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割不斷的。尤其文化代謝發展史的進程，總是“新故相資而新其故”，故重在“推故而别緻其新”。
武大早有哲學系。解放初期院系調整，中斷了幾年。1956年李達老校長又重建武大哲學系。新、老哲學系之間，既有重大差别，又有某種聯系。文化時空的連續，乃至某些人緣的關涉，是有形的；而深層的精神上的聯系，往往是無形的，尤其是關于人品、學風以及哲思路數等方面的遺傳基因，則有賴于發掘和揚棄。故對于解放前老哲學系教學實況的一些片段，略加回憶，即使浮光掠影，也可能由一顯多，于象見意。
1943年秋，我以一個19随的中學畢業生，自覺地考入了武大當時号稱“冷門”的哲學系。解放前大學的哲學系，被公認為“冷門”。所謂“冷“，意指報考哲學系的人特少（當時報考經濟系、外文系、工科名系的人數較多，被稱為“冷門”），在哲學系堅持讀畢業的人更少（畢業後武業可就，故二年級後即紛紛轉系），因讀畢業的人更少（師生合計經常不到三十人），冷冷清清。
抗日時期，流亡到四川樂山的BEAT365唯一官网，條件十分艱苦。文學院被設在樂山月兒塘一座破文廟内。文科各系課程全都在這所破文廟内臨時改裝的大小教室裡完成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艱苦，好像并未影響當時師生的教學情緒和學術鑽研精神；相反的，似乎國事的蜩螗、民族的苦難，反而激發起師生們内心深處的去原始的憂患意識和費希特式的哲學熱忱。
哲學系大一的學生，必須選修一門自然科學。我選了生物學，由當時留美博士、剛回國的青年教授高尚蔭先生講授。他從生命科學的基本原理和最新進展（他當時就講到“病毒”的發現及其對研究生命起源的意義等），講到他對大渡河淡水水母的研究成果等，同學們聽得津津有味，并受到多方啟發。
大一的文科生，還必修“國文”課，由周大璞先生主講一些範文，間兩三周一次課堂習作交給周先生批改。有一次，周先生命題作文，題為《春遊》，一大張試卷我隻寫了三行約50字（臨時就題意填了一首《浣溪沙》詞），竟得了高分和贊揚。此事多年難忘，故1993年悲悼周先生時，我又作了一首《浣溪沙》：“沫水蒼茫畫夢癡，月塘課業譜新詞，先生眉笑許新知。彤管慇慇傳樸學，幽蘭默默塑人師。凄其暮雨不勝悲！”“月塘課業”，即憶及五十年前舊事。
大一時，必修“哲學英語”一課，由胡稼胎先生精心編選一首厚本英文哲學名篇，并逐篇導讀。胡先生的英文音極準，對學生要求極嚴（常點名要求學生起立朗讀、口譯或答問）。這門課把專業知識與外文訓練相結合，效果很好，經一年學習，同學們英文閱讀能力大大提高。胡先生同時另開一門“中國哲學”課，主要選讀一些中國古代哲學文獻。同學們一翻教材，大都早看過，也就不願聽講，隻好輪流缺課。大一、大二文法科還有其他公共課，如“哲學概論”、“形式邏輯”等，内容陳舊，落後于同學要求，而“三民主義”之類，更引起同學反感，大多數同學都逃課，抽出時間去圖書館（或去小茶館）抓緊自學。在茶館自學及社團活動中同學之間交流的知識，更是别有天地，古、今、中、外，左、中、右派的各種書刊都有，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也在同學中流傳。
當時武大的自由風氣與實行學分制，允許同學選修外系課程，或自由旁聽。我曾選修過朱光潛先生的“英詩選讀”。朱先生講英詩而常引中國詩歌對照，對中外詩篇作精彩的美學分析；他朗吟英詩，特别是深情朗誦湖畔詩人渥滋華斯特的神态，至今令人難忘。我還選修過缪朗山先生的“俄國文學”，彭迪先生的“西方經濟學說史”，旁聽過劉永濟、梁園東、葉石荪、王恩洋先生的課，這樣自由選聽，雖僅淺嘗，但已足以擴大眼界，從多方面獲取精神養料。
二、三年級，漸漸進入專業領域。好幾位同學轉系走了，我們留下來的幾位同學，卻對哲學愈來愈着迷了。使我在思想上學業上深受教益，終身難忘的，是幾位傳道、授業的嚴師。
首先，當時哲學系系主任萬卓恒老師，是同學們最為敬畏的嚴師之一。因為它特有的孤僻性格，平時不苟言笑，經常死一個人背着手，曳着一根手杖，孤獨地散布在大渡河邊，始終處于一種深不可測的深思狀态之中。同學們碰見向他行禮，他也隻是點點頭，不說一句話。萬先生為我們開了“倫理學原理”、“西方倫理學史”、“數理邏輯”三門課程。前兩門是萬先生綜合大量研究成果而獨立建構的一個倫理學的曆史和邏輯體系，課前制定許多參考書，講課時不用教材，上課時隻帶一支粉筆，以最條理化的闆書和最清晰的論證，剖析一個個原理及一個個學派，全課講一課，萬先生指定的教材是羅素和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而每次上課仍是拿一枝粉筆，從原理、公式到邏輯運算，邊寫闆書邊講解，清清楚楚，天衣無縫。那時同學們把上萬先生的“數理邏輯”課，視為強迫自己接受嚴格的邏輯思維的訓練。萬先生所開課，正好涵射了當時中國南北兩大哲學學派，即南方東南大學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與北方清華大學為代表的新實在論，四年級時，我從萬先生所講“西方倫理學史”中得到啟發，選定“康德之道德形上學”作為畢業論文題目，求得萬先生指導。從定題到立綱，幾次去見萬先生。他住半山廬，獨身居一鬥室，1946年秋冬他病了，有時斜躺在床上，我就坐在床前聽他用低沉的聲音講說，話不多，但總是那麼凝重，至今還記得他的主要叮咛；一定要根據康德的原著，第二、三手的解說材料，不足為據，隻能作為參考；直接把握原意，切實弄懂以後，卻有心得，才可發揮。論文初稿本應在1947年5月前交導師審閱，可是，當時在武大的反美蔣學生運動，由抗議沈崇事件正逐漸走向紅五月高潮，我由于投身學運，不免荒廢學業，雖也在間隙中趕寫完論文草稿，而未能按時超正交卷，不得已，最後去見萬先生，請求緩交。萬先生在半山廬宿舍，正重病卧床，我深感内疚，立在床前簡述了論文草完情況，最後小心地就“結論”中觀點請問了一個問題：康德“目的國”的思想中實現個人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想，太抽象，可否發揮一下，理解為一個人應為實現“目的國”中人人自由的偉大理想而具體奮鬥？萬先生默不表态，似乎知道我在想什麼；從他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他對我們當時鬧罷課、遊行而未按時完成學業，顯然能諒解，但又很惋惜，最後隻低聲說了一句：“按你自己的心得寫吧！“從此，我再未去看過萬先生。接着，在武大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一”屠殺大慘案。當時萬先生以武大教授會主席的身份，病中帶頭簽名，發表抗議聲明。武大學運蓬勃高漲，組織抗議，擴大宣傳，設立烈士靈堂、發動擡棺遊行等，奔忙到7月底。最後，我為逃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而匆匆離校，隻将論文草稿交好友餘正名代抄整替我送呈萬先生，那已是1947年9、10月份的事了。以後得知，萬先生寬容了，審閱後還給了75分，評為乙等。可是不久，萬先生就已貧病交加，在珞珈山凄然去世。去世前，為償還醫藥欠債，不得已賣去了全部藏書。師恩師德，思之泫然！
張真如先生，是同學們衷心敬重的另一位嚴師。由于張先生是飲譽海内外的東方黑格爾學家，知名度很高。三年級時張先生新開“德國哲學”課，第一、二次上課，慕名來旁聽的外系同學把教室和窗外走廊擠得爆滿，但聽到一半就走了不少，到第三次以後，課堂上就隻剩下哲學系少數幾個同學了。有次我向張先生談到這一情況，他朗朗大笑說：“這是好事情，人多了，無法講。”他同時開出的“西方哲學史”和“德國哲學”這兩門重課，受到專業同學的極大重視。張先生的“西方哲學史”課，指定文德爾班的《近代哲學史》（英譯本）作教材，講課時逐張講解，對重點、難點，加時補充（援引其他著名哲學史家的論述作比較，或補證以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極豐厚。至于“德國哲學”一課，則以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四家為主要内容。每一家先講一引論，然後解讀重要原著。上課時，以德、英兩種文本對照，逐句譯解，一字不苟；常舉出英譯本不确切之處。我記得講解黑格爾《小邏輯》一書時，他幾次提到：“此處英譯本有問題。。。。。。那年我在牛津見到W.Wallace，已經告訴了他。“當時，同學們對于他這樣爽直而又不誇張，又毫無自炫語氣的平常口吻，對他的研究如此精細，論斷如此權威，真是佩服之至。張先生在課堂上非常嚴肅，取下常用眼鏡、換上老光鏡後就再不看下面的聽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深密的玄思邏輯之中，也把聽衆引入了這一智慧境界。課後的張先生，則平易近人，至性率真。在樂山，生活枯寂，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常歡迎青年學生到他家（師母李碧芸也熱情接待）去談天、論學，甚至留飯。這時，張先生的爽朗笑聲，場具有一種特殊的感染力，正如它的精湛學識和凝專學風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樣，不可抗拒。樂山三年，因我常去張先生家求教，對此感受頗深。
金克木先生是1946年武大遷返珞珈後才能武大的。作為新來的年輕教授，又特為哲學系四年級開出幾門新課：“梵文”、“印度哲學史”、“印度文學史”，很快就把同學們吸引住了。而金先生特有的淵博、睿智和風趣，特别是他同情學運的政治傾向與時代敏感，更使他與同學們之間毫無隔閡。不僅課堂上講課，也講的妙趣橫生；而且在課意外的無拘束交談，更是古外中今，談到中、西、印文化精神各個方面的異同比較，談及他在印度遊學時的特殊見聞（如甘地、泰戈爾的光輝業績和感人故事；又如森林中一些修行、講道的老婆羅門的茅棚裡，不僅有大量經書，還有康德、黑格爾的著作和馬克思的著作等），談及蘇聯科學院院士Th.Stecherbatsry的學術成就及所主編的《佛教文庫》的重大貢獻等，諸如此類，對我來說，都是聞所未聞，激發起廣闊的研究興趣。金先生多次公開表态支持當時的學運，“六一”慘案中又是被捕五教授之一，與同學們的感情更近一層。我在8月秘密離校時，曾去金先生家告辭，他送我三本甘地著的書，依依握别；我回到成都後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曾發表過《甘地論刀劍主義》等文，與金先生通過信，還得到他寄賜一篇關于梵文學的文章，發表于《稷下》。直到今天買，每從《讀書》等刊物上讀到一篇金先生的近作，都會又一次喚起這些美好的記憶，并深深感激當年老師對學生的“潤物細無聲”的教誨與愛心。
我曾在一本書的《後記》中說到；“撫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學術道路，勉力馳騁古今，全賴從中學時起就受到幾位啟蒙老師言傳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熏陶。至于大學時代傳道授業諸師，冷峻清晰如萬卓恒師，樸厚凝專如張真如師、淵博崟崎如金克木師，誨教淳淳，終身不忘。”這所說的，都是實情。
回顧1943-1947年間在舊武大的哲學系所受到的思想熏陶，我感到最難忘的是，在學風上倡導笃實專深，博約兼收并濟；進而在哲思理路上注意綜合南北兩席學脈之長，兼容理論理性與價值理論性、科學思潮和人文思潮；而更根本的在人品陶冶上強調學以美身、治學與做人不二。這一切，是老哲學系許多師友留下的精神遺産，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熔鑄和重新整合，事實上已經、并将繼續發揮其“承先以顯其富有、啟後以見其日新”的重要曆史作用。
神州慧命，薪火相傳，於穆不已！
