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重建的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是與李達這個光輝的名字分不開的。沒有李達同志就很難設想有今天的哲學系。當我們哲學系在新的形勢下團結一緻繼續前進的時候，不能忘記李達同志的擘畫、組織和領導之功。李達同志對武大哲學系的重大貢獻，有待于當年在他領導下工作和學習過的全體同志共同回憶。我作為這些同志中的一員，當然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我從23歲到35歲的13年中一直是他的科研助手和學生，對他從就任武大校長到被迫害逝世的這段經曆知之較詳，可回憶的事迹也實在太多，一時不知從何說起。現隻能就親身所及的荦荦大者列舉一二，以志緬懷之忱。

李達同志要重建武大哲學系，是有高瞻遠矚的深思熟慮的。

李達同志在1952年11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武大校長，1953年2月23日到校就職。那時武大的黨組書記兼秘書長徐懋庸同志(他曾任“左聯”書記，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和理論家，又是1938年在延安入黨的老同志，李達同志到校時他任副校長)在4年的領導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政策性錯誤，排斥打擊了大批知識分子，包括許多追求進步的教師。當時武大的形勢很不好。中南局和李達同志當時已了解了這些情況，不久中南局就來校進行檢查，當年9月黨中央就給了徐懋庸同志以撤職處分。但是，組織處理并未解決深層的問題。當時可以說多數幹部和教師(包括崇拜徐懋庸同志而思想拐不過彎的和受過他的打擊而對他憤恨的)的認識都還停留在就事論事的水平，未能從理論的高度來總結經驗教訓。因此，普遍地提高廣大教師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在當時已成為當務之急。同時，李達同志是一位自“五四”以來就以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天職的革命家、理論家和教育家，他認為要辦好一所社會主義大學，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不可能的。即使沒有由徐懋庸同志的錯誤造成的特殊情況，也仍然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武大當時的特殊情況隻是使這一任務顯得特别突出和迫切罷了。

李達同志到武大後席不暇暖，立即以主要的精力親自布置思想理論建設工作，首先抓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學習。他到校僅一個月，就在4月13日向全校教師幹部大會上作了學習《實踐論》的動員報告。接着就親自講授《實踐論》，作《實踐論》的問題解答報告。半年後，他又講授《矛盾論》，并作解答報告。他當時已63歲的人了，胃病嚴重，其他行政事務和社會活動也多，但他對領導理論學習是緊抓不放的。次年，他又包辦了全校教職工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夜大學，親自兼任校長，親自制訂為期4年的學習計劃，規定開設中國革命史、馬克思列甯主義基礎、政治經濟、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4門課。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由他親自講授。這個夜大學辦得有聲有色，成效卓著。許多教授在30年後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還感慨良深地說：我們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就是那個時候學到的。

李達同志還極端重視對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他建立馬列主義教研室，自任主任。他平時深入課堂聽課，并利用暑假率領一批年輕的教師到廬山備課。

然而他認為僅有這些措施還遠遠不夠。他在各門理論課中最看重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這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切學科中的首席學科。他對1952年院系調整取消了武大哲學系是很有意見的，認為必須盡快重建。這種重建不是簡單地恢複，而是創辦一個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學系。這個哲學系應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主體。同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設其他學科。他這個想法是從1953年一到校時就非常明确的，一直在為此作準備，并向高等教育部力陳重建哲學系的必要。當時原哲學系的教授、副教授全部調出了武大。給辦系造成極大的困難。李達同志采取了三條辦法：一是親自到人大、北大去聘請教師，二是依靠武大派到人大、北大學習過哲學的已回校的青年教師，三是繼續派青年教師到人大、北大學習。當時協助他進行籌備工作的有羅鴻運、孟憲鴻、侯春福等同志。經過幾年的努力，終于在1956年經高教部批準重新建立了哲學系。李達同志兼任系主任，直到1962年才由餘志宏同志繼任系主任。

當時的哲學系的教師隊伍是一支特别年輕的隊伍。李達同志是唯一的教授，副教授也隻有餘志宏同志和江天骥同志兩位，講師也極少，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助教。然而這是一支生氣勃勃的隊伍。而且學科相當齊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史、西方哲學史、邏輯、美學、心理學、自然辯證法等等都能開出合格的課程。李達同志對這支隊伍充分信賴，放手讓年輕人挑重擔，對辦好哲學系信心十足。他認為隻要方向正确，團結一緻，努力提高學術水平，哲學系一定能辦好。李達同志的辦學指導思想非常明确：第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他毫不含糊地說，武大哲學系就是要辦成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系。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主體，其他學科也都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第二是不遺餘力地提高學術水平和教學質量，以“登山”的精神做學問。第三是培養人才，重視人才，要出名教授。第四是提倡學術上的自由讨論和争鳴。1956年上學期哲學系正式招生，李達同志非常重視新生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56級的新同學不僅考分高，黨團員也多，有相當一部分還是擔任過基層黨政工作的。在新生進校前，李達同志為了準備好馬克思主義哲學課，在7月1日就帶領侯春福同志和我先到黃山、後又轉到廬山備課。開學後，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由侯春福同志擔任辯證唯物主義部分，李達同志親自擔任曆史唯物主義部分。他在課堂上作提要勾玄的講授，由我作較詳細的補充和發揮，然後展開熱烈的讨論。同學們思想活躍，學習效果很好。後來的十年中，武大哲學系的學術水平在全國已經得到公認，教師隊伍已迅速成長起來，在全國學術界已受到重視了。當然，由于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沖擊(1957年反右擴大化，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傾)，“左”的浪潮席卷而來，勢不可擋，他雖極力抵制也無能為力，以緻他的正确方針受到多方幹擾和歪曲。在“文革”到來時他更由于堅持真理而被迫害緻死，他的正确思想遭到荒謬的诋毀和否定。然而曆史畢竟是公正的裁判員，教育和科學的規律終究不可違拗。不管經曆了多少曲折，發生了多少悲劇，武大哲學系終究還是沿着李達同志所擘畫的道路前進的。他的遠見卓識随着時間的推移而愈顯其光輝。當年在李達同志領導下共同創業的教師現在全是花甲以上的老同志了。他們在40年的辦系過程中發揮了骨幹和學術帶頭人的作用。而且薪火相傳，後繼有人，一批又—批的新生力量成長起來了。展望未來，追思既往，我們不能不對為創辦新的哲學系而筚路藍縷慘淡經營直至以身殉道的李達同志表示深深的懷念！

我還想談談與《唯物辯證法大綱》這本書有關的一些情況。李達同志在辦系的問題上十分注重的一點，就是各個學科都要有我們自己編著的講義或教科書。如果隻是采用别人的講義或教材，這個系就不會有自己的特色。他常說，他自己在白區大學任教時寫的《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社會進化史》、《貨币學概論》、《法理學大綱》就既是學術專著又是教科書。他從辦系伊始就反複強調這一點，幾乎是“逼”着大家這樣做。當時的各門課程都在按他的這一想法，或動手編著講義，或進行準備工作。我記得中國哲學史就花了很大的精力這樣做，邏輯學也是這樣。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程，他對蘇聯專家的講義以及後來出版的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教科書是不滿意的，他認為這些書雖有長處，但總體上并不高明，特别是完全沒有反映毛澤東哲學思想和中國革命建設的豐富經驗，不适合作我們的教材。因此他一直想自己編著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隻是因為他工作太忙，身體又不好，未能立即動筆。1961年他原有的胃潰瘍、高血壓和糖尿病沒有好轉，冠心病又發展到足部浮腫的程度，不得不利用暑期到廬山休養。那時毛主席也在廬山，8月25日約他到寓所暢談了幾個小時，從大躍進、教育革命、幹部作風等工作的問題談到理論問題，他坦率地提了很多意見。在談到理論問題時，毛主席又一次高度贊譽李達同志的《社會學大綱》，說，這本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寫得非常好，他讀了幾遍，做了好多眉批，可惜後來在行軍時被周小舟丢失了。(按：這本《社會學大綱》在“文革”後被發現了，現存中央文獻研究室。)李達同志說那本書是30年代寫的，過時了。毛主席說隻要修改一下就可以出版，我的《實踐論》、《矛盾論》也想修改。李達同志說，我年老多病，精力不濟了。毛主席說，你那裡不是有個哲學系嗎?你可以找幾個得力的助手幫忙。李達同志接受了任務，第二天就打電報要我趕到廬山，向我傳達了毛主席的談話，同時又給餘志宏同志寫了信。回校後，他就從當年哲學系畢業生中選留了段啟鹹和司馬志純兩位同志，加上已任他的科研助手的王玄武同志和我，在他的指導下開始了工作。這時他把毛主席要他修改《社會學大綱》的想法和他多年來要編著一部新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想法結合起來了。他對我們說，《社會學大綱》起了曆史作用，代表了當年的水平，但畢竟是20多年前寫的，沒有概括新的曆史經驗和科學成果，沒有反映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沒有批判當代的錯誤思潮，僅僅作些修改還不能适應當前需要，應該重新寫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他說：“蘇聯人寫了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我們就不能寫出一部嗎?革命人民很需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的書不僅要給國内人民看，還要給全世界的人民看。書名就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寫50萬字。”他說：“蘇聯的書是院士、教授、博士寫的，我們一個也沒有(按：這當然不包括李達同志本人)，能不能寫呀?我看能寫，而且能寫好!”就這樣，編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工作開始了；随後他抽調了李少白、黃德華、陳祖華、尹良榮等同志，充實了1960年就已被高教部批準成立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室，研究室當時的具體任務就是編著這本《大綱》。

從1961年下半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是李達同志從71到76歲的時候。他身患多種疾病，1962年患腦溢血和心力衰竭，經搶救轉危為安後，醫囑必須休息，不能用腦。但他不顧醫生警告，全力投入指導我們編書的工作。從指導思想到篇章節目，他都提出具體意見，交我們讨論，還随時請哲學系的其他老師提意見。每一章初稿出來，他都親自審閱。我們的研究室就設在他住宅的院子裡。他每有新的想法就過來和我們讨論。他對我們這些二三十歲的年輕講師、助教如同子弟，沒有半點老前輩大權威的架子。我們相互間可以争論，也可以同他争論，空氣非常活躍。有時他在外地養病，就帶我們一起去寫作，或以通信的方式指導我們寫作（這些信件我至今還保存着)。當時副校長何定華同志看到這樣辛苦勸他休息。他嚴肅地說：“我已經是風燭殘年，來日不多了。我還能為黨做什麼工作呢?就靠這支筆了。我這支筆不能停，哪一天我不行了，我就擲筆而去!” ．

當時我們幾個年輕人也不能以全部的時間寫書。比如我，要教61級試驗班的哲學課，要負擔省直機關夜大學的課，要下鄉參加“四清”，這就使寫書未能按李達同志要求的進度進行。但到了1965年下半年，《大綱》的上冊(唯物辯證法部分)脫稿了，鉛印了少量稿本，他以極其興奮的心情要我們寄請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審閱，并多方面地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見。這時，他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本已全家搬到北京居住了。可是，為了抓緊把下冊寫出來，他特地在1966年初趕回武大，指導我們拟提綱、寫初稿。他感慨地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經快八十歲了，要趕快做!”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場置他于死地的奇災大禍就要降臨到他的頭上了!

在北京“揪”出了一個“三家村黑幫”後幾天，武大也宣布“揪”出了一個“三家村黑幫”。這個“黑幫”包括兩百八十多名幹部、教師、工人，“總頭目”就是李達。他的“首要罪狀”就是公然反對“頂峰”論，因此他是“毛澤東思想的最兇惡的敵人”。一個“憤怒聲讨”李達的熱潮席卷了全省，波及了全國，通過報刊、電台傳播到全世界。76歲、身患重病的李達同志被拖到各種類型的大會小會上示衆、批鬥。李達同志頑強不屈，他高聲地宣布：“我是中國共産黨的黨員”“我對毛澤東思想是極端信奉的!”當那些污蔑不實之詞劈頭蓋臉而來的時候，他冷笑說：“全是造謠!造得真像!”他對查抄他家的人提出強烈抗議，拄着拐杖站在研究室的門口，流着悲憤的熱淚說：“你們把我的助手趕走了，資料不能拿走！寫書是毛主席交給我的任務，沒有助手，我自己寫!我拼了這條老命，一天寫五百字，也要把書寫完!”經過兩個多月的精神折磨、肉體摧殘，他終于在8月24日含冤慘死了。當他知道自己斷無生理的時候，他沒有留下别的遺言。唯一的囑咐就是要他的夫人設法轉告我，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寫完，完成毛主席交給他的任務。

李達同志用他的筆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奮鬥了将近半個世紀。從1919年6月發表第一篇作品《什麼叫社會主義?》的時候起，他從來沒有放下過這支筆。在日本警察當局的監視下他沒有放下筆，在國民黨反動派把他作為“宣傳赤化甚力”的“著名共首”通輯的時候他沒有放下筆，在特務暴徒打斷他的右臂的時候他沒有放下筆，在疾病和衰老折磨着他的時候他沒有放下筆，在他被當作“反革命”批鬥的時候他還不肯放下筆。他的筆是連同他的生命一起被剝奪去的。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幹預下，李達同志的冤案在1973年11月得到了平反。粉碎“四人幫”後，我受人民出版社的委托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的上冊稿本作了一些修訂，于1978年用《唯物辯證法大綱》的書名出版。由于種種原因，我無法完成下冊的編著，我愧對李達同志的重托，至今感到歉疚。

《唯物辯證法大綱》這本書寫成于30年前，修訂出版也已有18年了。現在回頭來看，當然很容易指出它的不足。然而它卻是代表當時水平的一部非常嚴肅的著作，在當時得到理論界的高度評價是理所當然的。我以為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這部著作編著過程中的李達同志的精神。這種精神應該成為我們哲學系代代相傳的寶貴财富。

胡喬木同志1990年12月27日紀念李達同志誕辰一百周年上說：“李達同志是我們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教育家、理論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學者。李達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發起人之一，也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李達同志從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開始，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奮鬥到最後一息。我想，在我們黨八十多年的曆史上，還很少有像李達同志這樣勤奮，這樣有豐富的卓越的成就，這樣在任何困難危險的環境下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教育家，這樣堅定勇敢而不斷追求進步，力求達到當代的最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達同志這樣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來就以全部身心投入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奮鬥，數十年如一日的前驅和榜樣而自豪。”我想，這就是李達同志的精神，就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财富。我們武大哲學系有理由以李達同志曾經擔任過我們的系主任而自豪！

（本文作者曾為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現任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

（此文原發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學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