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思想研究的嶄新開端

——讀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第一卷

                                     熊敏

當我從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的主編何萍教授那裡獲贈全集的第一卷時，不禁欣喜萬分，作為盧森堡研究者的我确信，它意味着學界即将迎來一個嶄新的開端，以對盧森堡的思想進行更為有理有據和更為深入的研究。

在總序與第一卷前言中，何萍教授高屋建瓴地對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做了整體介紹，對第一卷的基本内容和邏輯線索的展開亦給予了凝練而準确的提示。該卷清晰地向我們呈現了羅莎・盧森堡由最初的革命青年成長為成熟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軌迹，“從波蘭的羅莎·盧森堡到德國的羅莎·盧森堡，既是羅莎·盧森堡對她早年接受的波蘭‘無産階級黨’的國際主義優良傳統進行理論提升的過程，又是羅莎·盧森堡走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舞台的道路。”[1]對羅莎·盧森堡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将馬克思主義理解為思考現實問題的辯證方法而非抽象、僵死的公式，唯有如此，當人們走向多樣的具體時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因此，盧森堡在“工資基金理論”一文中區分出兩種不同的批判方法。她指出，“在國民經濟學和所有社會科學的問題中，存在兩種批判方式。第一是批判現存理論本身的内容，揭示其矛盾，揭示其缺陷。第二是考察批判的對象，兼顧這個被批判的理論賴以産生的對象與那些社會事實的曆史聯系。……第一種批判方法進行絕對評判，就像陪審員一樣評判“有罪”或“無罪”。（或“正确”或“錯誤”）第二種批判方法考察真理的相對性，即以時間為條件的真理，它不批判這個理論，它隻是指出這個理論也許已經過時。”[2] 對盧森堡而言，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方法顯然是指後一種更具有總體性的方法。方法問題對盧森堡是如此重要，其成名之作《社會改良還是革命？》，就是以對伯恩施坦及其所代表的機會主義的方法批判作為開篇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羅莎·盧森堡的著作中，我們是讀不到以抽象概念的形式表達的純哲學著作的，但卻能夠在她的資本積累理論中、在她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理論中、在她的民族問題的論述中，讀到她的曆史辯證法思想。”[3]

   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第一卷還向讀者展現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盧森堡一方面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進行了集中的批判，另一方面則始終持有一種客觀和開放的視野，而借由這種視野，作為讀者的我們亦能從中一窺究竟，複現當年那場激辯的多重畫面。盧森堡曾于1898年9-11月間短暫擔任《薩克森工人報》的主編，其在任期間，為繼續對伯恩施坦和其他修正主義者的有争論的觀點展開辯論，在報紙上特地開辟了《關于策略的讨論》專欄，分十三次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其他社會民主黨人的看法以及各個黨組織的決議。其中有幾篇特别值得留意。例如第七篇全文照登了伯恩施坦的支持者、《前進報》編輯格拉德瑙爾對盧森堡的批評的回應，使讀者對論辯雙方的邏輯、言辭、風格等産生最直觀的感受，因而也更容易進入到真實的論辯之中。第十一至十三篇則連載了俄國的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給考茨基的公開信，表達他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質疑。此封公開信的意義之一在于，它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影響絕非僅限于德國社會民主黨内，而是對當時的整個馬克思主義話語環境造成了污染，并引起了國際範圍内的關注和讨論。普列漢諾夫在他的回應中特别強調了哲學知識的重要，認為伯恩施坦的“哲學知識貧乏得令人吃驚，他關于一般唯物主義的觀點是颠倒黑白”，其修正主義根本就是對來自資産階級陣營的庸俗經濟學者們的老調重彈，毫無創新，因為 “要啟發人去思考，必須舉出新的事實，或者就已知的事實作新的發揮。伯恩施坦在這兩方面都沒有做到，因此他不能啟發任何人去思考。”普列漢諾夫由此提醒每個願意思考的人從方法論的層面去考察和理解伯恩施坦由社會民主黨變為“社會政治家”的曆史，并将此教訓永遠銘記在心。[4]

   除了在《關于策略的讨論》專欄向讀者們呈現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和讨論，當盧森堡得知意大利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拉布裡奧拉在一本法國雜志《社會主義運動》上發表了論伯恩施坦的文章之後，不僅費力找來，而且親自翻譯，添加引言和注釋，随後推薦給《萊比錫人民報》發表。拉布裡奧拉在“試論伯恩施坦的書”一文中首先辨析了意大利、法國與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在發展階段上的不同，因此伯恩施坦事件的影響随國别不同而有所不同。他還指出，在一定意義上，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或者說實踐與理論結合越緊密，應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所提出問題的迫切性越強。而從積極的層面來看，“社會主義總是到處受到激進分子、猶豫改良分子和粗鄙革命分子的影響”，讨論則為再次澄清問題提供可能。拉布裡奧拉特别提到了“羅莎・盧森堡發表在《萊比錫人民報》上的非常生動和透徹的文章”，将之形象地比喻為“一個活的機體的直接反應”，“這個有機體因這些變得有血有肉的原理而維持生命，它用這些原理維護自己的範疇、自己的指導性觀點、自己的行為方式，一句話，維護自己的存在。” 這既是拉布裡奧拉對盧森堡的至高贊譽，也體現出他對盧森堡反修正主義鬥争意義的深刻理解。盧森堡不禁欣慰地看到，“社會民主黨的頭腦清醒和善于思考的人，即使在外國，對機會主義理論家的看法也是一緻的。”[5]

   英國曆史學者佩裡・安德森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讨》一書中曾根據時代、社會背景和面臨任務的不同，将馬克思主義者們區分為不同的代際。其中，拉布裡奧拉、普列漢諾夫、梅林和考茨基被認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繼承人；盧森堡、列甯、托洛茨基等人則被劃分為第三代馬克思主義者。這種劃分雖未見得盡善盡美，但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結合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所提供的豐富文獻，我們就能夠較為清晰地看到以盧森堡為代表的第三代馬克思主義者與上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在彼此尊重和肯定的基礎之上的互動，從而真實把握到馬克思主義在代際傳承方面的線索。我們甚至可以更為樂觀和更有底氣地設想，随着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各卷的陸續出版，在必然日趨豐富的文獻材料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真正地重新回到第二國際，感受當時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并圍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結構,重新評估包括考茨基、伯恩施坦、盧森堡、列甯等人在内的複雜争論，在理論上徹底弄清第二國際發生分裂的内在原因及其意義。隻有當我們抵達這一步時，才能足夠自信地表明，我們研究羅莎・盧森堡，也就是研究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從“一”到“多”的曆史；而且這種研究不是僅僅觸碰馬克思主義表面的多樣性,而是從這一曆史出發穿透多樣性現實的外表,從中離析出曆史的開放性和未來的可能性。

   在通讀完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第一卷之後，除了閱讀本身所帶來的愉悅和收獲，我久久感佩于以何萍教授為代表的編者與譯者為将這位偉大女性引入當代研究視野所付出的心力和勞力之巨，亦深深體會到老師為推進中國盧森堡思想研究的拳拳之心。盧森堡在1899年5月緻約吉希斯的信中直言不諱地宣稱，“在我的波蘭和德國的革命實踐中，我始終奉行的最高原則，就是忠于自己……在波蘭運動和德國運動中，我現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将來仍然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6] 緻敬羅莎・盧森堡，緻敬“十年磨一劍”的中文版《羅莎・盧森堡全集》的編者和譯者，緻敬忠于自己的理想主義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