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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華

2001年8月，李其駒老師因病不治逝世于旅居地大洋彼岸的美國，享年七十一歲。噩耗傳來，我與我當年幾位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的同學隔洋遙祭，給與李老師如影相随、患難與共幾十年的夫人牟瑞雯先生發去一份電子郵件：

其駒師既經地下鬥争考驗，更受“文革”摧殘。光明磊落，無私無畏，于國于民，問心無愧。李先生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知己，我們的榜樣！更是炯華和耀先的恩公！想着他生前對我們的言傳身教，他對我們的關心照顧，他的灑脫人生，他的笑傲“江湖”，他的聰明才智，他的學術思想，他的幽默風趣，他的音容笑貌……想着這種種的一切，我們心碎，哀思不盡，但我們無論怎樣哀思，怎樣哀悼，都不能報答他于萬一！大洋萬裡，何止關山阻隔，我們不能為他執拂送行，隻好在心裡為他立碑！我們不能再為他做點什麼，隻好永遠銘記着他這位良師益友！

兩年來，我總想再寫點什麼，表示我對李老師的深切懷念；可是陰差陽錯未如願。現在，我作為他的學生也要退休了，終于能夠靜下心來寫些緬懷的文字。

1962年，我考入BEAT365唯一官网哲學系，李老師是哲學系副系主任。他是系領導，是老師，但我隻是在1963年校慶學術讨論會聽過他一次學術報告。我們真正建立起相親相知的師生關系，是從“文化大革命”中為李達校長翻案開始的。

湖北的“文革”是從打李達“三家村”開始的。這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應北京打鄧拓“三家村”，以緊跟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李達校長是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國内外享有盛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時，他除了擔任BEAT365唯一官网校長和哲學系教授（全國不多的一級教授），還是全國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今院士），中國哲學學會會長，中南科學院副院長，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聯合會主席。“李達三家村”“大老闆”除李達這個“王牌”和“主帥”，還有原武大中共黨委第一書記、時任中南局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朱劭天這個“軍師”、“主謀”和武大常務副校長何定華這個“闖将”、“急先鋒”，外加“總管”黨委辦公室主任牛永年。據當時的材料，全校1220名教職員中還有227名李達“三家村”“黑幫”和91名“内定黑幫”。哲學系因為是1956年由李達校長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關心，所以被打成“修正主義的黑窩”，“資産階級的染缸”，李達“反毛澤東思想的黑店”。從系主任餘志宏和副系主任李其駒到骨幹教師，打出一大串“黑幫”，即全系57名教職員中，打出了12名“黑幫”，10名“内定黑幫”。随後，李達校長被迫害緻死，其他“三家村”“黑幫”包括李其駒老師也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

經過1966年底以來的醞釀，1967年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澤東主義戰鬥隊”在内的武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部分戰鬥隊和教職員中的“赤膽忠心戰鬥隊”、“鐘山風雨戰團”開始公開為李達“三家村”翻案。而“主義隊”和“鐘山風雨”則集中為李達翻案。“鐘山風雨戰團”是哲學系最主要的“黑幫”餘志宏、李其駒、蕭扔父、陶德麟、康宏逵。從此，我便開始與包括李老師在内的這五位老師結成了患難與共的師生關系。

因為打李達是經中央同意的，毛澤東也有保留地贊成批一下李達。因此，為李達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極大的阻力。用當時的話說，要為李達翻案，除非太陽從西邊出，除非公雞下蛋，除非長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為李達“三家村”翻案的旗幟，無論是學生中的“紅衛兵”，還是教職員中的“黑幫”和“紅教工”，都隻有拚命向前了。

為李達翻案，關鍵是要有能夠為他辯誣去僞的過硬材料。李達當時的罪名不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闆”、“王牌”和“主帥”，還有“大叛徒”、“漏網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等等。這就需要進行大量的組織、策劃、調查、考證和研究活動，還要整理、撰寫各種辯誣去僞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裡，我們“主義隊”四五位頭頭和鐵杆隊員，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區二号李老師家裡，“鐘山風雨”的康先生當時還未成家，他就住在李家，餘、蕭、陶先生也幾乎每天晚上準時來李家。常來李家的還有“赤膽忠心”的張學義和王曉芳。所以二區二号李家實際上成了為李達翻案的策劃處和聯絡站。這在當時“文革”那樣的風口浪尖上，李老師，還有牟先生，他們承擔了多麼大的風險啊！

在我們每晚的聚會上，除了進行為李達翻案的種種具體活動，還常常漫無邊際地神聊。“鐘山風雨”的五位“戰将”，除餘主任大概因為是資深高幹而不太外露外，其它四位再加上牟先生，真正是神聊高手！他們知識淵博，思想活躍，語言風趣，談吐不凡，對于我們這幾位學生，他們漫不經意的神聊，卻無異是一場場生動有趣的課目。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們再來一番神聊，就到了轉鐘。這時，興味未盡，肚子卻餓了。于是，李老師的二姐就去下一大鍋面條，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的泡菜，我們吃完以後，繼續聽他們神聊。在那些日子裡，因為與李老師和牟先生已經很熟了，我還騎丢了他們的一輛舊自行車，戴了他們的一塊舊手表。

可是，這樣的日子持續一段時間就進入“文革”的派性和武鬥。而在艱難地對峙一段時日之後，我們“主義隊”自身難保，“鐘山風雨”的“戰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師，開始是東躲西藏，後來是一個個“落網”，被抓起來重新專政，罪名又多了一條：為李達“三家村”翻案。我也于1968年夏被對立派打傷，接着分配到了湖南邵陽縣教中學。而李老師因為李達“三家村”翻案，曾于1967年3月和餘志宏先生聯名給當時的關鋒并轉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最後被弄到北京“學習班”。

十多年後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李其駒老師參加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達文集》編輯組。期間，他給我寄來了《BEAT365唯一官网學報》紀念李達的專輯和追悼被迫害于1973年病逝的餘志宏先生的挽聯集，讓我分享喜悅和追念。此時，他雖然已不是“黑幫”和“現行反革命”了，但在BEAT365唯一官网的處境并未得到什麼改善。

1980年，李其駒先生應邀來華中工學院主持成立哲學研究所。那年，我也在全國統一招考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考試中考上了助理研究員，準備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他到北京要人時，有人向他推薦我說：“你還來北京要什麼人，你的學生王炯華不是現成的麼！”于是，他來不及征求我的意見，就從社科院提走了我的檔案，接着才給我寫信說：你願不願意來華中工學院哲學研究所？要是願意，可以全家一起來。我當時正愁去北京解決不了全家四口人的戶口，還有房子。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好事！我立馬開始辦理調華工的事。可是在審查我的檔案時又出了問題。那是1973年我在邵陽縣轉正定級時，因為跟所在學校的一位大專數學出身、總是把阿拉法特念成阿法拉特的領導發生過一些矛盾，他居然在我的鑒定上寫下了這樣的話：領導要他上山，他就要下河；領導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我本人當然不知道，可是檔案上就是這樣白紙黑字地寫着。其時正在批頭上長角、身上長剌的反潮流人物，華工審檔的人以為我也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剌的反潮流人物，便感到為難。結果又是李其駒老師，還有早先調入華工的李少白老師出面為我說情。他們說，王炯華絕對不是頭上長角、身上長剌的人，他檔案上的鑒定，隻能反映他當時在農村公社中學教書受到很大壓抑，不善于處理與那所學校領導之間的關系。于是，1981年5月，我終于舉家來華工。

我來華工哲學所後，做了秘書。一邊教學，一邊協助所長李其駒老師工作。那時，李老師在名譽所長、華工院長朱九思先生的支持下，又有他已調入華工哲學所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師康宏逵先生的智策，真是雄心勃勃，想在主要是工科背景的華中工學院，辦一所一流的哲學研究所，為華工向綜合大學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李老師的主要工作就是聘請哲學界的知名學者為兼職教授，以壯聲威；在全國物色和調入嶄露頭角的碩士畢業生，作為研究和教學骨幹；舉辦助教進修班，摸索文理滲透、培養人才的道路；申報馬克思主義哲學碩士點，培養碩士研究生。由于他富有辦哲學系的經驗和組織才能，各項工作都進行的有聲有色，取得了預期的成功。短短二三年，就使華中工學院哲學研究所異軍突起，引領全國理工院校新潮流。期間，隻要晚上有時間，我又常常有幸聆聽李老師、康老師，還有已調入中南民族學院的牟老師他們那常過轉鐘的神聊。

但是，在已有相當傳統的工學院辦哲學研究所，本身就困難重重。尤其要命的是，在哲學所揚帆遠航、風光正好之時，又遭遇了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讨論所引起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鬥争。哲學所嶄露頭角的黃克劍先生被祭旗，他悲壯地調走之後，接着，好不容易調入的其他青年才俊也一個個走了。随後，康宏逵先生因為志不能伸反受氣，竟拂袖而去，回家做了以賣文為生的寫作個體戶。最後，李其駒老師心灰意冷，調武漢公安幹部管理學院任院長。華中工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受挫，無疑使他受到又一次打擊。

李其駒老師很有才華和學術思想，很有組織能力，還是中共地下黨員；但是在他年富力強之時，不僅很少有他施展才華和能力的平台和機會，而且在“文革”處于挨整受批的“運動員”地位。他跟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都是壯志未酬身心瘁。

1987年，李老師和牟先生去美國看大公子衛平，就在那裡住了下來。後來，他們的三公子京懷也去了美國。李老師住在美國，不僅每年都給我寄聖誕賀卡，尤其關懷着我的研究。

因為李老師的關系，在他去國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接受了我們師生合作的選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幾年的努力，書稿告成，他從美國寄來萬字“緒論”，使此書在1991年得以出版。後來我研究胡漢民，在國内很難找到全面的資料，我隻好向他求助。他為我跑圖書館，查閱和複印胡氏資料幾千頁。因為太重，他打了兩大包，分兩次托人從美國帶回交我，解決了我研究上的大困難。現在我的《胡漢民研究》書稿已經告成，如能順利出版(按：已于200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現版)，我将在扉頁寫上感謝他的話，相信他的在天之靈會感到欣慰！

(原載台灣《珞珈》第一五八期（2004年1月），《學術界》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