體會到公有和非公有類似于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都是發展生産力的方式方法。根據同樣的思路，人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國有即是公有，那麼資本主義也有公有；這樣公有和非公有就很難構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的多種實現方式”，基本上化解了“姓公”還是“姓私”的問題。“十六大”進一步提出要把發展公有經濟與鼓勵非公有經濟兩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這樣公有和私有的比例和關系，就完全是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更好地發展生産力的問題。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證國家政權或中央政府對國民經濟和社會局勢的調控能力問題。

傳統社會主義觀中另一本質規定是按勞分配。改革開放初期強調按勞分配是針對平均主義的，目的無疑是為了促進生産力發展。當貧富差異已經拉開，按勞分配原則又起着限制兩極分化的作用。鄧小平相信“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生産貧富過大的差距”（第64頁）。在這兩個意義上，按勞分配原則都從社會主義的本質變成了發展生産力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和手段。這樣才有按勞分配和按生産要素（資本、技術、管理、知識等等）分配相結合的分配體制出台。鄧小平還把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作為“加快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第166頁）。這樣共同富裕和部分先富也是目标和手段的關系。而他設計的先富幫後富，并不是搞平均主義、一平二調、窮富拉平，而是通過技術轉讓和資源開發這套市場經濟方法，部分是通過财政手段來調高（多交利稅）保低（社會保障）。這種共富方式隻意味着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跟着變富。不讓兩極分化，但允許貧富差異總在一定範圍内存在着。而這正是為了促進生産力的發展，為了避免共同貧窮，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

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方向來堅持，作為過程來努力

在實踐标準和生産力标準的作用下，原來決定社會主義本質的那些規定，都程度不同地變成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發展生産力的方式方法。這時鄧小平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反而覺得心裡有底了。1988年他對莫桑比克總統說：“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過什麼叫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才解決。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第261頁）

看來鄧小平是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的最終答案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現階段中國最大的實際是生産力欠發達，因此要講社會主義也隻能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力，在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方面則是有中國特色的，沒有既定的模式和可援的先例。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幾乎把傳統社會主義觀中有關社會主義的所有本質規定都懸置起來了：除了發展生産力，它沒有更多的規定。但是也正因為如此，它的内容極其豐富：除了不是貧窮以外，其它的什麼都可以是。由此形成這種社會主義觀的固有特點：一切從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發展生産力的需要出發，沒有固定的模式和條條框框。

但是沒有條條框框不等于沒有原則需要堅持。以前社會主義有多重本質規定，堅持什麼、反對什麼十分鮮明。現在這些本質規定都是可以改變的，那還堅持什麼呢？鄧小平答：就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勸告莫桑比克總統“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但認為“确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第261頁）。中國已經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這個方向就更值得堅持了。所以他說：“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四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第138頁）。他批評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中國現在幹的是什麼事情”，“我們腦子裡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隻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第204頁）。

要堅持的東西隻是四個現代化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事實上也隻有這樣，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才不與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相矛盾。堅持的東西變少了，原則性反而加強了，以緻“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幹預，把它糾正過來”（第139頁）。這種隻關乎方向道路而不涉及具體方法的堅持，落到實處便是共産黨的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共産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第208頁）。“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産黨的領導，這兩點是相互聯系的，是一個問題”（第242頁）。而堅持共産黨的領導，真正的含義是要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改革和建設。在鄧小平看來，共産黨的領導之所以丢不得，是因為“一丢就是動亂局面”，“什麼建設也搞不成”（第252頁）。可見這種“必須堅持”也是從“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方面考慮的。

第三節開頭引用過鄧小平的一段話：“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麼叫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還在摸索之中。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任務是要發展生産力。”（第227頁）。現在我們可以把這段話的思想邏輯分析為四點：（一）社會主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必須堅持。（二）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以及如何建設，還在摸索中，因而難以說清楚。（三）盡管什麼是社會主義一時說不清，但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産力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四）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生産力，原則上什麼方法都可以利用，所以隻能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歸納一下，二、三兩點構成理論上的張力。一、四兩點則構成實踐上的張力。概括地說，就是有原則（共産黨領導）有方向（共同富裕）但沒有條條無框框（具體規定）。再簡約些，就是隻堅持“方向”，不限制“方法”。這實際上就是鄧小平哲學中本體與方法或本質和現象的關系。

鄧小平還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隻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第225頁）。這段話表明鄧小平心目中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一個從“不是”到“是”，又從“是”到“是什麼”的動态過程。其中包含三個環節：

（一）“現在搞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夠格”，因為經濟上未達标，體制上未定形，認識上說不準是什麼；即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概念有距離，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如果從完全意義上講，它還不是社會主義；因此要講社會主義，也隻能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二）“到下世紀中葉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就是說那時社會主義已經夠格，已經定形，說得清它是什麼了；表明社會主義的本質得到了充分實現，名與實、概念與實在的矛盾得到了解決；換言之社會主義已經是其所是了，那将是真正意義、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

（三）社會主義從“不夠格”到“夠格”，也就是它是其所是、實現自身的過程。“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即我們現在正處在它是其所是的過程中。前文說的真理與價值的統一就實現于這一過程中。可見鄧小平的社會主義不是現成的、給定的、固定不變的，而是有待我們去争取、去努力、去創造的。因此傳統社會主義觀中那些固定不變的“本質”，在鄧小平這裡實際上隻是不斷生成的“過程”。換言之社會主義由“是什麼”問題變成了“如何是”的問題。從這點又可以看出鄧小平在社會主義觀上的變革與現代哲學中的本體論革新是密切相關的。

作者附記：本文主要内容作者從1997年起多次用于學術講座，2003年正式寫成文章，現載于《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2004年《鄧小平誕 辰100周年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