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綱紀：談李澤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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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上，我跟李澤厚并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響

記者：美學熱中，李澤厚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位學者。後來我們讀到您跟李澤厚合作的《中國美學史》，這本書并沒有寫完……

劉綱紀：我跟李澤厚是北大校友，他高我兩級。一起參加王朝聞主編的《美學概論》編寫。我們是老朋友。他的思想比較敏銳，經常提出一些很有深度的看法。他很早就寫《孔子再評價》，還請示胡喬木能不能發表，胡喬木說可以才發表的。但是，李澤厚有些觀點我也不完全贊同。有些想法在邏輯上不夠周密，還有一些跟馬克思主義不一緻。我也寫過文章批評他，也比較直率。但是，他的才華确實是很不錯的。學術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是一個曆史過程，我是很肯定他的。

記者：是怎麼跟李澤厚合作起來的呢？

劉綱紀：我其實早就有寫作《中國美學史》的想法。在1979年還是1980年的一次會議上，我提出了這個選題。剛好李澤厚他們也提出了同樣的選題。我當時認為不可能同時上兩個一樣的項目，我主張合起來搞，我承諾隻寫一部分。但我寫了若幹部分之後，李澤厚也沒有征求我同意，就宣布說此書由李澤厚、劉綱紀主編。李澤厚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一般他認為不行的人，他是不大搭理的，但他始終認為劉綱紀還不錯。他給我的信裡面也說，“環顧海内，非公莫屬。”又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總之很多高帽子。這本書一直寫到南朝，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停下來了。現在看這部書，還是國内第一部系統講中國美學的，還是很有曆史意義的。

記者：您的經曆跟李澤厚不一樣。這個會不會導緻你們在學術和思想上會有一些差異？

劉綱紀：确實，我是1950年，我的家鄉解放後，我就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我小的時候，正好是國共合作，很多文化人流亡到我們那裡，我當時在一些進步老師的帶領下，參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活動，同時也參加了很多文藝活動，對音樂、美術、詩歌都很有興趣。我父親是一個很小的地主，他買了一點點田，自己也種。凡是靠近自己家寨子的田都是自己種，我中午跟他送飯，我對中國農民的勤勞、善良、純樸、堅強，很有認識。後來我到湖北農村下放，又再一次感受并印證了這一點。這些對我的思想都很有影響。我入團後，解放軍很快就把我作為培養對象，成為安順中學的學生會副主席。有一個解放軍還借《列甯生平事業簡史》給我看。我還跟解放軍一起到石闆房去參加清匪反霸。我對解放軍認識很深，我們黨領導的軍隊真的是人民的軍隊，中國共産黨确實是為人民的。這些都不是從書本上獲得的，是親身感受。我從1950年家鄉解放開始，就确立了一個信念，擁護共産黨領導，堅信馬克思主義是正确的。這個信念一輩子都沒有改變過。但是，在學術上，我跟李澤厚并沒有什麼大的分歧，思想方面是相互影響。

記者：您認為這本《中國美學史》在學術方面有哪些貢獻？

劉綱紀：比如說對道家的評價很高。過去說道家是滑頭哲學。但我們認為，儒道是中國的兩個思想源頭，而且儒道互補。道家在美學上的見解是非常高明的。另外，中西比較，講出了中國美學的很多特色，都是我們在這本書裡第一次提出來的。你現在去看可能會覺得不行，但在當時這樣的觀點還是很新穎的。我們有些人老是講學術創新，但是，創新離不開繼承，前人的思想貢獻是要去了解的，否則你怎麼創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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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搞學術就要開明，還要自信”—— 美學家劉綱紀訪談錄》，《深圳特區報》201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