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哲學研究》卷首、自序和目錄卷 首 語古典思想曾賦予動詞“是”以至高無上的位置：動詞“是”之所以盤踞在語言的邊界上，既是由于它是詞之間的最初聯系，同時也是由于它執有着根本性的肯定力量（沒有這個詞，萬物都将沉默不語）；它标志着語言的門坎，指示着語言的特殊性，并且以一種不可磨滅的方式将語言與各種思想方式聯接起來。與此相反，19世紀以來實行的對各種語法結構的獨立分析卻把語言分離出來了，斬斷了語言與判斷、賦予和肯定之間的聯系。過去在言說與思想之間由動詞“是”保障的本體論過渡如今被截斷了；語言由此獲得了自己的存在。正是這個存在才擁有支配自身的種種規則。——福柯：《詞與物》這些思維規定就是事物的内在核心，但是它們同時又是我們常常挂在口邊上的名詞，因此又顯得是異常熟知的東西。但是這類熟知的東西往往又是我們最無所知的東西。例如，“是”就是一純粹思維規定，但我們平時決沒有想到把“是”作為考察的對象。大家平時總以為，絕對必遠在彼岸，殊不知絕對卻正在目前，是我們凡有思想的人日用而不自知的。所有這類的思維規定大都包含在語言裡面。要有相當高教養的人，才能夠把他的興趣指向這種邏輯的純粹規定。而且需要一種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夠回溯到純粹思想，緊緊抓住純粹思想，并活動于純粹思想之中。——黑格爾：《小邏輯》這個随便哪一個是者都有份兒的“是”，這個由此而散落在最熟悉的事物中的“是”，卻是世間所有事物中最獨一無二的事情。假定根本沒有“是”的不确定的含義，并且我們也不領會這個含義是什麼意思，那會是什麼情況呢？那就會是在我們的語言中少了一個名詞或動詞而已嗎？不是這回事。那就根本沒有任何語言了。那就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會被提到與論到這回事了。若沒有領會這個“是”，我們就連對我們的此是說一聲“否”都做不到。因此，“離開‘是’這個空詞而轉向各種特殊的是者！”不隻是一個性急的指示，而且是一個最高度成問題的指示。這條指示嘲弄了它自己還不曉得是怎麼回事。——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時代的病要用改變人類的生存方式來治愈，哲學問題的病則要以改變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來治愈。哲學家們總是在他們的眼前看到自然科學的方法，并且不可避免地總試圖按科學所運用的方法來提問題、答問題。這種傾向正是形而上學的真正根源，并且使哲學家們走入一片混沌不明之中。——維特根斯坦：《藍皮書和褐皮書》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價格一樣。……為了進行生産，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隻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範圍内，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産。——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作 者 自 序本書的寫作背景往大的方面說涉及到一場跨世紀的學術争鳴。早在上世紀40年代我國著名古希臘哲學專家陳康先生就指出中國人理解西方哲學的根本困難之一是on、being、Sein等關鍵詞皆非中文所能譯。80年代初陳康先生在大陸的幾位弟子再次提出being的漢語翻譯和理解問題。在此後的20年中，這方面的讨論從未間斷過。當新世紀來臨之際，汪子嵩先生和王太慶先生共同推出長篇論文《關于“存在”和“是”》 。兩位前輩的觀點在學術界引起熱烈讨論。據說在2001年9月于濟南召開的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術年會上，争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清華大學哲學系王曉朝教授歎其“為漢語學術界數十年來所罕見”。會後編出兩大卷近百萬字的論文集《BEING與西方哲學傳統》。全國外哲史學會理事長王樹人先生在序文中說：“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集。這是中土外國哲學界幾代學者對西方哲學思考和研究的一次重要聚集。聚集的焦點是西方哲學奠基性範疇einai（to be，sein）。在這裡，不僅有反映中土學者研究水準的學術争鳴，而且還有經過學術沉澱的曆史回音和對未來充滿創新的希冀。”“不難看到，中國哲學研究正是在這裡有了一個重要的新起點。” 我的專業不是外國哲學，之所以也被卷入這場争論，是因為同汪子嵩、王太慶兩位老師交往的緣故。直接原因則是王先生1993年發表在《學人》雜志上的那篇文章《我們怎樣認識西方人的“是”？》。當時，我和許多同時代人一樣，正經曆着一場嚴重的哲學危機。王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給我帶來轉機，首先是因為作者表現出來的真誠。王先生原是不少西方哲學原著的中譯者，我們後學所知道的西方哲學名詞術語有不少是從他那裡傳出來的。可是在這篇文章中，王先生卻向他的弟子們現身說法，說他通過學習希臘文深入鑽研反複思考了許多年以後，發現他在幾十年前的舊譯是錯誤的，需要推倒重來，聲明要消除由他所造成的那個誤解。在許多人看來，這樣作等于把自己畢生的學術成就或貢獻全部抹殺了。然而王先生的這種自我批評不是出于任何外部壓力。由此我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種為真理而真理的哲人品質，并相信他這樣說肯定是有道理的，決不是為了圖新鮮或趕時髦。近讀梁志學先生的譯著，得知王先生早在1982年就針對黑格爾全集的編譯工作說過：“全部問題都在于如何翻譯作為開端的Sein，這是一個大禍根”。王先生還按他的想法對黑格爾的《小邏輯》進行過試譯 。這說明王先生對上述問題确實是經過了反複思考的。王先生的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學術方向。也許正因為我對西方哲學知之不多，尚未養成那種專業性思維習慣，即把“to be”翻譯成“存在”然後再把“存在”想像成跟“是”一樣的意思，所以我對王先生前後兩種不同譯法間的差異特别敏感。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們原來說的“存在”就是“是”，那麼思維和存在的關系豈不就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這一想法足以讓人震驚，因為它涉及到恩格斯說的全部哲學特别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我帶着困惑寫信向汪子嵩先生請教，汪先生當時正在洛杉矶探親，輾轉收到我的來信後，立即從那裡給我回信（見附錄一）。汪先生在信中陳述的看法，使我相信我的困惑并非隻是我一個人的錯覺，而确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汪先生還熱情地向我介紹了王太慶先生。此後，我每遇不懂的專業問題就打電話向王先生請教。王先生生前多次對我講過一個觀點：一旦我們轉而從“是”的角度去理解西方哲學，就會導緻對整個西方哲學的重新理解。我試着從“是”的角度去重新閱讀西方哲學經典原著，果然發覺原來許多不好理解的問題，這樣一變就變得較好理解了。我意識到這裡蘊藏着新的學術生長點，于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客串到西方哲學領域，并在導師陶德麟教授的支持下，以“是”的問題為題于1998年完成了一篇近30萬字的博士論文。汪先生和王先生十分歡迎我的這篇博士論文。事後我把“答辯辭”寄給王先生，表達我做這項研究的一些想法。王先生看後，覺得我是向他交心，于是也向我寫了一封交心的信（見附錄二）。信中說：“你為哲學吃了許多苦，但是今後還要搞哲學。這當然不是為了名利，而是希臘人說的愛智慧的意思。我也有此心。所以年齡雖然大了，隻要還活一天，總願意還做一點有益的事。這就是揭露我們中國人思想中的老底，讓大家想一想既然過去如此，今後應該怎麼辦。我的具體做法是從中國人的角度看西方哲學史，尋找他們勝過我們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吃虧的關鍵所在。以往我隻做翻譯，想以譯文使中國人多見到一點西方人的思想特點。那篇文章原來隻是與同學的談話，有人要求我發表，才寫成文字的。其目的還是指出西方思想特有的、中國人所忽視的一個最大關鍵。這才是一個開始，我希望它能引起大家注意，用大家的力量來進一步開拓。”我相信這就是王先生晚年的心願。為此他不顧年高體弱，筆耕不辍。一年之後，王先生不幸離世。因為王先生生前向我交待過他的心願，加上我意識到它同時也是我國老一輩學人的共同心願，所以在王先生去世以後，我不自覺地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看成仿佛是在執行他的遺願。本書的出版也就成了對王先生的一個紀念。在與王先生交流的過程中，我漸漸發現我和他（進而也與其他西方哲學研譯者）雖有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但所關注的重心并不一樣。王先生是哲學翻譯家，關心的重點是應該譯為什麼。我是哲學愛好者，關心的重點是在漢語中應如何理解。1999年春，我收到汪先生寄來的、他與王先生合作的《關于“存在”和“是”》一文的“征求意見稿”。仔細研讀之後，我有這樣的意見：翻譯不成問題，問題不在翻譯，而在于我們把being翻譯成“是”以後，這個“是”在中文裡應如何理解？我越是相信汪先生和王先生他們從文字翻譯角度所做的考證沒有問題，就越是感到剩下來的問題隻是我們在中文語境裡如何理解這個“是”。1999年8月我到北大暢春園拜訪王先生，當面向他請教他重新翻譯的“它是”和“我是”該如何理解。盡管我的外文水平有限，王先生聯系西文所作的翻譯解釋我還是能夠聽懂的。可是我的問題不是這樣譯在西文中的根據，而是它在中文裡如何理解。記得我問過這樣的問題：我們說“我是”，可是我是什麼呢？王先生解釋：“我”不是“什麼”，“我是”隻表示“我在起作用”，“是”就是“起作用”或“能夠”的意思。“它是”也是這樣，表示“它在起作用”。老實說，王先生的這種解釋仍不能消除我心中的困惑。我的困惑是：“我在起作用”為什麼要說成“我是”？“它在起作用”為什麼要說成“它是”？難道這僅僅是西方人的一種用詞習慣，僅僅是西語的一種表達方式，而與哲學思想沒有關系？正是這些近乎幼稚和執拗的問題，一直推動着我往下思考。我慢慢明确了自己在這場争鳴中的立場。我贊成王先生關于“是”的譯法，但是強調這個“是”在中文裡的可理解性。然而我的這種強調并不是要以“是”在漢語裡不好理解為由來反對這種譯法，而是要在漢語中找到理解這個“是”的方式方法。漢語裡并不缺少“是”字，這個“是”在現代漢語中的功能與西文to be并無實質性的區别，問題隻在于這個“是”為什麼會成為哲學思考的主題？會有西方哲學家所說的那些形而上學意義？這個問題一直是我思考的重點，也是我與譯界同仁所慮不同的地方。所以，多年來學術界廣泛讨論的問題——Being在漢語裡應如何翻譯，對我來說變成了“是”在中文裡應如何理解的問題。我認為這才是問題的症結所在。Being的漢譯所引發的問題一再被人提起，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許多人承認譯“是”更合理，并想通過變換譯名解決問題，但是所有的努力和嘗試都因為“是”在中文裡無法理解而止步、而折回了。找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也就等于走到了絕壁的跟前。我不止一次地問自己：在沒有路的地方是否還有路可尋？事實上倒是擺着兩條路了。第一條，退回原處，繞開問題，馬上獲得解脫。我試過，但沒有做到。于是隻剩下第二條路：抓住問題，深化難題，在沒有路的地方找路。我相信那折磨了好幾代中國學人的問題，決不會是一個假問題。而聯系動詞“是”在西方哲學中的基礎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個“是”轉到漢語中來以後就變得無法理解了，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問題有可能就出在我們自身的思想方式和理解能力上。現在回憶起來，多年來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沿着這個思路向前走了兩步。第一步，把回避問題的态度改為正視問題，使得“是”在漢語裡不好理解這件事本身變成一種可供我們利用的積極現象。同樣的“是”，西方人覺得如何如何，我們卻覺得不可理解，這不正好反映了中西哲學間的差異嗎？我們的許多比較研究不就是要尋找這一類的差異嗎？既然“是”在漢語中不能理解是由中西哲學的差異造成的，如果我們設法把它變得可以理解了，那豈不就等于穿越了中西哲學之間的差異？我們常講的中西融合不就是要達到這種效果嗎？這樣解放思想、變換思路，原來理解西方哲學的障礙就變成了穿越中西差異的橋梁。于是所謂“是”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詞對詞的語言文字翻譯問題，而變成了中國人借以理解西方哲學、進入西方哲學特殊思路的一道門徑。既然語言文字翻譯問題變成了哲學思想本身的理解問題，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說：中文裡的系詞“是”也有西文to be的那些哲學意義，關鍵隻在于我們能否像西方哲學家那樣去思考和理解問題，語言表達上的差異和困難事實上都是可以克服的。有了這一認識以後，再回到Being的漢語翻譯問題上，就發現沒有必要再把“是”的譯法同其它幾種譯法對立起來。因而長期以來困擾着我們的兩難選擇——Being到底應該譯“是”還是譯“存在”的問題，也就變得不很重要甚至不存在了。相反，西方哲學中本來就有的那些問題，如系詞與存在、本質、本體的關系，倒是可以依此途徑獲得順利理解。第二步是對第一步的延伸。強調“是”的問題在中文裡應如何理解，也就是根據漢語中系動詞的表述功能來理解。這樣理解若行得通，那就說明所謂“是”的問題不隻是西方的，它同時也是中國的，且遠大于我們現在所說的存在問題。因此自1998年完成博士論文答辯以後，我便開始試着超出中西之别，将“是”的問題作為一般哲學問題來思考。我試圖參照西方哲學，從漢語中“是”動詞出發，逼問出它的各種哲學意義。這時發現漢語中的“是”作為系詞與我們心目中的“哲學”有很大的距離。我用來縮短這個距離的方法，一是強調要按照西方哲學的固有思路來理解，二是強調要按照哲學思維的固有特點來理解。由此獲得兩個結果：“是”作為一個哲學問題根本就沒有什麼中西之分；系詞“是”所承擔的不再是一般的語言或邏輯問題，而是典型的哲學或形而上學問題。這樣一來，我們在普通的聯系動詞和深奧的哲學問題之間發現的那種距離，也是一種可供我們利用的積極現象，原來這個距離正是自然的思維态度和哲學的思維态度之間的差異所在。于是我們對系詞“是”的哲學意義的研究，就成了從自然的思維态度進入到哲學思維之中的入口或通道。當我最終意識到全部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如何理解系詞“是”的哲學意義時，有種峰回路轉的感覺。該問題的意義即在于它可以為我們構成穿越中西差異和進入哲學思維這樣兩條重要的思想通道。我不能放下這項研究的原因也在這裡。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客串到西方哲學領域，花去人生中最寶貴的十年時間，決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該領域一個專業術語的漢語翻譯問題。以上兩點就是我所謂“是”的哲學研究的基本思路。當然有些想法在本書中尚未完全落實。本書隻是我從漢語中系詞“是”的表述功能出發來理解和讨論哲學或形而上學問題的一個初步嘗試 。這種關于“是”的哲學研究，勢必要大量涉及西方哲學的話題。但是它和一般的西方哲學研究相比，有兩個重要特點。首先，一般西方哲學的研究往往隻考慮如何理解西方哲學的本來意義（這樣作完全是必要的，而且應該成為本研究的基礎），本研究則緻力于如何跨越中西哲學、語言和文化的差異。為此，本研究不僅要着重考慮“是”作為哲學問題在中文裡應如何理解的問題，還要設法将這種理解生長在漢語的叙述結構上，以便将這種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引入到漢語表達系統中，使之成為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種哲學思考方式。其次，這個“是”既然是我們中國人在接受和理解西方哲學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那麼它就不應該隻是某一個專業領域内部的純學術問題，而應該與當代中國幾大哲學話語系統同時發生關系。基于這一認識，本研究沒有把問題僅僅局限在西方哲學專業領域内部，而是将其推廣到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及當代中國哲學的理解，并就一些基本的元哲學問題初步探讨了在中、西、馬三大話語系統之間開展建設性對話的可能性。本書從1993年開始醞釀，1995年确定選題，1998年完成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1999年開始修改論文，并列入2000年的出版計劃。不料這一修改竟變成了重新研究的過程，轉眼又是四個年頭，到2002年9月才正式向出版社交稿。本書雖然是長期思索的結果，但其寫作并不是一氣呵成的，甚至書中各部分的成稿時間與各章節的編排順序也不完全一樣。因此有必要在此就各章的成稿過程、寫作意圖和前後思路變化作一簡單交待。按成稿時間和寫作思路來劃分，全書九章可分為三個部分。前三章為第一部分，成稿時間是2000年春夏。其中第一章基本上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該章主要闡述問題的來源和研究的意圖。第二章大部分内容是重寫的，思路也較前作了調整，不再把“是”的譯法同其它幾種譯法并列對立起來，而是強調中文的“是”也有西文to be的那些哲學意義。為直觀起見，還在各節的小标題上把這些意義盡量标畫出來。第三章完全是重新寫的。我試圖通過回顧百年來西學東漸的曆史，追溯為什麼中國學者在接受和理解西方哲學的過程中總是力圖避免談到我們當下語言實踐中的“是”。正是通過這種追問，才發現問題的關鍵不在一般所說的語言習慣上，而在思想習慣即中西哲學思維方式的差異上；而要克服或者超越這個差異，恰恰需要我們直面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是”，從這個不合漢語思維習慣的“是”動詞入手。總的說來，這三章都是圍繞着中西哲學的差異來做文章的。由于成稿于三年前，其中有些觀點現在已有所改變。要是現在重寫這些内容，肯定會是另一個樣子。但是如果那樣，這本書就永遠不能出版了。為忠實于本書的實際研究過程，此次出版我有意讓這三章的内容保留着三年前成稿時的原樣，除少數幾處删節外基本上未作大的改動。如果說本書前三章着重強調了西方哲學的基礎範疇和基本原理應該從“是”的角度去理解，那麼接下來的四、五兩章則試圖具體說明這個“是”作為哲學思考的主題在中文裡應如何理解的問題。第四章的主題是博士論文中原來就有的，不過現在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原來隻在一個小節中提到“是”的二重性含義，關于哲學和科學的區分也僅限于用一些典型事例來說明。現在出版的内容對此有一個相對完整的論述。第五章進一步把這種是和是者的區分從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引入到哲學内部，追溯西方本體論哲學從古希臘到現當代發展的曆史線索。按照這種解釋模式，西方哲學圍繞“是”的問題，先後發展出了傳統本體論、近代辯證法和當代現象學三大理論形态。因而所謂“是”的哲學研究，并不是單指傳統本體論一種形式。盡管前三章和四、五兩章在邏輯上是連貫的，讀者仍可能感覺到前後兩部分有很大差異。這種差别主要是由于它們的成稿時間不同造成的。前三章成稿于2000年春夏，後兩章的成稿時間則是2001年春（第四章）和2002年夏（第五章），因此某些想法又較前三章有所變化或叫深入，思想和論述也更加自由和熟練一些。這也是我把這兩章看作全書中另一個相對獨立部分的原因。最後四章更有理由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因為這四章不是接着前五章的思路往下寫的。成稿時間則早于四、五兩章，是2002年春夏的事。緣起于1998年夏天我拜訪王先生所引發的問題，即如何理解“它是”和“我是”這類命題的哲學意義。我不認為王先生主張的這種譯法因為在漢語裡顯得有些不像“話”而應該加以輕視，而認為這類按照常識講不通的“話”肯定與哲學的本性有關，因而應該從哲學思維的獨特性上去理解。2000年春讀《存在與時間》的修訂譯本，從陳嘉映教授的“譯名讨論”中獲得啟發，覺得通過區分“是”的普通用法和哲學用法，即可切近西方哲學的原始思路，順利理解上述命題的哲學意義。2001年春形成初步思路，碰巧北京大學楊适教授約我參加有關原創文化的學術研讨會，我準備以此為題向會議提供一篇論文。後因故未能參加這次會議，文章也未寫成。到2002年1月才着手寫這篇文章。又碰巧當年5月上海有個關于馬克思本體論的學術會議，于是我把這篇文章的初稿帶到會上。會後因想發點單篇文章，我按一般雜志的載文要求，把這篇三萬多字的長文分解為三篇獨立的文章。還根據會上的發言提綱改寫出第四篇文章。這四篇文章本來都是供雜志使用的。考慮到它們也是本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并入本書之中。原打算把它們作為附錄，考慮到這樣的附錄有些倚重，于是作為正文的後四章。這四章與前五章隻有形式上的一緻性（如從章節目錄上看到的），在思路上則是不連貫的。正因為這樣，内容上的少量重複也在所難免。本書從醞釀到出版，前後花去我整整十年時間。其間自然要放棄許多唾手可得的東西。之所以還能沉得住氣，因為有一種自我對比。當我隻能在抽屜裡偷偷自學哲學的時候，曾有一個心願：倘有機會專門搞哲學，我将别無他求。我相信許多抱怨文革年代學術環境和研究條件不好的人，都會有過類似的想法。如今環境和條件差不多都有了，就看我們是否願意兌現自己的心願。因為如今的時代不同于以往，在我們身邊出現了太多的誘惑。可是真理本身畢竟也是一種誘惑。我的選擇不過是出于對哲學這份職業的敬重。本書純屬探索性研究，在沒有路的地方找路走。種種學術觀點，不求贊同，但求理解。既為探索，就難保萬全，甚至顧此失彼、漏洞百出都有可能。這些筆者都有思想準備，并誠望得到行家指教。本書從醞釀到出版，得到許多師友和同行的關心與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謝。在出版環節，尤其要感謝責任編輯陶佳珞同志，因為本書在文字表達方面的某些特殊性，給她額外增加了許多工作量。蕭 詩 美2002年9月6日初記2003年6月8日重識目 錄作者自序第一章 Being的漢譯困難與中西哲學之根本差異第1節 Being在漢語翻譯中所遇到的困難第2節 Being應當譯之為“是”的基本依據第3節 是和是者、名詞之是和動詞之是第4節 “是”的譯法事關整個西方哲學的理解第5節 從“是”的角度回看中西哲學之根本差異第二章 系詞是的諸種哲學和形而上學意義第1節 中文“是”也有西文to be的那些哲學意義第2節 “有”與“是”的差異第3節 “存在”=“X是”，但“X是”≠“X存在”第4節 “實體”=“S是”，“第一實體”=“這是”第5節 “本質”=“那是什麼”或“是其所是”第6節 “本體”非“是”莫屬第三章 中國哲學家接受和理解西方是論的方式第1節 “是”與金嶽霖道論中的“道”第2節 “是”與馮友蘭新理學之“理”第3節 “是”與心性學家的“心”第4節 “是”與唯物論者的“物”第5節 “是”與“實事求是”第6節 教西方哲學說漢語，讓西方哲學中國化第四章 是的二重性含義與哲學和科學的區分第1節 “是”的行為貫穿在人的一切活動中第2節 凡物莫不為是者，不是者等于無第3節 是者的是：人同世界的對象性關系第4節 是和是者的區分：“是本身”和“是什麼”第5節 哲學（本體論）的問題：是者為什麼是？第6節 哲學與一般科學在研究對象上的區别第五章 是的問題：從“是什麼”到“如何是”第1節 是本身等于什麼也不是的無第2節 傳統本體論的曆史地位和理論困境第3節 是的問題方式：是本身怎麼是？第4節 “是什麼”與“怎麼是”的對比關系第5節 現代本體論：即本體，即方法第6節 否定本體論：自由和價值的起源第六章 “是”的哲學用法和哲學命題結構第1節 系詞“是”的普通用法和哲學用法第2節 “是”的哲學優于其存在理解第3節 對哲學命題“甲是”的意義诠釋第4節 同一命題“甲是甲”的哲學意義第5節 哲學命題的結構：“甲如何是甲”第七章 從“它是”到“我是”的主體性轉向第1節 “它是”與“我是”的來源和意義第2節 亞裡士多德和斯賓諾莎的“實體”第3節 康德的“物自體”和“先驗對象”第4節 笛卡爾的“我是”和主體性轉向第5節 康德的“我自身”和“先驗自我”第6節 費希特的“我是”和“自我意識”第八章 黑格爾的思辨是學——辯證本體論第1節 “絕對”即是我們日用而不自知的“是”第2節 命題的辯證運動：主詞“發展出”賓詞第3節 把實體了解為主體，了解為内部的過程第4節 否定性辯證法：“是”的充實化和對象化第5節 概念的自行展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第6節 真理和方法：是者是其所是的過程和方式第九章 對馬克思感性存在論的幾點論證主要參考文獻附錄：一、汪子嵩先生給作者的信一封二、王太慶先生給作者的信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