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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華

陳修齋先生是卓有建樹的哲學史家和哲學家，他逝世已近十年，作為他的學生，我一直想寫點緬懷的文字。德智兄編輯《哲學人生——陳修齋先生誕辰紀念文集》，囑我寫點文字，正好符合我的意願。

印象陳先生

陳先生原本在武大哲學系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去北大。“他在1957年1月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會’上居然不畏棍子和圍攻，拍案而起，為自己的老師賀麟先生關于必須對唯心主義哲學進行正确評價的觀點作辯護”，又因為“大鳴大放”的問題而被停止講課。[①]1956年李達重建哲學系時親自邀請他回武大，他對李達十分感佩。1981年，他“百感交集懷李老”，回憶當年他被确定回武大時說：“我當時表示組織服從，但心裡很不願意。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過不多久，李校長竟親自上我家來了，既談了他重新創辦哲學系的意義和打算，又表示了邀請我們回武大幫他一道辦好哲學系的一片誠意。我還清楚記得，他在我家坐下不久，就感到胃痛難忍，陪同他的同志當即送上一包随身帶的餅幹，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幾片壓壓胃酸，一面忍痛和我談話，原來他是帶着一身病痛，在親自為辦學事業奔波！而态度還是那樣和藹、誠懇、親切。以後我到1957年秋重來武大以前，李校長每次去北京，都還要見見我和其他已決定來武大工作或由武大派往北京進修的同志，不是親自一家一家去拜訪，就是派車把我們接到他的寓所相聚。”[②]

陳先生回武大哲學系後，和緊随其後從北大調入的楊祖陶先生組成一對黃金“搭檔”，為武大哲學系西方哲學史的教學和在國内富有特色的西方哲學史的學科建設作出了傑出貢獻。

我1962年考入武大哲學系，被編入67111班。因為在我們之前，哲學系學生主要是調幹生。1962年，李達校長改革哲學專業的招生和培養方式而從當時中南五省應屆高中畢業生招生，我們這個班便被稱為“李達試驗班”。李校長給予我們班以特殊的關懷。年逾古稀的老校長，兩次來到教室接見我們。他以自己近半個世紀的治學經驗，向剛入哲學系的我們講授他的“腦、口、手、德、體”五字箴言，叮囑我們腦要清楚靈活，口要能說，手要能寫，德要好，體要健，勉勵我們學習哲學專業，寄予我們殷切的期望。系裡的老師，包括陳先生也同樣給予我們班以特别的關注。

我在武大哲學系作了六年學生，雖然不是陳先生的入門弟子，但對陳先生素所尊敬。在我的印象裡，陳先生是一位精神貴族，但又非常的平易近人。他溫文爾雅，寵辱不驚，待人寬厚溫和，說話不緊不慢，聲音不高不低。大概是受統戰關系的影響吧，我們學生稱黨員教師為老師，而稱民主黨派或無黨派教師則為先生。陳修齋老師是民盟盟員，我從在武大作學生開始，一直稱他陳先生，稱師母徐銑老師為徐先生。

武大哲學系是李達校長1956年重建的。直到“文革”，隻有一位教授就是李達。他是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哲學學會會長。兩位副教授，一位是餘志宏先生，他曾是中共湖南省工委策反組組長，為促成程潛陳明仁起義、和平解放湖南作出過重要的曆史貢獻，從1961年起接替李達任系主任，直到文革受害。另一位是江天骥先生。陳先生，還有楊祖陶先生、蕭扔父老師，陶德麟老師，康宏逵先生，倉南老師等，盡管學有專攻，學術水平很高，課也講得很好，但由于高級職稱長期凍結，他們都隻是講師。不過一般說來，文革前的講師，是現在的講師不能相比的，這也如同現在的教授不能和1949年前的教授相比一樣。

在我的記憶中，陳先生并沒有給我們上過課，因為我們那時沒有機會開外國哲學史的課。那個年代，我們根本沒有機會按專業培養計劃上課讀書，即使是李達親自設計的招生和培養方案，也執行不了。我們一進校就勞動兩周；1963年去紅安搞社會調查三個月，實際上就是搞勞動；1964年參加湖北省委工作隊去孝感搞兩期“四清”，整整一年；接着又響應毛澤東哲學工作者下鄉?泥巴的号召，再度去孝感勞動；泥巴還沒?完，就返校參加所謂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分配離校。作為哲學專業的學生，外國哲學史沒有學(我們那點外國哲學知識是從李達《唯物辯證法大綱》“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