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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哲聲】之二 開啟《中國哲學史》寫作的新範式

點擊次數:  更新時間:2022-02-24

——評郭齊勇教授新著《中國哲學史》

李承貴

在大學為本科生講授“中國哲學史”有十多年了,坦率地說,我還從來沒有用過專門的教材,不是我不信任那些哲學史教材,而是感到講哲學思想史,總是要自己理解了原著才好講給學生聽。因此之故,我也一直想寫本“中國哲學史”,但因種種原因未能付諸行動,我也常常為此感到遺憾。近日拜讀了郭齊勇教授編著的《中國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讓我驚喜不已!因為這部著作不僅克服了諸多《中國哲學史》教材共有的弊端,而且開啟了“中國哲史學”寫作的新範式。讀罷此書,深感有使其在學界流布之責任,故羅緻如下文字,冀能生引介之效。

其一,“哲學問題”與“作者理論”的有機結合。所謂“哲學問題”,就是作者對所寫哲學史能夠提出問題,因為有“問題”才能将那些蘊涵着哲學思想的文獻資料“串成”哲學史。但是,這個問題必須是正确的問題,即應該是哲學史中固有的、基本的問題。所謂“作者理論”,就是作者關于哲學史寫作的基本看法和對哲學史已經形成的基本觀點。“哲學問題”的提出,與“作者理論”的寬度和厚度是分不開的。“作者理論”是作者經過對“哲學文獻”的長期浸潤、體悟、研讀而形成的基本看法,有了這樣的看法,才能提出“哲學問題”,并且繼續展開對“哲學問題”的解釋,通過這種解釋豐富和發展“作者理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哲學問題”與“作者理論”的良性互動和有機結合是一部哲學史寫作獲得成功的關鍵。本書可謂這方面的一個範例。因此之故,本書在内在邏輯上顯得非常圓融、豐滿,其較高的學術品味得以凸顯。

其二,“中國意味”與“西方方法”的有機結合。所謂“中國意味”,就是要求所寫的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所謂“中國”主要表現為哲學史的語言表達、思維方式、解釋習慣、價值指向等方面都具有鮮明的“中國性”,而不是讓人感到是用中國哲學資料去注解西方哲學的理論。所謂“西方方法”,就是指西方哲學的範疇、思維、方法等元素,作者強調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史寫作中的重要參鑒價值。近年來,學界對于中國哲學史寫作中應體現出“中國意味”的呼聲很高。本書可謂對此呼聲做出了及時而出色的回應。因為第一,本書基本上以中國哲學原著中固有範疇、命題作為章節标題。第二,本書對中國哲學範疇或命題的解釋緊扣中國特性。在本書中,作者仍然自覺而謹慎地将西方哲學作為一種特殊坐标,幫助整理中國哲學的資料、發掘中國哲學的價值,仍然容許經驗論、唯理論、直覺論、客體、主體、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不可知論等西方哲學中的概念、範疇穿梭于各章節之中,以使中國哲學史更具理論性。然而,如此作為,也隻是為了确立中國哲學的自主性。因此之故,本書不僅實踐了中西哲學之融合,而且凸顯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其三,“因事設論”與“學術創新”的有機結合。所謂“因事設論”,就是不強物就我,不遷就“先天”原則,不杜撰、誇大、歪曲文獻,而是按照文獻的本來樣子寫哲學史。所謂“學術創新”就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勇于提出自己的新的觀點和主張,不縮手縮腳或固步自封。近年對中國哲學史寫作的反思中,學者們批評較多的弊端之一,就是中國哲學史被寫成某種哲學觀點的注釋史,哲學史被教條化、模式化。而出現這種弊端的原因就在于以外在的、與中國哲學思想沒有多大關聯的原則去建構中國哲學史,結果把哲學家的思想寫得面目全非,全不相應。讓人興奮的是,本書克服了這些弊病,平實地按照中國哲學文獻所蘊涵的思想實際來展開,不是師心自用,也不誇大其詞。此類的新觀點、新認識、新解釋,在本書中可謂屢見不鮮。既能做到“因事設論”,不主觀推測,又能做到“學術創新”,彰顯己見,其不僅凸顯了作者嚴謹的學術風格,也體現了作者敢于創新的學術勇氣。

其四,“舊經驗”與“新成果”的有機結合。所謂“舊經驗”就是百餘年來中國哲學史研究者、寫作者們的實踐經驗。百餘年來的“中國哲學史”代表性著作,對于“中國哲學史”寫作方式的探讨、對于“中國哲學史”發展階段的劃分、對于“中國哲學”基本特征的追問、對于“中國哲學”根本問題的厘定、對于“中國哲學”主要範疇的整理、對于“中國哲學”價值的評估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且寶貴的經驗,并(大多)已成為學界共有知識資源,從而亦自然而然地、程度不同地被保留在本書中。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及時且适當地吸收了新近研究成果,使本書極具時代感。“新成果”的吸納,不僅使本書對相關哲學範疇或命題的解釋更加完善,從而提升着本書的學術價值;而且使學術成果消化于教材之中、從而實現着學術成果與教材教學的互動;對于作者而言,則凸顯了其寬闊的學術胸襟和開放的學術視界。

在現時代,我們對“中國哲學史”寫作的期望是:不僅有明晰的“哲學問題”,而且有正确的“作者理論”,而哲學史的叙述正是通過它們的互動而展開;不僅要充分體現“中國特色”,而且要積極接納西方哲學的方法,并在中西哲學的比照、融會中凸顯“中國哲學的自主性”;不僅要忠實中國哲學文獻,“因事設論”,而且要超越文獻,獨創新論,從而使哲學史體現“事實性”與“價值性”統一;不僅要虛心地繼承以往哲學史寫作的經驗,而且要積極地吸納新的哲學史研究成果,從而使哲學史做到“新舊相資而新其故”,成為傳播和弘揚中國哲學智慧的途轍。無疑,按照這些要求寫出的“中國哲學史”,應該是一部比較科學、比較全面、比較新型的哲學史。 因此之故,謂此書開啟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新範式,殆不為過也。

【書作者簡介

郭齊勇,男,漢族,湖北武漢人,1947年生,哲學博士,beat365体育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專長儒家哲學與20世紀中國哲學,國家重點學科“BEAT365唯一官网中國哲學學科”學術帶頭人。在海内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兩百餘篇。兼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哲學學科評審組專家、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行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代表作有《中國儒學之精神》、《熊十力哲學研究》、《現當代新儒學思潮研究》、《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等等。

【推薦人簡介】

李承貴,男,江西人,現為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學術委員會委員,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團隊“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團隊”學術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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