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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和平解放功臣受害在“文革”

——回憶我的老師餘志宏

王炯華

餘志宏老師是湖南醴陵人，青年時期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動，甚至還為贊助革命而變賣其賴以養成的伯父在原籍的家産。綜其一生，他是一位剛正耿直、忠誠不阿的共産黨人，一位好學不倦、追求真理的學者，武大哲學系的一位為人師表、高風亮節的老師。

抗戰勝利後，餘志宏經其連襟王亞南先生介紹，擔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的秘書。因為這層關系，他很熟悉湖南省政府情形，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書記周禮（裡）便任命他為省工委策反小組組長，具體負責策動程潛、陳明仁起義。從而，他便以自己的重大貢獻而成為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這在電視連續劇《湖南和平起義》中已有真名實姓和标榜史冊的鮮活形象反映。

湖南解放後，餘志宏擔任湖南大學軍代表兼秘書長，實際上也就是當時湖大的一把手。1951年秋，他去中共中央馬列主義學院進修。1954年，他結業後，就被已擔任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的李達指名調入武大擔任臨時黨委副書記兼副教務長，可是不久他就在肅反審幹中受到審查。結果，他光榮而無畏的地下革命鬥争曆史被作了“基本清楚”（而不是清楚）的結論，還被注明“限制使用”。于是，他在武大校部的這兩個職務自然做不下去了。此時（1956年）正好李達重建武大哲學系，李達本人兼任系主任，他便随李達來哲學系擔任副系主任。1961年李達辭去哲學系主任後，他接手任系主任。餘志宏本來是1938年入黨、行政十二級的老幹部，但是他的官卻似乎越做越小。不僅如此，肅反審幹的結論還使他長期生活在“特嫌”的陰影之中，最後在“文革”則被直截了當地打成“大特務”和“曆史反革命”，受害辭世。

1962年，我考入武大哲學系。餘志宏老師是系主任和副教授（當時哲學系隻有李達一位教授，兩位副教授）。他教我們“曆史唯物主義”的課。他的課引經據典，字正腔圓，雖不生動，但很嚴謹，俨然學者。作為學生，我當時對他非常尊敬和崇拜，但并沒有單獨地問學。我們真正建立起相親相知的師生關系，是“文化大革命”中為李達校長翻案。

湖北的“文革”是從打李達“三家村”開始的。這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應北京打鄧拓“三家村”，以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李達校長是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國内外享有盛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時，他除了擔任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和哲學系教授（全國不多的一級教授），還是全國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哲學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院長，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會主席。“李達三家村”“大老闆”除李達以外，還有原武大黨委書記、時任中南局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朱劭天和武大常務副校長何定華，外加“總管”黨委辦公室主任牛永年。據當時的材料，全校1220名教職員中還有227名李達“三家村”“黑幫”和91名内定“黑幫”。

武大哲學系因為是由李達校長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關心，于是被打成“修正主義的黑窩”，“資産階級的染缸”，李達“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店”。系主任餘志宏和李達又是在共同推動程潛陳明仁起義、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建立曆史關系的，并且是李達所信任的助手。武大“文革”既是向李達發難，餘志宏也是首當其沖，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幹将”，哲學系“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自他起到骨幹教師，還打出一大串“黑幫”，即全系57名教職員中，打出了12名“黑幫”，10名内定“黑幫”。随後，李達校長被迫害緻死，其他“三家村”“黑幫”包括餘志宏老師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

從1966年底起，我們很少的一些教師和學生已開始醞釀為李達“三家村”翻案。1967年3月2日，餘志宏和當時也已被打成“三家村”“黑幫”的哲學系副主任李其駒還不顧自己的危險處境，聯名給“中央文革”關鋒并轉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反映BEAT365唯一官网打李達“三家村”和“哲學系問題”的由來等文革運動中的“嚴重情況”。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澤東主義戰鬥隊”在内的武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部分戰鬥隊和教職員中的“赤膽忠心戰鬥隊”、“鐘山風雨戰團”便公開為李達“三家村”翻案，而“主義隊”和“鐘山風雨”則集中為李達翻案。“鐘山風雨戰團”是哲學系最主要的“黑幫”餘志宏、李其駒、蕭扔父、陶德麟、康宏逵。從此，我便開始與包括餘老師在内的這五位老師結成了患難與共的師生關系。

因為打李達是經中央同意的，毛澤東也有保留地贊成批一下李達。并且李達最後被作為“地主分子”開除黨籍、監督改造，還有中共中央的紅頭文件。因此，為李達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極大的阻力。用當時的話說，要為李達翻案，除非太陽從西邊出，除非公雞下蛋，除非長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為李達“三家村”翻案的旗幟，無論是學生中的“紅衛兵”，還是教職員中的“黑幫”和“紅教工”，都堅信自己的正确而義無反顧地拚命向前了。

為李達翻案，關鍵是要有能夠為他辯誣去僞的過硬材料。李達當時的罪名不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闆”、“王牌”和“主帥”，還有“大叛徒”、“漏網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這就需要進行大量的組織、策劃、調查、考證和研究活動，還要整理、撰寫各種辯誣去僞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裡，我們“主義隊”四五位頭頭和鐵杆隊員，幾乎每天都要和“鐘山風雨”五位老師在一起從事為李達翻案的種種活動。不久，“鐘山風雨”還集體加入了我們“主義隊”。

為李達翻案的日子持續一段時間就進入“文革”的派性和武鬥。而在艱難地對峙一段時日之後，我們“主義隊”自身難保，“鐘山風雨”的“戰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師，開始是東躲西藏，後來是一個個“落網”，被抓起來重新專政，“罪名”又多了一條：為李達“三家村”翻案。

這裡特别是餘志宏老師，他經受的打擊和迫害尤其嚴重！他不僅在運動初期被打成李達“三家村”“黑幹将”，在哲學系受批鬥，在武大校園戴高帽子遊行，而且随着運動的發展，他還被打成“叛徒”，“曆史反革命”，“大特務”和 “5·16”“黑後台”。

1967年6月，對我們來說，“形勢”已經很嚴重了。6月10日下午，我勸他離開武漢去外地避難，但他堅決不幹，表示要與我們一道“戰鬥”。接着，“形勢”對我們而言是時好時壞，11月16日深夜，他終于被綁架，直到十天後的26日才被放回。這會兒連我們“主義隊”也招架不住了！就在16日，“主義隊”發表了“開除”“鐘山風雨”五位老師出隊的聲明；但第二天17日，又發表聲明：“收回”剛剛發表的“開除”聲明。

1968年春，餘志宏老師的安全更成問題了。在我們的多次勸說下，他終于同意離開武漢。于是由我陪護，他投親靠友走上海，住進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先生在上海法租界的家。我在王家的十來天，他和我同睡一張床，朝夕相處。我們吃着他的内姊王老夫人準備的馳名的（湖南）永豐辣醬，談着當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研究李達翻案的具體問題。當我向他報告複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先生接待我對李達建黨時期情況調查的談話内容時，他高興極了，認為這是對李達曆史功績的很重要證明。

1970年，餘志宏老師被下放湖北沙洋農場勞動。1971年4月，因為他1967年3月和李其駒先生給“中央文革”寫的那封實際上是為李達翻案的信而被打成“5·16”“黑後台”，被揪到武大襄陽“五七分校”批鬥。這時，他已身患癌症。這年8月，其癌已轉移到胃，流血不止，可是醫院卻拒絕收治。在那種艱危的政治逆境下，餘志宏老師不斷地胃出血，腿腳也腫的很大，好不容易熬到1972年，他才被準許回湖南治療。可是，在他曾經戰鬥特别是參與湖南和平解放的長沙，他的夫人李文錦先生扶着他走遍幾家大醫院，同樣被拒絕收治。

因為在長沙醫院的病房餘志宏老師也始終找不到自己的一個床位，他隻好和夫人租住在郊區嶽麓山下一戶菜農的家裡，由夫人摻扶着看門診。最後，1972年10月，他在長沙市立第四醫院病房走廊上所加的臨時床位上含冤去世，終年56歲。

餘志宏老師含冤去世八年後的1980年，武大黨委決定為他徹底為平反昭雪，并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他生前的許多朋友和學生從全國各地紛紛發來唁電唁函，并寄來上百首挽聯，其中有王首道和曹瑛、楊獻珍等人的唁電；八十歲的湖南省原副省長程星齡專程趕去參加追悼會，同行的有解放前同他一起戰鬥過的劉壽棋、塗西疇、孟樹德等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周裡夫人常杏雲還帶去周裡撰寫的挽聯：堅持革命，忠于人民，憶和平解放三湘，資君大力；冤屈喜昭，賢才痛失，聽嗚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載《湘聲報》2004年2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