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後兩度在武大哲學系工作過。最後一次是1979年9月到1987年2月。我現在已經退休。回想起來，這七年半乃是我一生工作最有成績的兩個時期之一。另外一個是1962年7月到1964年底在人民出版社搞翻譯的兩年半歲月。這兩個時期之所以能夠多少做了點事情，重要原因是有關領導為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工作環境，正是這一點使我永志不忘。 80年代在武大工作的主要成績是1981年到1985年整整花了四年多時間完成的《普列漢諾夫哲學新論》一書。這是我迄今正式發表的唯一專著。1988年出版後，1989年即獲北方15省市區第四屆優秀圖書獎，随後又于1991年獲得改革開放12年來首屆光明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術著作三等獎，在某些學術界人士那裡受到了一定的重視。

一般說來，任何一項科學研究，特别是曆史研究，沒有必要的文獻資料是絕對不行的。普列漢諾夫研究同樣如此。當時武大哲學系的科研經費還相當緊張。為了保證我的研究工作順利進行，系領導孟憲鴻、裴淑娟等同志多次同意我出差北京，從北京圖書館、中央編譯局、北大圖書館、社科院哲學所、首都圖書館等單位借出它們收藏的所有俄文版普列漢諾夫著作，并全部複印。這不能不說是格外寬厚的措施。據我所知，那時武大哲學系擁有的俄文版普列漢諾夫著作，跟國内任何一家圖書館比較，都是相對最齊全的。直到現在恐怕仍然如此；此外我還從上述單位公款複印了能夠找到的20～70年代蘇聯出版的所有重要的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專著和小冊子。沒有這一切資料，《普列漢諾夫哲學新論》是寫不出來的。即便勉強寫出來，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有了資料，沒有時間進行細緻的研究和認真的寫作，同樣不能完成任務。特别應當感謝已故的陳修齋教授，以及楊祖陶教授和徐瑞康教授，在寫作的四年多時間裡為我提供了充分的科研時間。當時名義上陳先生是我所在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室主任，楊先生是西方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其實兩者是一回事。實際上兩室的工作由陳、楊二位共同主持，具體事務則由瑞康同志經辦。後來随着領導班子年輕化，陳、楊都辭去了主任職務，改由徐一人負責。但室裡所有重大事情乃至次要事情依然一如既往，都是他們三位共同商量後決定了再施行的。這種民主作風保證了全部教研室工作的有效開展和穩定和諧。陳先生為了讓我有更多的時間從

事研究，幾次減免了我的授課時間，甚至幹脆讓我休半年學術假，全身心地投入寫作。當時武大正開始實行學術假制度，規定休假期間不僅沒有教學任務，而且一般性會議和活動均可不參加。我是第一批享受學術休假的人員之一。有一次我曾問陳先生：“這樣照顧我，好不好?”他立即說：“有什麼不好!你把普列漢諾夫寫出來，對學術界也是個貢獻嘛。”他說話時那種充滿信心的嚴肅神情，至今仍深印我的腦海中。

武大哲學系西方哲學史教研室和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同屬一個黨支部。一般有什麼活動，經常性的政治學習，總是在一起。當時中哲史教研室由蕭萐父教授領導。陳、楊、蕭的關系一直不錯。兩個哲學史教研室其他同志之間的關系一般也是很好的。陳、楊、蕭三位都很重視兩教研室的學術活動。最初隻有他們三位招有研究生。(我是1982年才提升為副教授，次年開始招研究生的。)為了更好地提高研究生的質量，決定給中西哲學史所有研究生合開一門“哲學史方法論”課程，由部分教師共同講授，也要我參與講課。每次課，不僅研究生都來，兩教研室教師也要求盡可能參加。陳、楊、蕭三位一貫特别強調方法論問題的探讨，認為這對研究哲學史同樣是至關重要的。所有教師參加這項活動，是共同提高教研水平的有效途徑。講課老師把自己對研究方法的獨特心得介紹給研究生和其他聽課同志。然後大家進行讨論：質疑、批評、補充、肯定……經過幾年的積累，終于編輯出版了一本哲學史方法論文集。該書後來獲得廣泛的好評。事實證明，這門課對研究生和年輕教師的培養和提高起了顯著的作用。不用說，我從這些活動中，特别是從陳、楊、蕭三位的講課中也是獲益良多的。

《普列漢諾夫哲學新論》中的“方法論”章正是在這些講課和讨論的啟發下寫成的。據悉，至少直到80年代末為止，無論蘇聯還是中國，都還沒有哪一本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專著或小冊子專門分析過他的方法論思想，也沒有發表過專論這個問題的文章。中山大學哲學系何梓焜教授在一篇評《新論》的文章中寫道；“我覺得《新論》最富有創造性的是第八章‘方法論’。”

良好的外部工作條件中，寬松的政治環境或許是最為重要的。如果成天擔心頭上懸着一把劍，不管是“陽謀”劍還是陰謀劍，資料和時間再多也無法安心工作。應當說，最後一次在武大的七年半，基本上是心情舒暢的，盡管社會上不時刮來一些“左”的風潮。這，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政治上整人的那套早已越來越不得人心的作法記憶猶新，另一方面得歸功于有關領導、特别是陳先生的自覺抵制。記得有一次，我們奉命學習某“秀才”寫的一篇文章。有些單位的“左”視眼們依舊拿它當作打人的棍子。這種搞法在我們教研室是行不通的。反之，我們在實事求是地指出文章中某些正确觀點的同時，對于其中錯誤的東西，對于不合乎曆史事實、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不合邏輯以及政治上有害的種種言論，也毫不留情地提出直率的批評。我們的讨論會開得生動活潑，大家暢所欲言，興緻很高。陳先生的這種科學态度，對我也是一次具體生動的啟示。它再次表明，無論在政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上都要堅持“唯實”，“不唯書”，“不唯上”。

我在寫作《新論》的整個過程中，不斷得到陳、楊先生和瑞康同志的關心和鼓勵。每隔一段時間他們都要問我一聲，書寫得怎樣了，有什麼困難，并催促快點完成。對于作為階段性成果而送去發表的論文，總是給予充分的肯定。1982年5月的某天，老徐突然來家，把武大1981年度優秀科研成果獎的證書和獎金交給我。這是對我的關于普列漢諾夫哲學思想研究的一組文章的獎勵。這件事我事前毫不知情。當時陳先生身兼校、系兩級學術委員會委員。我既未提出申請，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發表的文章送給陳、楊、徐或其他領導。我送給他們的唯一著作就是《新論》，那時我已經離開了武大。又有一次，大概是1986年年終，湖北省開始進行全省科研成果評獎。某天下午散步時，陳先生通知我：“這次評獎我們教研室可以報兩個項目，你也報一個吧。”我說：“我的《新論》還沒有出版，隻有幾篇文章，分量太輕，而您的譯著萊布尼茨《人類理智新論》以及您和楊先生合寫的《歐洲哲學史稿》都是國内有影響的大部頭著作。怎麼也輪不到我呀。”由于我态度堅決，陳先生沒有辦法，隻好收回成命。後來他告訴我，省裡評獎時新增加一條規定：同一個人隻能報一項。他感歎地說：“老王，你早聽我的話就好了。白白放棄一次機會。”

我的普列漢諾夫研究也得到哲學系其他老師的熱情幫助。有的文章發表前曾請教過當時的陶德麟教授。他還根據我的願望主動把《評辭海“普列漢諾夫”條》一文推薦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後來幾經周折，在王子野同志的幹預下，這篇文章終于在1980年1月14日該報上發表了。這是我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也是我發表的所有文章中社會反響最大的一篇。正是連續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兩篇論普列漢諾夫的文章，成了北京出版社編輯部朱伯穎同志決定向我約稿的導因。于是這才有後來《新論》的寫作和出版。此外朱傳啟教授也是一直多方關心我的普列漢諾夫研究的老同事之一。他還和我合作寫了《略論普列漢諾夫關于唯物史觀形成史的研究》一文，該文旋即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上。

還有一件事似乎也值得談談。80年代開始，武大分房采取記分制。我的條件不夠。當時全校先後兩次分房我都排不上号。系領導為了使我安心工作和給我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兩次向學校反映，兩次都由校長在他控制的若幹戶機動分房數内給我分了房。這樣，從1981年3月起我一直都有一間單獨的書房。這是當時許多想幹點事的知識分子傾慕向往而難以得到的。

離開BEAT365唯一官网又是九個半年頭了。每當回憶最後七年半的武大生活，總抑止不住由衷感戴的激奮之情。值此大慶之際，遙祝武大哲學系更加繁榮昌盛，祝老領導、老同學、老朋友們晚年幸福，祝新的同行們事業有成。

(本文作者曾在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執教，現為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教授，已退休)

（此文原發表于1996年出版的《珞珈哲學論壇》，由編者做适當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